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期4天的博鰲亞洲論壇2021年年會於4月21日下午在海南博鰲落下帷幕。來自6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2600多位政界、工商界代表和學者，參加了本屆年會。其中，多位經濟界人士在論壇期間圍繞多個經濟議題展開了建設性的討論。總結來看，這些經濟類議題包括中國經濟形勢、數字貨幣、資本市場、碳中和、養老金制度改革、“一帶一路”沿線債務問題等。
關鍵詞1：中國經濟
“還沒完全全恢復 今後幾個季度會繼續強勁增長”
國家統計局近日發佈的數據顯示，初步核算，一季度國內生產總值249310億元，按可比價格計算，同比增長18.3%，比2020年四季度環比增長0.6%；比2019年一季度增長10.3%，兩年平均增長5.0%。
如何看待一季度中國經濟的表現？博鰲亞洲論壇2021年年會期間，清華大學中國經濟思想與實踐研究院(ACCEPT)院長李稻葵在接受新京報記者採訪時表示，雖然一季度18.3%的經濟增速讓人振奮，但是中國經濟還沒有完全恢復，當前經濟的恢復是不均勻的，不同產業、不同部門、不同地區的恢復程度是不一樣的。比如，服務業的恢復還不夠充足，旅遊、酒店和一些具體的活動還沒有完全恢復。還要持續發力，關注經濟修復的過程。第二，很多企業運營時碰到了不少困難。由於疫情帶來的後遺症，使得本來正常運行的企業也受到了一些影響，現在很多實體經濟企業的資金還是很緊，在宏觀政策層面上引導資金進入到實體經濟中是一個重要的工作。
朱民在博鰲論壇期間也表示，今年一季度18.3%的GDP同比增速讓很多人興奮，但這是相較於疫情最嚴重的2020年一季度GDP而言的，一定程度上是一種“數據幻影”。更應關注的是今年一季度比去年四季度的增長，環比增長0.6%，這表明中國經濟在今年一季度繼續恢復和走強。“一定要看比的基數是什麼。還有種方法是和2019年一季度比，這個數字也比較好，回到了正常規模。今後幾個季度，經濟會繼續強勁增長。”
關鍵詞2：數字貨幣
“數字貨幣固然重要，但中國金融核心任務是有效推進人民幣國際化”
在博鰲亞洲論壇2021年年會“數字支付與數字貨幣”分論壇上，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李波談及數字人民幣時表示，目前數字人民幣沒有在全國落地的時間表，未來要繼續做好試點工作，擴大試點項目的範圍。如更多的使用場景，更多的城市試點。數字化人民幣的發展重點目前主要是推進在國內的使用。就人民幣的國際化而言，我們已經多次表示這是一個自然而然的進程，我們的目標絕不是要取代美元或者是其他的國際貨幣，我們的目標是讓市場來做出選擇，是要建立一個非常紮實的國內的數字人民幣，建立一個健康的生態系統。”李波表示。
博鰲亞洲論壇副理事長、中國人民銀行前行長周小川在談到數字貨幣這一話題時表示，央行發行數字貨幣最開始的考慮並不是為了跨境支付，而是為了給14億人口提供更加方便的支付方式。“要尊重各國央行的貨幣主權，利用數字技術照樣可以大幅度提高方便性，而不是採取某一個貨幣‘一統天下’的做法。”周小川還指出，當前國際上有一些聲音，認為數字人民幣會對全球金融系統造成衝擊和破壞，實際上沒有那麼嚴重。
不過，中國人民大學原副校長吳曉求在博鰲論壇期間談到數字貨幣時則表示，他並沒有對數字貨幣看得如此重要，中國金融最核心的任務不是一定要把數字貨幣放在何等重要的位置，核心應該是把中國金融開放放在頭等重要的位置，核心是如何有效推進人民幣國際化，這些是中國金融改革重要的任務。“並不是説數字貨幣不重要，但是和人民幣的國際化、中國金融開放相比，中國金融開放、人民幣國際化更重要。我們不能把太多精力放在數字貨幣那個層面上，否則就會延誤我們大的戰略。因為如果人民幣國際化和金融開放沒有完成，我們就走不了其他道路。數字貨幣固然重要，但是金融開放、人民幣國際化更重要。”吳曉求説。
談到比特幣等加密資產，李波認為，加密資產是投資的選項本身，是另類投資，並非是貨幣。作為投資工具，包括中國在內的很多國家正在研究這類投資方式該有怎樣的監管環境，要確保不會造成嚴重的金融風險。“對於一些穩定幣而言，如果讓這樣的加密資產成為得到廣泛應用的支付解決方案，我們需要更加強有力的規則，要比對比特幣的監管更加嚴格。因為由私營企業發行的、將會作為支付工具的穩定幣，必須要有像準銀行或者銀行的監管規則對於穩定幣進行嚴格監管。”
