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無比懷念2019年

編者按：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遠川研究所 ，作者戴老闆 ，創業邦經授權轉載。

2019年早已遠去，但我在瘋狂地懷念它。

這是很普通的一年，這一年的天干為己，地支為亥，「乙亥」年在歷史上遠遠比不上「甲申」和「庚子」這些頂流，翻遍有秦以來的37個乙亥年，也只能找出曹魏伐吳、遂城之戰、虎門銷煙等少數幾個有名有姓的事件。

這一年風調雨順，糧食產了13277億斤，人口添了1465萬，GDP增加了6.1個百分點，沒有驚喜但也沒有失望，精神緊張的人雖然抱着「逢九必亂」的警惕，但廣袤的大陸除了南方的某個城市，其他地方似乎都是國泰民安，河清海晏。

這一年是共和國成立的第70年，改革開放的第41年，92南巡的第27年，加入WTO的第18年，這一年國足仍然輸球，春晚仍然無聊，房價仍然很貴，炒股仍然很難掙錢。相比宏大敍事，羣眾們更關心柴米油鹽，歷史的波瀾似乎離我們很遠。

這是普通的一年，這是平淡的一年，但當我穿着志願者的防護服，在凌晨寂靜的上海街頭搬運胡蘿蔔和萵苣時，我突然發現：我無比懷念2019年。

是否會有人想起，2019年曾經是怎樣的人潮洶湧。

比如剛一開年，就有1.04億人走進電影院觀看了大年初一上映的科幻大片《流浪地球》；4月，又有8700萬人去看了超級大片《復仇者聯盟4》，到了7月，成本不到6000萬的《哪吒之魔童降世》上映，吸引了1.06億人次觀看，斬獲50億票房。

文旅部的統計數字告訴我們，這一年全國有17.27億人次走進電影院，影院的老闆們躊躇滿志，大幹快上新購置近1萬塊銀幕，讓全國銀幕數達到了69787塊，這些銀幕放映了超過400部電影，其中有88部票房過億，總票房則有643億，這是中國電影有史以來的最高數據。

由於手握近100億美金的票房，中國市場理所當然成為全球電影的兵家必爭之地，比如《復聯4》不僅提前北美兩天上映，漫威還把美國隊長、雷神、鷹眼和蟻人的扮演者請到了上海東方體育中心的首映式，10000多名粉絲擠在紅毯兩邊尖叫。

各大景區也是人山人海。2019年國內旅人數60億人次，平均每個中國人在這一年出門玩了4次，而全行業收入達到歷史高峯——6.63萬億元，養活了2825萬的直接就業人口，其中包括38943家旅行社和無數的酒店、民宿、餐館和小商小販。

SpaceX的獵鷹重型火箭商業首飛成功，2019年

那時候人們可以隨心所欲地跑去重慶吃小面和火鍋，去廣州吃雙皮奶，去銀川吃灘羊，去西安吃肉夾饃，去新疆吃大盤雞和烤包子，去鄭州吃燴麪和胡辣湯，去瀋陽吃烤雞架，去成都吃兔頭和蹄花，去吉林吃冷麪和酸菜白肉燉血腸……

踏出國門的人數也在2019年達到了巔峯。這一年出境遊人次高達1.55億，他們在海外豪擲了1338億美元，把濟州島的免税商場和東京大阪的藥妝店一掃而空，曼谷的街頭、巴厘島的海灘、甚至仙本那的潛水店裏都是摩肩擦踵的中國人。

中國人鼓起來的腰包的確藏不住了，在外面藏不住，在家裏也藏不住。所有生意人，都沉浸在「消費升級」在憧憬之中。

2019年初一篇《月薪一萬卻吃不起車釐子》的網文刷屏，向大眾普及了"車釐子自由"。而到了年底，人們愕然發現中國人在這一年至少吃掉了100萬噸的國產車釐子和20萬噸的進口車釐子，光後者就養活了智利一個國家50萬的就業人口。

