最近，國際評級機構惠譽將印度的信用評級展望下調至負面的BBB-，穆迪將印度評級下調至Baa3，這樣包括標普在內的三大國際評級機構目前給印度的評級都只比垃圾級高一級，而且在未來還有跌入垃圾級的風險。根據惠譽的評估，印度經濟今年可能出現5%的負增長。印度處在新冠疫情爆發式增長階段，卻宣佈“解封”，可見經濟已經難以為繼。
疫情確實給印度經濟造成巨大沖擊，但經濟的低迷不能簡單地歸咎於疫情，它只是進一步暴露了經濟的脆弱性。2014年莫迪上台後，高舉經濟發展的旗幟，大刀闊斧進行改革，在世界各地招商引資，力推“印度製造”，國際社會對印度經濟發展前景充滿期待。6年過去，莫迪雖然在税制改革等方面取得突破，但印度經濟增長率大多維持6%-7%的水平，沒有比前任曼莫汗·辛格政府時期更高，個別年份甚至更低。因為阻礙印度經濟發展的基礎設施、思想觀念、政治體制等硬條件及軟環境都沒有發生根本性改變，印度還不具備實現經濟持續快速增長的條件。
首先，導致印度經濟發展緩慢的硬條件沒有改變。良好的基礎設施是經濟發展、特別是製造業發展的基本條件。雖然過去多屆印度政府都強調發展基礎設施，但未見大的進展。印度火車的運行速度大多沒有超過80公里每小時;大城市停電是常見的現象。高速公路只有1000公里左右。莫迪上台後力推的孟買至艾哈邁達巴德高速鐵路，開工三年多，還沒有看到一根鐵軌。雖然充足的廉價年輕勞動力被認為是印度經濟發展的優勢，但是龐大的年輕勞動力中，受過基本教育和技能培訓的人極少，企業很多時候難以招到合適的工人。
其次，印度的國家發展戰略沒有做到“經濟優先”。作為一個經濟落後國家，要想快速增長，必須排除一切干擾，集中精力和資源，把經濟發展放在最優先的位置，用中國的經驗就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比如，印度現在每年軍費開支600多億美元，約佔GDP的3%，高於世界平均2%的水平，如果“忍一忍”降到2%，可以節省200億美元，不但每年可多修建1000公里高速公路，還可創造大量就業機會，帶動經濟增長，但這些錢通過購買武器為美俄等國的經濟增長做了貢獻。
印度常常因政治而犧牲經濟。以經濟手段達到政治目的，主要是經濟強國的外交政策選項，結果卻被印度頻繁使用。本來，來自中國的產業轉移和產能使用，可以以高效低成本建設基礎設施，助力“印度製造”，印度卻以政治和安全理由限制中國投資。最近，由於中印邊境衝突，印度社會再次出現抵制中國貨的浪潮，馬哈拉斯特拉邦政府甚至取消了兩家中國汽車製造企業的投資，有些印度國有企業取消從中國採購設備的合同。他們不懂得“政冷”的同時也可以“經熱”，這種非理性做法破壞了印度投資的軟環境，讓其它國家企業也不敢大膽投資印度。
最後，印度政府無法平衡局部利益和整體利益，短期利益和長期利益。發展不平衡的後進國家要加快發展，必須要集中資源於一些重點產業和條件較好地區，平衡多方利益。但是在印度的政治體制下，政府的能力無法做到這一點。以RCEP為例，加入RCEP有助於印度融入亞洲產業鏈和價值鏈，有助於亞洲其他國家相對過剩的產業向印度轉移，但由於一些財團和地方政府的反對，印度中央政府不得不退出RCEP談判。開放零售業，有助於增加印度消費者福利，提高本土零售業的長遠競爭力，但在印度本土零售業者的反對之下，已經開放的決定又不得不撤回。
印度社會沒有做好融入世界經濟的思想準備。在全球化時代，發揮自身比較優勢，融入世界，有助於實現經濟增長，但印度社會卻對開放持戒備心態。對於引進外資，印度是“欲迎還拒”，在大力宣揚吸引外資同時，又設置重重障礙。印度社會缺乏合作共贏的思想，對外商在本國贏利存在不健康心理，覺得外國人佔了印度的便宜，千方百計增加外資企業的税費，讓外資企業普遍感到在印度生意難做。降低關税，促進貿易便利化，實際上有助於印度參與國際分工。印度本想以高關税保護本國企業，結果卻是讓印度企業缺失國際競爭力。
要想把潛力變成現實，實現經濟持續快速增長，印度需要有一次脱胎換骨的“解放思想”運動，讓古老的印度社會實現根本性變革。但現在看來，不管是莫迪，還是其他任何印度政黨和領導人恐怕都難以完成這項歷史使命。(作者龍興春是北京外國語大學區域與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高級研究員，成都世通研究院執行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