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最初轉向全球市場時，擁有幾乎用之不竭的低廉勞動力供應的優勢。但現在大家都知道了，中國的製造業實力並非不受約束的市場力量的結果。
中國政府制定了雄心勃勃的目標，希望增加國內生產商在全球醫療用品中的份額。《紐約時報》的報道詳細解釋了政府如何向工廠提供廉價土地、提供補貼貸款、指示國有企業生產關鍵材料，以及要求醫院和企業使用本土產品來推動國內供應鏈發展。
西方媒體現在充斥着有關中國“試圖主導全球工業機器關鍵部件”的報道。其對中國在世界經濟中作用的描述，越來越讓人聯想到帝國侵略而不是“軟商業”。
中美之間的戰略和地緣政治緊張關係確實存在。其根本原因是中國經濟和軍事力量不斷增長，而美國領導人不願承認世界有必要多極化的現實。但是，我們不應該讓經濟被地緣政治所綁架，或者更糟糕的是，強化和誇大戰略競爭。
中國向泰國援助口罩，圖源：中國駐泰國大使館
首先，我們必須認識到，混合型、國家驅動的經濟模式一直是中國經濟成功的根源。如果説中國經濟奇蹟的一半反映了其在上世紀70年代末之後轉向市場經濟，那麼另一半則是政府採取積極政策保護舊的經濟結構（如國有企業），同時通過一系列產業政策發展新產業的結果。
當然，中國人民是主要受益者，他們經歷了歷史上最快的減貧進程。但中國的這些成果並不是以犧牲世界其他地區的利益為代價的。今天引起其他國家不滿的增長政策，也是中國成為西方出口商和投資者如此巨大市場的原因。
但是，中國的產業政策，比如用於醫療用品領域的政策，對其他地方的競爭者是否不公平？
我們不應貿然作此判斷。推行產業政策的標準理由是，國家有必要支持產生溢出效應、技術外部性和其他廣泛社會效益的新產業。但許多西方經濟學家認為，國家並不擅長識別哪些行業值得支持，而國內消費者和納税人承擔了（一國產業政策失誤的）大部分成本。換句話説，如果中國的產業政策被誤導，那麼因此受損的是中國自己的經濟。
按照同樣的邏輯，如果中國的政策制定者瞄準了社會效益超過私人效益的活動，從而提高了經濟效益，那麼外國人沒有理由抱怨。這正是經濟學家所説的“修復市場失靈”的典型案例。
當所討論的外部性是全球性問題時，如氣候變化問題，這一點尤其正確。中國對太陽能電池板和風力渦輪機的補貼降低了可再生能源的成本——這為世界其他地區帶來了巨大好處。
很少有人指責中國生產者抬高價格。更多的時候，抱怨是相反的，中國企業被批評拉低價格。這樣的指責可能更適用於美國和歐洲公司，它們經常是高科技市場的主導者。
歐美對產業政策的新推動，很大程度上是出於對中國“威脅”的擔憂。但從經濟的角度看，這個焦點放錯了。需求和補救措施應放在自己的國內領域。目標應該是在國內建立更具生產力、包容性的經濟——而不是簡單地要超過中國或破壞中國的經濟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