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舉報大鹽梟黃玉林的密摺出現在道光皇帝面前時，大清帝國最重要的產鹽地——兩淮鹽場正面臨前所未有的危機。
作為清政府財政收入的第二大來源，鹽税始終佔到帝國財税的1/5以上。而其中，又以兩淮鹽税為最大宗，政府每年從這裏獲取的鹽利超過400萬兩（道光時期每年全國鹽税大約750萬兩），比全國任何一個省的田賦收入都要高。對此，曾任兩江總督兼管兩淮鹽政的陶澍説過：“東南財賦，淮鹺最大，天下鹽務，淮課為最重。”
但是，根據官方統計，在道光十一年（1831）以前，兩淮歷年虧減的鹽税竟然高達6300萬兩。作為帝國最顯赫的兩淮鹽商，這些鉅富中，竟然也有人撐不下去，資本蝕空，以破產收尾。原因當然有很多，但私鹽的泛濫是導致帝國財税虧空和鹽商鉅富破產的主要原因。
在這種情況下，清朝最大的鹽梟案，爆發了。
鹽，帝國財政支柱 圖/攝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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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鹽業專賣政策，起源相當早。最早可以上溯到春秋時期，管仲治理齊國時提出來的“官山海”政策，即主張由國家壟斷經營鹽業、礦產以及各種山林資源。再往下，就是漢武帝時期，桑弘羊為漢武帝構建的國有經濟體系，其中最重要的一項正是鹽鐵官營。
漢武帝推行鹽鐵官營，一個主要原因是壟斷利源，增加國家財政收入，用於填補常年對匈奴戰爭的財政漏洞。但還有一個原因鮮為人知，那就是要限制大商人和地方豪強的勢力，防止他們成長為鹽鐵鉅富，重演漢初七國之亂的悲劇。
所以，鹽鐵專賣從一開始就帶有國家控制的雙重目的：不僅是中央與地方豪強、富商巨賈的經濟利益之爭，同時也是政治控制的一個重要手段。
只不過，經濟控制和政治控制，歷史越往後走，前者越發掩蓋了後者。分界點出現在唐朝中葉，安史之亂爆發以後。
唐朝自618年立國後，有140年對鹽業實行無税制，任其自由買賣。但安史之亂後，國家經濟困窘，政府要搞錢，第一時間就想起了老祖宗管仲和桑弘羊。
758年，理財名臣第五琦實施鹽業專賣法，政府通過壟斷鹽業來開闢財源，增加收入。自此，終結了唐朝鹽業140年不上税的歷史，也終結了中國歷史上食鹽自由買賣的歷史。此後歷朝歷代，鹽業都是高度壟斷的行業，無一例外。
第五琦的鹽政方案，被後人歸納為“民制、官收、官運、官銷”。也就是除了食鹽的生產由鹽户完成，其他環節包括收購、轉運、出售等等，都是政府來做。政府之所以要把所有環節都捏在手裏，是不想假手他人，從而獲取最大的利益。但是，高度國有化的弊端總是十分明顯。後來的宋朝，也曾實行過這種高度國有化的官鹽政策，結果宋仁宗初期垂簾聽政的劉太后有一次問大臣：“聽説外頭都在埋怨食鹽的品質很差，是真的嗎？”大臣們回答説：“只有御膳和宮中的鹽是好的，外頭吃鹽就跟吃土一樣，難吃死了。”劉太后聽後，長嘆一口氣：“不是這樣的，御膳用的鹽也多土，根本不能吃。”這就是政府把一種東西完完全全壟斷後，所能呈現出來的“品質”。
第五琦的鹽政方案實施幾年後，唐代另一個理財大師劉晏就發現了其中潛藏的問題，於是對鹽法進行完善，改為“民制、官收、官賣、商運、商銷”。劉晏的改革，最大的不同是引入了商人的角色：政府只負責從鹽户手中收購食鹽，再轉手賣給鹽商，中間的差價就是國家的財税；至於後面的轉銷環節，政府抽身出來，直接交由商人去辦。
