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網12月18日電 2020年12月17日，即將離任的中國常駐世貿組織代表團大使張向晨在世貿組織今年第五次總理事會上就發展中成員特殊與差別待遇、市場導向條件等問題闡述了中方立場，並發表了臨別感言。
張向晨大使發言如下：
臨別感言
主席先生，
親愛的同事們，幾天後我就要離任回國了，感謝大家的美好祝願。離別總是匆匆。在過去的三年零八個月裏，我和大家一起經歷了多邊貿易體制的艱難時刻。逆境中的執守是最為難得的，正因為如此，我非常珍視我們之間的情誼。天冷了，樹葉都掉光了，但我在院子裏栽下的那株玉蘭卻結着一簇簇綠綠的碩大的花苞，明年四月初就會盛開。我雖然看不到了，但我相信，日內瓦的下一個春天一定會很美。以後，我人在北京，心還在日內瓦。Ne m'oublie pas.
關於發展中國家特殊與差別待遇
主席先生，
上次總理事會關於美國發展提案的辯論結束後，一位資深的秘書處官員一臉苦笑對我説，“這種辯論真是對外交官耐心的一種考驗啊。”根據我的理解，這句話翻譯成非外交語言就是，“你們這幫人就一個註定沒有結果的問題爭論不休，真是讓人煩透了！”
我完全理解他的感受，我自己的耐心通常也只是針對女士和孩子們。但是，我不能阻止美方提出提案，我甚至引用過總理事會議事規則中有關不要重複討論同一個問題的規定，也無濟於事。而這個問題又涉及到中國，我不能不做出回應。
為了減輕我的那位秘書處朋友的焦慮，我今天不準備重複我講過的觀點，也不打算再羅列一大堆事實和數據。我只想給大家講一個故事。
這個故事是針對美國大使謝伊上次講的一句話，“經濟上更為發達一些的國家顯然有能力通過談判獲得其所需要的靈活性，而不應再享受全面的特殊與差別待遇。”
那是2001年6月7日的晚上，亞太經合組織貿易部長會議在黃浦江畔的上海國際會議中心舉行。忽然有人發現，作為主持人的中國部長石廣生和美國貿易代表佐立克都不見了，而且他們再也沒有回到會議大廳。他們去哪兒了？其實他們就在附近的一個房間裏，就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的最後一個遺留問題—中國農業的補貼水平，是按照美國堅持的發達國家的標準（即農業總產值的5%），還是按照中國堅持的發展中國家的標準（即農業總產值的10%）進行談判。我當時作為中國部長的助手一直在那間屋子裏。
雙方花了很長的時間解釋各自立場，相持不下。此後，佐立克提出7.5%，稱這是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水平的中間點，而中間點是任何一場談判都應該可以接受的標準。石廣生部長回應，不接受美國所説的中間點的談判標準，對10%這一發展中國家標準的哪怕一點點的偏離都是中方為談判達成協議做出的讓步。作為對美方靈活性的回應，中方可考慮接受9%。
請允許我補充一個背景。美國在談判中之所以離開原來5%的立場，展現出一定的靈活性，與1995年3月13日美國貿易代表米基·坎特與時任中國外經貿部長吳儀女士發表關於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的一個聯合聲明有關。在聲明第七段，美國承諾，“美國和中國將在一個靈活、務實的基礎上進行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的談判，並且同意在烏拉圭回合協議基礎上實事求是地解決中國發展中國家的問題。”可以説，這個聲明構成了中美世貿組織協議最終達成的重要政策基礎。而為了就上面提到的那句話達成協議，雙方進行了一場漫長而艱難的談判，我本人全程參與了。
正是由於這個背景，雖然立場有差異，雙方卻並未就中國是否是發展中國家和該不該享受特殊與差別待遇進行爭論。佐立克説，“我們承認中國的發展中國家地位已經是跨出了一大步，”但他仍然認為9%的數字太高了，理由是中國當時的實際補貼水平很低。石廣生部長回應：“目前有多少補貼是我們的能力問題，我們要求的是這個權利。”
沉默、相持、休會、越洋電話……，
復會後，美國從7.5%提高到了8%，中國從9%降到了8.5%。
沉默、相持、休會、越洋電話……，