中產階級們似乎真的在消費升級。除了車釐子，他們還在購物車裏塞滿了泰國的貓山王、挪威的三文魚，秘魯的青提和阿拉斯加的帝王蟹。他們在這一年更是買了2577萬輛汽車和和3.89億部手機，這兩個數據均是歷史峯值，至今未被超越。

其實，很多受疫情影響小的領域在2021年基本都收復了失地，不少行業數字甚至創出了新高。那些「至今未被超越」的數字，集中出現在旅遊、餐飲、酒店、航空、電影等嚴重依賴線下和流通的行業，以及汽車、手機、傢俱這種耐用消費品。

當然，還有一種東西至今未能恢復的是：一種基於確定性預期的生活方式。

繁榮，不光是一種物質豐裕度的闡述，它還是一種生活方式，一種根植於未來確定性的心理狀態。人們小心翼翼地線性外推了過去幾十年的生活曲線，把脆弱包裹在了各類「車釐子自由」的糖衣之下，並希望這層糖衣經得起大江大河的沖刷。

但當我們既有的生活方式遭到重大轉折，然後去適應另外一種生活方式，這個過程必然漫長且難熬。我們有多無奈這個充滿口罩、健康碼和足不出户的今天，就有多懷念那個説走就走和人潮洶湧的昨天。很多記憶，截止時間停在了2019年。

在武漢舉行的第七屆軍運會開幕式，2019年

納蘭性德在400年前寫過：當時只道是尋常。

2019年，一場猛烈的豬瘟襲擊了大半個中國。

疫情在之前一年就露出苗頭，隨後成燎原之勢，最後在2019年的1月——己亥豬年的春節之前——擴散到了全部的31個省份。2019年全年，全國豬肉產量減少1148萬噸，下降21.3%，而生豬出欄5.44億頭，比之前一年整整少了1.5億頭。

養豬户們在豬瘟的寒冬中紛紛離去，但規模化巨頭們心裏想的卻是同一件事：逆勢擴張。出欄不到400萬頭的新希望宣稱要擴張到2500萬頭，出欄1000萬頭的牧原則要擴張到4000萬頭，而出欄1800萬頭的温氏更是號稱要衝擊7000萬頭。

企業家並不是傻子，拿出真金白銀來投資無非是深信一個假設：豬瘟是黑天鵝，但老百姓永遠要吃豬肉，而且會越吃越多。

過去四十年那些熬過一輪輪宏觀調控和產能出清的企業家早已總結出了心法：時代會厚待那些敢於在逆勢下注的人。

越南對病豬進行撲殺，2019年

養豬隻是中國產業的一隅，除此之外的大部分行業，也都在按照以往的經驗繼續擴張。

海底撈是擴張的典型。2018年9月它登陸港交所，募資75億，隨後便開始了瘋狂開店。其門店數量在2018年只有466家 ，2019年就增長到了768家，疫情發生後更是加速開店，2020年的門店數量飆升到1298家。當然，這是個悲慘的故事。

互聯網大廠也延續了擴張的慣性。美團和拼多多都剛剛上市，手握大把熱乎的美元，對阿里形成前後夾擊之勢；阿里則忙着籌劃螞蟻的上市，融資目標高達350億美元；老對手騰訊則在猛追短視頻，跟字節和快手兩家新貴肉搏在了一起。

這些擴張的大公司即使步子太大扯到了蛋，未來也可以"組織優化"，也可以"集體畢業"，但小微企業和個體户們的故事則截然不同。

2019年，國內創紀錄地賣出了385萬輛貨車，其中包括117萬輛重卡——這意味着有117萬大貨司機提到了新車，其中相當一部分是個體車主購置的，裏面又有大部分都是背了銀行貸款。他們在遭遇寒冬時，畫風遠遠沒有大廠那麼優雅和體面。

