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以來，德清湧現出不少熱衷公益事業的人，其中有一部分是先富起來的，多年來始終不忘回報家鄉，為共同富裕貢獻力量。用現在熱門的話來説，就是嘗試實踐了“三次分配”，起了很好的帶頭作用。近年來，“三次分配”成為德清“德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正越來越成為廣大中高收入羣體的自覺行動，得到了受益者的交口稱讚。但也有一些人因為在眼前沒有直接受益，對“三次分配”不那麼理解。
所謂的“三次分配”，最早由我國著名經濟學家厲以寧提出。他提出，第三次分配通常是指基於道德力量作用的收入再分配，包括社會公益事業把人們捐贈的錢財用於幫助低收入家庭，也包括人們自願從事的幫助低收入家庭脱貧的捐獻，如幫助孤寡老人、病人、殘疾人、兒童，還包括民間自願提供各級各類學校的獎學金等。“三次分配”是國家鼓勵的、支持性的自願行為，屬於社會自治的系統，並不存在“劫富濟貧”和“均貧富”。
在“三次分配”中，我們也會遇到一些困惑，像造橋鋪路，因為造的是隔壁村的橋，鋪的是自己難得一走的路，有的人心裏就有“想法”。
近來，有關“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的學習與討論非常多，著名財經作家吳曉波在財經自媒體中給大家講了這樣一個故事：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樂清一個有一百户人家的貧困村，有三兄弟靠販賣紐扣賺了錢，成了“先富起來的人”。三兄弟打算拿出自己的錢“先富帶後富”。但三兄弟的辦法各不一樣。老大最爽快，全村一百户人家，每户分一萬元。老二拿出一百萬元，給村裏修了機耕路。老三的辦法最複雜，他也拿出了一百萬元，不過要在村裏選出十個年輕人，跟他一起出去做紐扣生意。那十萬元本錢，虧了算他的，賺了，要連本帶利還給他。
如果你是一百户村民中的其中一户，你對三兄弟中哪個兄弟的辦法最為滿意？結果是老大，人人有份，現金到手，皆大歡喜；老二，雖然沒得到現金，但人人要走路，也得到一堆大拇指；老三，因為當初只有十户家庭先受益，其他家庭似乎沒念他的好。後來，老大發給大家的錢，有的人作為本錢創業，也有的人很快吃光用光。老二修的這條機耕路，有的人把種養的農副產品販賣到山外的鎮子上。老三帶領的十個人中，帶出了幾個“農村能人”，還把紐扣產業引入到了村子裏，但開始時，村裏的其他人沒有直接受益。應該説，三兄弟的分配方式各有作用，村民都很需要，但三兄弟中，誰的“一百萬”後續影響力最強？長遠來看，大多數人會認為是老三。但令人遺憾的是，當年吳曉波去當地農村調查，村民們普遍覺得最有情有義的是老大，而不是那個精明的老三。雖然老三對村裏發展的推動力最大，但老三似乎做了吃力不討好的事。深層次的原因，或許就在有的村民在當時還十分看重眼前利益，而對長遠利益考慮不足。許多人只看重輸血救急作用，而沒看到造血的長遠功能。或許，這也是一個精神富有的問題。
世界銀行依照人均生活費制定了貧困標準，但事實上，僅從物質層面界定貧困是不全面的，最明顯的例子就是“返貧”現象。直接給錢給物，貌似立竿見影，但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只有在物質富裕的同時，人們也能精神富有，才能使共同富裕有持續動力，也才能更好地激發更多先富起來的人熱衷於“三次分配”。給“三次分配”營造更好的環境，才能有助於讓橄欖型社會的中間段不斷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