這雖然也是國家專賣制度，但政府大包攬的程度相對有所降低了。
劉晏的鹽政改革，影響很大。帝制時代叱吒風雲的鹽商階層，就是在劉晏改革後產生的。而且，鹽商“不屬州縣屬天子”，中央直管，可想而知，在壟斷行業裏分得一杯羹，迅速積累財富那是分分鐘的事。史書記載，唐朝一個名叫龔播的人，出身貧困，以販賣蔬菜瓜果為業，劉晏改革後逮住時機，成為政府認定的鹽商，獲利豐厚，十餘年間積財鉅萬，竟然躍升為四川地區的首富。真是典型的站在政策風口上，豬也能飛。
伴隨着一批鹽業鉅富的誕生，朝廷則成為改革的最大受益者。
根據史書記載，劉晏主持鹽政近20年間，把政府鹽利收入從40萬緡提高到了600萬緡。鹽利收入，佔到唐朝財税收入的一半。司馬光在《資治通鑑》中説，“天下之賦，鹽利居半，宮闈、服御、軍餉、百官俸祿皆仰給焉”。以後的朝代，對鹽利的依賴同樣有增無減。最高峯時，南宋高宗時期，鹽利佔國家財政總收入的54%以上。
唐以後的朝代，除了個別時期，基本都沿用劉晏的鹽政政策，長達850年。一直到明朝萬曆後期，才被袁世振主導推行的綱運法所取代——政府不再收鹽，由鹽商直接向鹽户收購運銷，即實行“民制、商收、商運、商銷”的鹽商專賣制。
而晚明的這一新政策，則開啓了此後綿延300餘年權力尋租最高峯的紅頂商人時代。
關於明清鹽商的影視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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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力尋租是壟斷的衍生品。就像硬幣的兩面，腐敗與壟斷共生共存，不管朝代如何更替。這不是人的問題，是制度的問題。
唐朝中葉以後1100多年的帝制時代，每個朝代的政府都對鹽政進行過或多或少的改革，但其核心目的，不在於打破壟斷，而在於堵塞漏卮，儘可能提高政府的鹽利收入。這就決定了無論如何改革鹽政，權力尋租和腐敗都如蠅附羶，驅之不去。
劉晏在政府鹽業壟斷中引入鹽商羣體，是以“官商共利”的形式，讓商人協助政府攫取鹽利，提高效率。在這種情況下，鹽商實際上是政府的代理商，到了清代，大鹽商甚至要替政府組織緝私隊，打擊私鹽，成為半官半商的官商。
歷史學家王家範説，歷代鹽法多變，此中有許多機巧，其主軸則始終是政府與鹽商分割利權的糾葛。鹽商的命運也隨之而波動起伏，但鹽商似乎是商人之中最善於利用政策、屈伸自如的蜥蜴。他又説，鹽商為傳統中國的特產，在帝國絕大多數年代，他們之中能暴富者，多走官商串聯、權錢交易的門路，老實經營者的處境則始終不脱“艱難”兩字。
從帝制時代的鹽商誕生之日，他們就是權力尋租的堅定執行者、順從者和受益者。
大鹽商真正暴富的原因，並非來自於賺取食鹽低買高賣的差價，而是有太多附生在權力之上的生財之道。最典型的一種操作，就是鹽商夥同鹽政官吏一起坑朝廷。官吏允許聲稱湊不足鉅額現錢的鹽商賒銷官鹽，事後再把這些賒賬做成壞賬，能賴則賴，反正虧空的是國有資產，利益卻進了個人口袋。
唐朝後期查處過一個名叫盧昂的福建鹽官，不僅搜出了30萬貫贓款，還從他家裏發現了金牀、金枕頭。一個地方的鹽務官員，已經貪污、奢靡到這種程度，在其背後供養他的那些大鹽商，又該富到什麼地步呢？