周小川在談到比特幣時表示，不管數字貨幣還是數字資產，都要為實體服務。“我們經歷過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發現金融脱離了實體，比如影子銀行、衍生品這些純粹變成了金融機構之間的投機交易，和實體沒有聯繫了，就容易出問題，以至當是一些國際大行的領導、交易員們看不懂，很難做好內部控制。”
“要區分數字貨幣和數字資產，對於比特幣這類數字資產，並非現在要下結論，但是要提醒，要小心。在中國，金融創新的東西都要説清楚它對實體經濟的好處”。周小川説。
關鍵詞3：資本市場
“證監會有信心在開放過程中維護資本市場的穩定”
4月19日晚間，在博鰲亞洲論壇2021年年會“金融開放與金融合作”分論壇上，證監會副主席方星海表示，如果某個外資進來造成了股市大幅波動，證監會可以暫時停止其交易，證監會有信心在開放的過程中維護資本市場的穩定。對於備受關注的中概股在美上市問題，方星海表示，可以找到通道或者辦法解決中概股在美上市問題。希望新一屆美國政府到位後，重新重視中美金融合作，而不是有了一個問題就拿那個問題作為藉口埋怨中國。只要雙方誠心誠意，可以找到一個辦法，解決PCAOB的關切。
對於外國人看不懂中國規則這一問題，方星海坦言，中國規則制定方面細節可能有欠缺，我們要繼續改進，一邊幹一邊完善。比如註冊制這麼大的改革，現在推出也就一年半的時間，這當中肯定有些地方進一步磨合，但是方向是堅定的，就是法制化、國際化、市場化。
中國人民大學原副校長、中國資本市場研究院院長吳曉求在博鰲論壇期間談到中國資本市場時表示，註冊制改革開啓了中國資本市場市場化改革的時代。“註冊證改革還在不斷完善中，它主要改變了上市公司的標準、改變了上市公司的定價機制，同時將進一步改革資本市場的制度規則，包括退市機制、信息披露、監管體制，都將進一步完善。而法律制度，包括刑法對違法違規、虛假信息披露、欺詐上市的處罰，都要做根本性的調整。”吳曉求表示，當前我們的刑法修正案已經完成了，現在企業進行申報IPO時變得非常謹慎，一抽查它們企業都害怕，這與刑法修正案有密切關係。
關鍵詞4：碳中和
“碳中和是在根本上重建中國經濟”
碳中和是今年博鰲論壇期間的一個熱門話題。中國金融學綠色金融專業委員主任、北京綠色金融與可持續發展研究院院長、G20可持續金融研究小組共同主席馬駿在博鰲論壇期間對其
此前作出的“碳中和將帶動100萬億元至300萬億元的投資規模”的判斷給出了詳細解釋。他進而表示，“綜合各種數字，100萬億似乎是非常保守的估計，而幾百萬億是大概率事件。”
碳中和為中國經濟發展提供了機遇，但也帶來了很大的挑戰。清華大學國家金融研究院院長朱民在博鰲論壇期間坦言，碳中和給中國經濟帶來的一個挑戰是——我們的碳排放量超過100億噸，佔全球碳排放的20%多。“大的規模要壓縮下來，在30年的時間裏，這是人類史上沒有的。”另一個挑戰是，中國在實現經濟增長的同時要實現碳排放的減少。
“若想達到能源消耗維持原有不變甚至下降，需大幅提高能源效率。” 朱民説，碳中和是在根本上重建中國經濟，給了我們提升勞動生產率、推動科技發展的一個重大抓手。
那麼，從金融角度，如何推動金融支持碳中和目標的實現？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易綱在博鰲論壇的演講中表示，人民銀行聯合相關部門不斷完善綠色金融頂層設計，央行設碳減排支持工具，激勵金融機構為碳減排提供資金支持。人民銀行還將通過商業銀行評級、存款保險費率、宏觀審慎評估等渠道加大對綠色金融和碳減排的支持力度。
易綱還表示，央行將及時評估氣候變化對金融穩定和貨幣政策的影響。央行正研究在對金融機構的壓力測試中，系統性地考慮氣候變化因素。“我們還將在外匯儲備中繼續增加對綠色債券的配置，控制投資高碳資產，在投資風險管理框架中納入氣候因素。”
關鍵詞5：養老金改革
“做好國際經驗的比較對完善我們的養老保險體系非常重要”
