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現代科學正在創造奇蹟，但是新冠疫情之後的世界需要的不僅僅是疫苗。全球經濟從2020年初突然停滯的泥淖中掙扎出來，就像溺水的人想要拼命呼吸到空氣，只是經濟短暫的強勁復甦卻隨着居家令的再度實施而宣告終結。經濟驟停之後的重啓很難算得上是可持續的經濟復甦。無論是否有疫苗，2021年的世界經濟展望都比簡單的反彈要有挑戰得多。
人類歷史上的瘟疫都曾產生過長期的負面影響。它們對總需求和總供給造成不可逆的擾亂，再疊加對人類行為準則的重新思考，經濟的復甦過程很容易夭折。因此，疫情之後的經濟常常處在一個停滯不前的脆弱境地，就此而言，眼下這波新冠疫情很難説會是個例外。
2021年的上半年看起來會是歷史的重現。除了中國通過將公共衞生的重要性置於經濟發展之上，有效控制住第二波疫情之外，包括美國、歐洲、日本、加拿大在內的主要發達經濟體都開始新一輪的居家令。這一輪居家令雖然沒有第一波疫情時那麼苛刻，但是它正好趕上年末的消費高峯，今年消費數據的季節性很有可能沒有往年那麼明顯。
對美歐經濟來説，這意味着世界經濟雙底衰退的風險。實體經濟的故態復萌與股票市場的高歌猛進形成鮮明對比。股市的樂觀很大程度上來自於主要經濟體的零利率貨幣政策，而非實體經濟的韌性。股市的表現可以視為市場對未來投出的信任票。
與此同時，我們對世界經濟的其他風險也不能掉以輕心。美中衝突是我最擔心的。隨着貿易戰演化成科技戰，世界最大的兩個經濟體站在通往“新冷戰”的關鍵路口。疫情後的世界經濟展望很大程度取決於美中能否從衝突的升級轉為衝突的解決。
拜登當選下一任美國總統提供了一個機會，但要實現美中衝突的化解並不容易。兩國關係的緊張沉痾已久，可以追溯到特朗普上任之前。美國和中國如今急需一個新的互動框架，最重要的三個基石如下：
一是對話。以前有過定期舉行的戰略和經濟對話，一個更好的解決方案是在中立地區建立永久秘書處，全日制處理涉及中美關係從貿易、科技到網絡、人權等所有議題。秘書處負責數據共享，聯合政策撰寫，雙邊協議執行和透明的爭議仲裁。
二是貿易。核心問題應該轉向解決儲蓄不平衡，通過增加美國的儲蓄和降低中國的儲蓄來緩解兩大經濟體的貿易不平衡。這種方式同樣可以助力兩國國內經濟。中國減少盈餘儲蓄，將為內需找到新的支撐點，這與其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的政策一致。同樣，如果美國致力於提升國內的中長期儲蓄、投資和生產力，其長期經濟增長前景也能得到改善。
三是結構性考量。最終，美中爭議解決的焦點需要從雙邊貿易轉移到關鍵的結構性議題，比如知識產權、技術轉移、國企補貼和網絡安全。美中的結構性議程框架應當建立在改善兩國市場準入，提供增長機會的基礎上。基於規則的市場準入應當首先從重啓雙邊投資協定談判開始。這將經受時間的考驗，也是兩國之前長期使用的方式。美國已簽訂42份雙邊投資協定，而中國目前有超過100份生效的雙邊投資協定。美中達成雙邊投資協定將移除跨國企業在兩國市場直接投資的所有權上限。這項單一條款將摒棄跨境投資中的合資結構，曲線解決關於強制技術轉移的爭議。沒有合資公司，也就沒有向合資夥伴的技術轉移。一個更廣泛的、有執行效力的雙邊投資協定，也可以被用來解決知識產權、產業補貼和網絡安全等方面的爭議。誠然，兩方都很難在多年的持續衝突之後選擇主動退讓，但是美國和中國都需要採取一些措施開始重建互信。邁出重建互信的第一步遠比留在原地要強。脆弱的全球經濟在疫情的陰影下掙扎，這正是需要世界上最強大的兩個國家展現領導力的時候。疫情之後的世界承受不起更大的衝突。（作者是耶魯大學全球事務與管理學院高級研究員，摩根士丹利亞洲區前主席，著有《失衡》。本文由葉一志翻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