在宋代，由於鹽業的暴利，使得一些軍隊、官員“赤膊上陣”，參與倒賣私鹽，牟取暴利。南宋末期，宰相賈似道利用個人權勢，指使下人大量販賣私鹽，當時人寫詩諷刺説：
昨夜江頭長碧波，滿船都載相公鹺。
雖然要作調羹用，未必調羹用許多。
一個統治時間兩三百年的王朝，必定要屢次改革鹽政，為什麼？每一次鹽法改革初期，國家鹽利收入大增，隨後商蠹、官蠹必定串通起來侵蝕鹽利，導致國家鹽利鋭減，於是不得不進行新一輪改良。
但是，改良改良，越改越涼。
明朝是鹽法改革最為頻繁的朝代。最初實行“開中法”，要求商人押送糧食到“九邊”（9個軍事邊鎮）換取鹽引，獲取鹽業專賣商資格，然後憑鹽引到鹽場兑鹽，再轉運到指定的銷售區域內賣鹽。這項政策出台後，憑藉地理優勢的山西、陝西商人迅速崛起，成為帝國最具實力的山陝商幫。白銀盛行併成為明朝的通用貨幣後，政府在鹽政上推出了“運司納銀製”，不用鹽商運糧到邊鎮了，只要直接給鹽務部門交納白銀，就能換得鹽引。這一下，靠近兩淮、浙江鹽場的徽州商幫，逐漸取代山陝商幫，成為帝國鹽業中新的大佬。
不過，大家千萬不要以為鹽商的輪番崛起是地理區位決定的。在地理區位的背後，其實一直隱藏着一張更深廣的關係網。鹽商走過的每一步，都有權力之手在操縱。水最深的一步，出現在用鹽引換鹽這一環節。商人們都拿着鹽引到兩淮鹽場換鹽，結果被告知，慢慢等着吧，前邊還有幾千號在排隊呢。沒有一個商人等得起三五個月，更不要説三五年，但鹽務官員或其親屬家人，有本事讓一個商人提前換到鹽。所以，到此為止，鹽商們真正的“肉搏”才剛剛開始，只是從來不是拼什麼商業模式或商業創新，而是拼關係，拼後門，拼權錢交易。
從明初宣德、正統開始，已經有一批官員及其親屬活躍在鹽商的背後，充當真正的大boss。到後來，這些幕後老闆將權力之手繼續往上摸：不是有錢有糧就能換鹽引、做鹽商，而是要先從他們手裏買一個“中鹽資格”。這種資格叫做“窩”，商人要通過錢財與關係網，從控制“窩”的人手中買“窩”，買到“窩”之後，才配稱為鹽商。
徽商在帝國鹽業體系中，最終超越秦商和晉商，正是因為更早意識到了從事鹽業資本要厚、關係要硬，所以舉家族、宗族之力，把在其他行業積累起來的資本都轉移到了兩淮鹽業中。明清時期，有資格稱為“大賈”“上賈”的商人，基本都是鹽商，可見這個壟斷行業集聚了全國最有資本和權勢的商人。
帝國鹽商的興替，是那個時代上層圈子的權力遊戲。
但鹽商的一切付出，包括權力尋租的代價，終究是要從鹽業生意中加倍賺回來的。兜兜轉轉，為這一切埋單的，終究還是老百姓和國家財政。
萬曆後期，袁世振在兩淮實行“綱運法”改革，説明朝廷的鹽利已經被鹽業中的官商侵蝕得差不多了。“綱運法”打破了官員潛規則賣“窩”的灰色秩序，由政府直接指定資本雄厚的商人為綱運商人。這些資本雄厚的鹽商以“佔窩”的形式，成為承領鹽引、擁有“鹽綱”壟斷權的綱商，相當於總經銷商。綱商的出現，標誌着寄生性極強的鹽業壟斷型大鹽商的成立。
袁世振為了改革能夠順利進行，對原有的大鹽商“一概撫而用之”，使其成為綱商。綱商不僅有專賣權，而且有世襲性質，這無疑加劇了鹽商大規模輸獻的行為。因為一旦成為綱商，基本就能確保子孫金山銀山。
可見，在壟斷的前提下，無論如何改革，都逃不脱權力尋租的制度之弊。
明朝中後期到清朝初期，是揚州鹽商最輝煌的時期，身為帝國紅頂商人，一個個腰纏萬貫，無所不能。史載，揚州有個大鹽商，錢實在多得沒處花，相當鬱悶。手下人給他想了個辦法，用金條去買金箔，載至金山塔上，向風颺之，頃刻而散，天空中、草地上一片金光閃閃，大鹽商這才心情轉好。