這一年，"酒店拼多多"OYO在中國把店開到了10354家，絕大部分都是個體旅館和夫妻店的加盟。那些滿懷憧憬的小老闆們紛紛投入資金來翻新和裝修，不到一年之後，他們中的90%就不得不轉賣門店、枕頭、牀墊和被子來挽回損失。

老闆們在擴張，打工人的生活也在擴張。

房貸毫無懸念的繼續增長，但消費貸的增速則更令人咋舌。根據中國人民銀行的數據顯示，中國個人整體信貸消費的餘額從2015年的19萬億，飆升至2019年的44萬億，年複合增速達23.4%，這個增速遠遠高於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長速度。

加槓桿，為什麼不呢？地產首富週末要陪行長們打高爾夫，餐館老闆資金週轉要找民間借貸，中年夫妻換學區房得靠按揭，小鎮青年買哈弗刷信用卡，在校學生買iphone用花唄，至少在過去的四十年，那些卯足槓桿的人似乎都贏了。

所有的擴張都離不開兩個字：預期。人們敢於對未來加槓桿，無非是在內心中默認了未來的確定性，認為系統性風險只可能是小概率事件。人們大部分的決策都是一場概率測算，直到頭頂上出現了一粒在統計學上幾乎不可能出現的時代之灰。

而且更糟糕的是，當我們學會朗誦"時代的一粒灰，落到……"的時候， 時代往往會前來打斷，説看我給你演個沙塵暴。

在《黑天鵝》的開頭，塔勒布交待了驅使他寫這本書的故鄉記憶。

塔勒布生於黎巴嫩名門，外曾祖父Nicolas Ghosn和外祖父Fouad Nicolas Ghosn均擔任過黎巴嫩副總理，爺爺Nassim Taleb曾任黎巴嫩最高法院院長。當1975年黎巴嫩內戰爆發時，家裏的大人告訴15歲的塔勒布：戰爭幾天就會結束。

所有人都是這樣想的。當時的黎巴嫩富人們紛紛預定了塞浦路斯、希臘、法國的度假酒店，從容地乘飛機前去暫時避難，等待戰爭結束。但最後的結果卻是：戰爭持續了16年，15萬人死亡，25萬人傷殘，90萬人流離失所，100萬人永久逃離這個國家，占人口總數的25%。

在黎巴嫩內戰爆發前，這個國家是一箇中產階級的天堂：有對世界極度開放的政策，有西化的生活方式，有強大的時尚產業，有繁榮的經濟和像加利福尼亞一樣的天氣。在塔勒布的回憶裏，他的國家像一部適合拍攝007電影的旅遊勝地。

但時代碾過一個國家時，所有人都會感受到車輪的力量。塔勒布家以前在黎巴嫩北部擁有大片土地，戰爭爆發後，家族的土地被強佔，財產被瓜分，莊園毀於戰火，曾經擔任副總理的外祖父，晚年是在雅典的一處寒酸公寓裏度過的。

在一次採訪中他講道："我的一個鄰居，1975年前往塞浦路斯（一個離黎巴嫩108公里的地中海島嶼國家）等待戰爭結束，20年後他還住在那裏。戰爭結束後，黎巴嫩變成廢墟，爆炸和襲擊從來沒有真正停過，很多人至死都未能重返家園。"

那些以為戰爭會在幾天內結束的人，20年後還在等待。這是一個多麼殘酷的場景。

敍利亞民防部隊在廢墟中搜尋倖存者，2019年

多年之後，塔勒布成立了Empirica Capital，專門押注小概率事件賺錢。他在1987年股災中獲得財務自由後，又在1998年（俄羅斯債務違約）、2001年（互聯網泡沫破滅）、2008年（次貸危機）、2020年（新冠疫情）中大發其財。

如果想學習塔勒布的財富密碼，可以去温習經濟學家Eugene Fama的肥尾效應（Fat Tail）理論，也可以研讀塔勒布的弟子Mark Spitznagel關於"波動税"的分析，但這篇文章只想探討一個事實：你覺得理所當然的繁榮，並沒有你想象的那麼牢固。

