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印度媒體披露，印度內政部和商工部聯合工作組上書莫迪政府，建議再次修改外國直接投資審查規則，在一些領域允許外資比例為26%及以下的投資無需經過印度政府的審查，並稱將很快做出決定。該規定涉及中國等鄰國。消息倘若屬實，將再次印證“形勢比人強”的道理，也多少顯示出，一度被民族主義衝昏頭腦的新德里，在這條“損人不利己”的路上開始有所回頭。
今年4月之前，外國投資佔比49%以下的對印企業投資原本可以通過 “綠色通道”，無需印度政府審查的。但此後，印度政府卻以防止鄰國趁本國企業受疫情影響估值下行時進行投機性併購為由，宣佈加強對“陸上所有鄰國”在印投資的審查。考慮到南亞其他鄰國的經濟實力，印度此舉針對中國、打壓中資的意圖顯而易見。5月中印邊境發生對峙和衝突事件後，印度接連出台一系列報復中國的經濟措施，從中國貨物集裝箱在印度港口清關被阻，到大批有中國背景的App遭禁，再到中企參與的基礎設施建設項目被停，甚至是印度出於保護民族經濟而放棄加入的RCEP，新德里也拿中國説事，表示不加入任何包括中國在內的貿易協定。
凡此種種，印度非理性地單方面切割雙邊經貿關係，推動產業鏈“去中國化”的報復做法，與此前炒作的“中國威脅論”疊加發酵，推高印度民間反華排華聲浪，重挫大批中國投資者的信心，嚴重阻礙中印經貿合作的勢頭。一段時期以來，筆者曾應邀參加過多箇中印兩國企業的視頻會議，從頭到尾聽到的不是“暫緩”“停止”，就是“減人”“撤出”等看似消極、實則無奈的論調。
作為世界上僅有的兩個人口超過10億的大國和新興經濟體，中印經貿合作為兩國帶來的實際利益曾是有目共睹的。這些年，中國長期保持印度第一大貿易伙伴地位，印度也是中國在南亞最大的貿易伙伴，兩國發展有很強的互補性，中印貿易額增長至近千億美元，近20年增幅約32倍。其中，中國投資的不斷增加是助推兩國經貿合作公認的“加速器”，也反映了中國企業界對印度加快高質量對外開放、簡化行政審批手續的信心。
2019年，1000多家中國企業對印度產業園區電子商務等領域的投資，累計投資額已達80多億美元。30家印度市值超過10億美元的初創公司中，就有18家接受中國投資，其中不乏諸多印度民眾耳熟能詳的本地在線支付、外賣、購物、教育、娛樂平台。可以説，莫迪執政6年來，印度吸引國際投資快速增長，連續多年成為獲得外國直接投資最多的國家，在世界銀行的營商環境調查中名次大幅攀升，甚至達到歷史最好，中國投資客觀上起到不小的“示範作用”。印度用政治口號打壓中國投資的附帶影響是讓更多的潛在國際投資者望而卻步，這種公然干預破壞市場規則的做法，與莫迪政府進一步改善國內營商環境的努力背道而馳。
印度此次調整外國直接投資規則與新冠肺炎疫情依然肆虐、經濟恢復舉步維艱有直接關係，也離不開國際環境變化的大背景。一方面，印度經濟多項重要指標今年受結構性原因和疫情影響雪上加霜，創下11年來的新低，全年負增長可能10%。而印度原本指望“東邊不亮西邊亮”，寄希望於美歐企業加大對印投資，今年曾頻頻出台刺激措施，試圖吸引國際企業“棄中入印”，但成效寥寥。這既有印度土地制度、基礎設施、匯率波動、有效市場需求等因素不足以支撐印度營商環境吸引力外，也有美歐跨國企業經此一疫，其重中之重是保留現金、減少投資而非擴大投入有關，他們難以彌補印度打壓中資造成的真空。另一方面，為實現“國家基礎設施計劃”，印度擬未來5年在基礎設施建設上投資1.4萬億美元，集中在公路鐵路交通、能源供給、通信設施等領域。而中企在這些領域具有明顯的成本、技術和先發優勢，印度如一味對中國投資及中企參與的基礎設施項目設限勢必會讓這一計劃難上加難，也會減少數量龐大的潛在就業崗位。
印度歷史學家、戰略家佐拉瓦·辛格7月曾在《印度斯坦時報》撰文呼籲印度不要與中國經濟“脱鈎”。在他看來，打“經濟牌”不能不分青紅皂白，新德里的決策者必須意識到這對印度國內生計、印度現代化發展和地緣政治的影響。希望莫迪政府多傾聽這些理智和客觀的聲音，多做些重振中國投資者信心的事，現在“亡羊補牢”還不算晚。（作者是清華大學國家戰略研究院研究部主任、太和智庫高級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