但是，你以為這些大鹽商一個個都是人精，都是鉅富，其實他們也不過是帝國時代的提線木偶。歷史學家王家範説，這些大鹽商攀緣於國家財政政策提供的非常空間，既要與政治權力同流合污，也要時時受到政治權力強烈的干預和百般勒索，更受國家政策和政治形勢波動，機體脆弱，命運無常，絕沒有把握自我的主動權。
徽州，一個盛產大鹽商的地方 圖/攝圖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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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居帝國財富頂層的鹽商，爭鬥起來尚且如此不堪；身處帝國底層的百姓，在“官商共利”的背景下，更是時刻會被犧牲掉的一羣螻蟻。
從技術或經濟上來看，食鹽本身並無太大價值，但一壟斷之後，性質就徹底變了。官鹽專賣以來，鹽價長期居高不下。唐初的鹽價，每鬥10文錢，到第五琦改革後，鹽價飆升至每鬥110文錢，漲價10倍。到了元代，有官員統計，官鹽賣到百姓手裏，每斤加價到了800文錢，而且這個價格還在往上走。這名良心感覺到痛的官員，在上疏中慨嘆，“瀕海小民猶且食淡，深山窮谷無鹽可知”。史書中，歷朝歷代關於百姓“終年不食鹽”“食鹽之家，十無二三”的記載，並不鮮見。
鹽價死貴，平頭百姓已經吃不起鹽了。
但是，鹽價居高不下，從來不是由產鹽的成本決定的。事實上，產鹽的成本極低極低，隨着技術的發展，這個成本還在往下掉。為國家產鹽的灶户（鹽户），作為帝國暴利行業的供應端，卻是極貧極苦的一個階層。元朝末年，紹興人王冕曾夜宿上虞曹娥廟，親眼目睹了當地灶户被官府催繳鹽課，不堪忍受而自殺的情形。王冕因此寫下一首詩，記錄灶户的血淚史：
前夜總催罵，昨日場胥督。今朝分運來，鞭笞更殘毒。灶下無尺草，甕中無粒粟。
旦夕不可度，久世亦何福。夜永聲語冷，幽咽向古木。天明風啓門，殭屍掛荒屋。
食鹽，這一平常的日常必需品，變得越來越金貴，完全是由最愛君上面所講的各種白色、灰色以及黑色成本層層疊加的惡果——
白色成本：在鹽利成為政府的支柱財源之後，歷代都想着從這白色結晶體上面多多開源，遇到戰爭或動亂等極端情況，鹽業加税更是順手且容易上癮的事兒。
灰色成本：鹽商通過鉅額輸獻獲得的專賣權、總經銷權甚至世襲總經銷權，以及自身由此獲得的鉅額財富，最終無一不是轉嫁到鹽價裏面。
黑色成本：鹽場、鹽務、鹽政官吏，都把鹽業當成肥缺，為了獲取相應的職位，他們同樣需要在官場內部進行權錢運作，而這些付出，通通是要有回報的。
帝國頂層圈子為了分蛋糕，需要不斷用錢開路，環境確實險惡；但他們不會看到，龐大的底層為了撿蛋糕屑，處境已經險惡到了需要以命相搏的地步。
強光之下，連陰影都會消失。只有在必要的時候，才會以極端的形式提醒整個帝國，陰影人羣的存在。
私鹽問題，歷經1100多年，在帝制時代從未消失，恰恰證明了陰影始終未曾被驅散過。儘管每個朝代都對販賣私鹽者制定極其嚴苛的刑律，只要是三人以上盜販私鹽，帶頭的那個就是死罪，但這完全阻擋不住私鹽越來越氾濫的趨勢。北宋的蘇軾，在一封奏疏中説：“兩浙之民以犯鹽得罪者，一歲至萬七千人而莫能止。”一年抓了17000人，都剎不住私鹽問題啊。元朝初年，官府僅在松江府上海縣一地就先後捕獲了“鹽徒五千”。到清代，廣東的食鹽貿易有一個公開的説法，叫“官三私七”。就是説，有七成的市場都被私鹽侵蝕了。