請讓我把整個晚上的故事截短，雙方最終同意8.5%，協議達成。此時，東方既白，江上駁船穿梭，汽笛長鳴。
8.5%與7.5%只差1個百分點，這1個百分點意味着什麼呢？相當於200億美元。這個數字看起來很大，但是攤到中國兩億多農民身上，每個人也只有約100美元。而我們清楚地知道，如果沒有中方在1995年推動美國承諾以務實的方式解決中國發展中國家地位和待遇問題，以及在談判最後階段的據理力爭，我們是不可能得到這寶貴的1個百分點的，甚至連7.5%的水平都難以得到，就像後來加入世貿組織的一些發展中國家一樣，在未能獲得主要談判方對其發展中國家地位的承諾的情況下，他們只能接受5%的水平。
故事並沒有結束。正如我們當年所預見的那樣，加入世貿組織後，隨着工業化進程加快，中國農業生產資料價格快速增長。我們在談判中竭力爭取到的政策空間也漸漸地顯得捉襟見肘，不敷使用了。
雪上加霜的是，2019年2月和4月，我們遺憾地在世貿組織輸了兩個農業官司。我至今也不能認同專家組關於“適格產量”（QEP）的界定——即使用年度總產量而非實際收購量作為計算補貼的基礎。專家組成員顯然對中國的農產品收購制度缺乏深入瞭解，從而得出了錯誤的結論。但出於對世貿組織爭端解決機制的尊重，我們還是接受了裁決，並正在按照規定的時限進行整改，這意味着中國農業支持的分母被人為地擴大，支持空間進一步被壓縮，政策調整將涉及到近1億小麥和水稻種植農户的生計。
歷史並未走遠，上海國際會議中心的燈火映在黃浦江上的粼粼波光，至今歷歷在目。這個故事告訴我們，對許許多多發展中國家而言，所謂“全面的特殊與差別待遇”從來就不存在，要在談判中爭取到有實際意義的特殊與差別待遇，必須依託烏拉圭回合協定賦予的和加入世貿組織談判爭取到的制度性權利，絕不能輕言放棄。這種權利與僅憑談判者個人的口舌之利或寄望於對方的憐憫和施捨獲得某些靈活性完全不可同日而語。
關於“市場導向條件”
主席先生，
“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在市場和政府的關係中，市場的力量毫無疑問是決定性的，這是個常識。我們在這裏需要討論的是誰在挑戰這個常識？是誰在破壞“最惠國待遇”這樣的通行國際市場規則，是誰在人為地改變和阻礙國際市場要素的流動？是誰要把世貿組織帶回到誰的拳頭大誰就掌握真理的舊時代？謝伊大使在今天上午的發言中提及鋼鐵產能過剩全球論壇報告中的建議，我腦海中立刻出現的一個問題是，是誰以國家安全的名義對鋼鐵產品採取限制措施從而扭曲正常的貿易？不搞清楚這個問題，不採取措施糾正這些錯誤做法，不有效地阻止今後出現類似的系統性破壞，在這裏空談市場導向，我們就會像挑戰風車的堂吉訶德一樣荒唐可笑。
謝伊大使在7月份總理事會上説過，“市場導向條件不是要否定或干預政府治理和監督管理政策，而是為了確保市場主體之間的公平。”事實真的如此嗎？美國提案中的“市場導向”標準，並非什麼新的東西，而是來自其國內法有關反傾銷的“非市場經濟國家”的標準。在現實中，美國按照自己制定的這些標準，對一國經濟任意定性，普遍適用個案調查，武斷採取“替代國”做法，讓中國和很多發展中國家的企業吃盡了苦頭。我們從自己的經驗中感受到，這些標準與多邊貿易體制的非歧視原則格格不入。
反補貼領域也是一樣。我給大家講一個實例。位於中國山西偏僻鄉村的一家小企業，生產普通的鑄鐵污水管，卻在2018年7月莫名其妙地遭到美國的反補貼調查，而且被認定的補貼率高達34.87%。這樣明顯荒唐的結論是如何做出的呢？第一，以中國存在國有企業為由推定中國要素市場嚴重扭曲；第二，採用第三國市場要素價格代替中國真實市場價格來計算補貼利益。按此推導，這家企業從政府得到鐵礦石、廢鐵、焦炭、電力乃至貸款利率等各種補貼一大堆。而實際上，這些補貼純屬子虛烏有，這家企業真正可能來自政府的資助只有0.12%。錯誤地使用人為市場標準誇大別國補貼的情況，可以從聖加侖大學伊文尼特教授的研究中得到印證。
“市場導向條件”，聽上去很美好。我的廚師週末喜歡到山上採蘑菇，也積累了一些經驗。他告訴我，越是看上去色彩豔麗的蘑菇越是要當心，因為它們很可能是有毒的。
來源:海外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