4月20日在博鰲亞洲論壇“迎接老齡化社會-養老金改革”分論壇上，中國人民銀行前行長周小川、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李波、中國銀保監會副主席肖遠企、中國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鄭秉文圍繞養老金制度改革進行了討論。
周小川在視頻演講中指出，中國的養老金體制和政策體系並沒有自己的特長，也沒有積累自己的特殊經驗，做好國際經驗的比較對完善我們的養老保險體系非常重要。
李波和鄭秉文都認為，養老金改革應該成為金融供給側改革的重要抓手，要推動養老金制度由現收現付型向積累型轉變。其中，在李波看來，通過推動養老金體制向積累型改革，來有效緩解長期資本不足的問題。但從現收現付型養老金制度向積累型制度轉移的難度很大，得動用一些其他資源來支持過渡期的養老金支付是最大的挑戰。鄭秉文則認為，養老金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往積累型的方向去努力，涉及到第一支柱的結構性改革、建立多層次的養老體系這兩個問題。“無論要解決哪個問題，都要補齊第二、第三支柱的短板，現在到補齊這些短板的時候了。”
肖遠企則表示，當前應把不具備養老特徵的大量個人資金供給轉化為第三支柱的養老產品，而且我們也有這樣做的基礎。對於延遲退休能否解決養老金的問題，肖遠企表示，“（延遲退休）能夠解決一些養老金的問題，但是不可能延長退休的年齡到八九十歲。”
關鍵詞6：“一帶一路”國家債務
“中國積極參與G20的一些緩債倡議，要防止道德風險、防止損害中國投資人和中國存款人的利益”
今年博鰲亞洲論壇的主題是“世界大變局：共襄全球治理，合奏一帶一路強音”，與會的嘉賓圍繞“一帶一路”進行多個討論。其中，對“一帶一路”國家債務問題進行了諸多的討論。
周小川指出，在疫情之前，不少“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已存在高債務的問題，這些國家包括髮展中國家和不少中等收入國家、甚至中等偏高收入的國家，比如阿根廷的債務問題。疫情影響之下，高債務的問題又加重了。“這些國家的財政不寬裕，一方面應該用公共資金做好防疫工作。另一方面，影響了這些國家的出口，外匯收入減少，償還外債能力變弱。”
據瞭解，去年自新冠疫情暴發後，一些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陷入了困境，債務壓力加大，為應對疫情衝擊和恢復經濟社會發展，中國參加了G20對最不發達國家的緩債倡議，在G20第一輪緩債中，我們共計對23個國家的官方債務進行了緩債，緩債金額超過了13億美元，是G20國家中緩債金額最多的國家，目前G20相關方面正在開展第二輪緩債工作。
“我的觀察是，不能輕易去提這個所謂剃頭（抹零）或者消債。因為這樣最容易造成道德風險，也會造成這些國家的國際評級下降，使得這些國家的新融資遇到困難。”周小川説。
周小川還指出，這些發展中國家的外債問題跟中國關係很大。“在新世紀以來，尤其是金融危機以來，發達國家在全球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的債務佔比逐步下降，而中國在這些國家的債務佔比中逐步上升。當前中國積極參與G20的一些緩債倡議，但同時我們要認識到情況的複雜性，也要防止道德風險、防止損害中國投資人和中國存款人的利益。”
在博鰲亞洲論壇的圓桌會上，中國進出口銀行董事長鬍曉煉也表示，當前緩債是在特殊環境下的特殊時期幫助債務國平滑償債壓力，對債務償還作出的適當調整。“它不是減債也不是免債，也不能借這個機會來挑撥發展中國家的關係，而損害中國的利益，剪中國的羊毛。這不但做不到，還會對可持續融資造成重大的不利影響。”
除了緩債，還有哪些方法解決上述國家的債務問題？商務部副部長錢克明在博鰲亞洲論壇期間表示，發展中國家的債務問題由來已久，解決這個問題的關鍵還是要發展，“債務重組、債務評級以後，發展中國家在國際上的融資成本大幅上升，融資困難增加，今後還搞不搞基礎設施、還有沒有發展積極性，這是很大的問題，關鍵要解決發展問題”。
新京報記者 侯潤芳 編輯 陳莉 校對 李世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