從事私鹽販賣的羣體構成，最愛君特別細分為兩大類：
生存驅動型：鹽户、貧民、流民、失業者等等，社會最底層的人，在高鹽價逼迫下，走上販私道路。
暴利驅動型：官員、合法鹽商、鹽梟等等，社會上最擅鑽營的人，在鹽業暴利的誘惑下，知法犯法。
可怕的是，歷朝的緝私官吏都很“識做”：但凡遇到生存驅動型的私鹽販子，他們就窮追猛打，竭力搜捕，以應付差事、邀功請賞；但凡遇到暴利驅動型的私鹽販子，因為這種人要麼有團伙，要麼有靠山，要麼有行賄能力，他們就略而不問，甚至暗中成為其保護傘。
長此以往，促成了生存驅動型鹽販子向暴利驅動型鹽販子合流。私鹽販運的團伙化和武裝化，從唐末以後就日趨明顯。有些地方，全村出動，集體走私，甚至聯絡周邊幾個村落，統一行動，以團體武裝的形式增強對抗官府的能力。
這兩種鹽販子一旦合流，形成大鹽梟，一個王朝基本就走到尾聲了。類似的情形在歷史上多次上演，儼然是鹽業對帝國統治的一個詛咒：
唐朝末年，多次考科舉失敗的黃巢，與王仙芝共販私鹽，數月之間，聚眾數萬，給了唐朝致命一擊。與此同時，另一撥販鹽起家的鹽梟，比如王建、錢鏐等人，選擇進入體制之內，在鎮壓黃巢起義以及藩鎮兼併戰爭中脱穎而出，成為五代十國割據政權的創立者。
元朝末年，“世以浮海販鹽為業”的方國珍，被仇家告發販賣私鹽，無奈之下，走上反元之路。方國珍被逼起事的最初支持力量，幾乎全部來自跟他一樣長於海邊的私鹽販子。他們起兵後，精準攻擊帝國的漕糧海運系統，燒官船，劫漕糧，盛極一時的元代海運在危機重重中被迫停運，造成元大都嚴重的糧食危機，加速了元帝國的衰亡進程。
一粒鹽拖垮一個大帝國，這真的不是危言聳聽。
乾隆南巡，是大鹽商鉅額政治輸獻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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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鹽業問題去考察中國歷史，不難發現，偌大的帝國只有歷史循環，而沒有歷史進步。專賣壟斷—權力尋租—私鹽氾濫—起義抗爭—重新壟斷，這個歷史循環幾乎在每個朝代都要重演一遍，從未被打破。
清道光年間的大鹽梟黃玉林案，是唐朝中葉以後1100年間帝國圍繞一粒鹽展開循環爭鬥的一個縮影。這個案子，不是起點，也不會是終點。
道光十年（1830）四月，道光皇帝接到舉報黃玉林的密摺。密摺稱，53歲的湖南人黃玉林是一名販私慣犯，數次逃過法律制裁，眼下正以江蘇儀徵為中心，構建起一支跨越數省的龐大販私隊伍，旗下擁有大船、小船無數，接連不斷地運送私鹽，每次販私“以數百引計”（一引大概400斤，數百引相當於幾萬斤）。這些走私船上刀槍林立，每個關隘都有受賄的官吏與其勾結，任其往來，不加阻攔。更可怕的是，黃玉林為邀結民心，規定他的隊伍只販私，不搶劫，不偷盜，頗有打擊報復官商聯合哄抬鹽價的俠義之風。
道光對這份密摺十分重視，可能他擔心唐末或元末的故事在他的帝國發生，因此緊急密令兩江總督蔣攸銛：務必不遺餘力破獲黃玉林案，要軍隊、要人、要錢，隨時開口，管夠。
蔣攸銛身在地方，知道更多道光不知道的內情：黃玉林可能是兩淮最大的鹽梟，但不排除還有更大的鹽梟。蔣攸銛希望通過招安，讓黃玉林為官府所用。如果黃玉林接受招安，那肯定能幫助抓捕一大批鹽梟，還能影響一大批鹽梟主動投案。
當蔣攸銛將招安方案報告給道光時，道光立馬看出蔣攸銛這個人其實是怕事。
大約一個月後，黃玉林帶領同夥伍步雲、伍光藻等8人，船12只，私鹽37000斤，赴官投首，接受招安。隨後，在黃玉林的配合下，官方迅速破獲了另一起大案，一次就緝獲李玉良、顧大、王三等12名大鹽梟。受此影響，鹽梟不斷自首，“有業者170名，無業者243名”，合計400多人。
正當蔣攸銛以為這個案子可以完美結案的時候，萬萬沒想到，黃玉林願意接受招安，原來只是緩兵之計。僅僅兩個月後，黃玉林“復圖販私”，重新謀劃起販私大計。之前已對蔣攸銛的招安方案不滿的道光皇帝，此刻勃然大怒，責令新任兩江總督陶澍重辦此案，而蔣攸銛則受到革職處理。
陶澍最終將黃玉林處決，至此，清代最大的鹽梟案落幕。
但陶澍是一個有想法的能臣，殺了一個黃玉林，根本無法解決1000多年來私鹽氾濫的問題。他知道，私鹽氾濫，鹽梟振臂一呼天下從的根源，在於虛高的鹽價；而鹽價虛高的根源，在於壟斷。自明萬曆後期實行“綱運法”，200年來，綱商世代相承，與官府勾結，將鹽業當成自己的世襲領地，不容他人染指。即便是明清易代這樣的大變局，以徽商為主體的大鹽商仍舊牢牢掌控着鹽業核心，坐得暴利。
不久，陶澍在淮北地區推行鹽政改革，以“票鹽制”代替“綱鹽制”，廢除原有的鹽商壟斷體制，無論何人，無論資本多寡，只要照章納税，就可以領票運鹽進行販賣。這樣一來，許多中小商人進入鹽業領域，衝擊了原來的大鹽商，使得大鹽商權力盡失，而鹽政則大為改觀。票鹽和綱鹽相比，最大的優點是打掉了各種灰色和黑色成本，讓食鹽迴歸到相對低價的狀態。陶澍説，實行票鹽前，“百姓淡食，不得已而買食私鹽”，“自票鹽到境，鹽價頓減，取攜甚便，民情安之”。
陶澍的改革，極大地觸動了既得利益者，以至於徽商都在詛咒他。但他之所以有能力推動這項改革，除了個人的魄力之外，主要還得益於當時的背景——鹽政久未改革，帝國鹽利又被侵蝕得厲害，是時候祭起改革的大刀了。陶澍的票鹽制，恰逢其時，因而得到了上面的支持。
可以説，陶澍的票鹽制，已經是帝制時代鹽業壟斷前提下，最具自由貿易性質的了。然而，這次改革還來不及推廣，清朝就遭遇了長達14年的太平天國運動。戰亂，阻遏了改革，也讓清朝錯失瞭解決私鹽問題的時機。
當鹽梟捲土重來，清朝的統治已進入了倒計時。這一次，鹽梟不僅是團伙化、武裝化，而且跟着時代發展，集納了會黨、幫派、革命等多種身份，相當於唐末、元末鹽梟們的加強版。
清帝國最終亦難逃鹽梟衝擊的歷史宿命。
外號“徐老虎”的大鹽梟徐寶山，在碼頭、口岸與其他鹽梟的火併和勾結中，站穩了腳跟，旗下的私鹽隊伍達萬餘人，淮河至沿江一線，都是他的勢力範圍。他身兼鹽梟、青幫、紅幫等多種角色，縱橫捭闔，極具勢力。後雖被朝廷招安，從鹽梟搖身一變成為緝私營管帶，但在清末的革命風潮中，他又迅速反正，為江蘇的光復立下大功，成為清朝的掘墓人之一。
一個朝代結束了。一個時代也結束了。沒有人去回望過去1100多年的朝代更替，鹽——一種白色結晶體，無臭，味鹹，在水中易溶解——究竟重複扮演了怎樣的角色：
它製造過盛世，也製造過衰世；它催生過鉅富，也催生過悍匪；它有過善，更有過惡；它是制度的化身，更是制度的替罪羊……
它鋪滿了整個帝國。
白茫茫一片，大地真乾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