如果我們翻開中國的編年史，或者把我們過去四十年放在歷史的長河裏，就會發現一個事實：繁榮穩定的時代佔比很小，而如果讓我們在2000年的時間段裏隨機選擇一個出生的年代，那麼我們大概率會誕生在一個戰亂、瘟疫和貧窮的時代。

紐約時報的一篇文章裏曾援引了牛津大學經濟學家馬克斯·羅瑟(Max Roser)的一段話：“如果你有機會選擇自己的出生年代，選擇在過去數千世代中的任何時間都風險甚巨。過去幾乎每個人都生活在貧困中，人們無法躲避飢餓，饑荒經常發生。”

理解這個，我們才能一方面珍視繁榮的不易，一方面警惕繁榮的脆弱。

筆者作為80後，在過去的三十年多年裏只攢下了一種經驗：日子會一天比一天好。我們出生在改革開放之後，不曾像父母那樣體驗過飢餓，在市場經濟大潮的90年代裏讀書求學，在加入WTO後開始工作，在物質豐裕的時代裏構建自己的生活。

但在過去的這兩年，尤其是今年，很多人過往的經驗失效了，確信的東西被動搖了，堅持的信念感到疲憊了。我們對增長和擴張有多依賴，就會對減速和停滯有多敏感。也有可能是世界已經改變，只不過我們還停留在舊日的時光裏。

還是馬克吐温講的那句話最經典：讓你遇到麻煩的不是未知，而是你確信的事，並非如你所想。就好比你確信俄羅斯打烏克蘭會是一場摧枯拉朽的閃電戰，結果發現閃電倒是真的閃電，只不過是馬保國松果痰鬥閃電五連鞭裏的那個閃電。

這是我們審視2019年的真實意義：我們的經驗被2019年（或者2020年）橫刀截斷，在此之前，過往的經驗足夠指導我們的生活、工作、創業和投資；但在此之後，一切基於過往經驗的決策，都應該被重新計算，甚至推倒重來。

如果只是懷念昨日的世界，仍然遵循舊時的經驗，那麼我們就會發現自己也站在了塞浦路斯的海邊，等待一場永遠無法結束的戰爭結束。

很多人都懷念2019年，但沒有人能回到2019年。

我們並不只是單純懷念2019年的那些人間煙火，也不是僅僅懷念2019年的人潮澎湃，我們真正懷念的，還是疫情前的那種令人留戀的生活方式。但畢竟生活還要繼續，宏觀中觀微觀早已換了人間，我們需要重新計算我們的生活、工作和投資。

如果你是一個買房者，你要考慮自己的首付是不是過分地掏空了積蓄，你要考慮你的薪水能否支撐你的月供，你要考慮買房的投入是否會擠佔其他的家庭支出，更重要的是，你要考慮如果極端情況下你失去收入了，這個時候你能撐幾個月？

如果你是一個打工人，你要重新計算你的薪水增長曲線，也要重新歸來那些消費是自己能負擔的，那些是不能負擔的。你不光要盯着自己老闆，看他還能不能撐下去，更要觀察同行，因為它們隨時可能會“釋放”出一堆跟你競爭的人才。

如果你是一個小老闆，你要重視自己的現金流和負債表，重視自己每一筆支出和預算，你要重視回款，你的客户未必下個月還在，但你的銀行肯定不會忘記催着你還款。當你雄心勃勃的想擴張時，多把極端情況在草紙上演算幾遍。

我們現在提起2019年，自然會想到王興的那條極具預測性的飯否：2019年可能會是過去十年裏最差的一年,但卻是未來十年裏最好的一年。但這條飯否其實是王興在2018年11月的時候發的，他那個時候，根本不知道2019年會發生什麼。

我們站在2019年無法預測2020年，我們站在2022年，又憑什麼能預測未來的五年？我們能做的，只有敬畏這個充滿黑天鵝的世界：在一個過去經驗失效的世界裏，那些你無法理解的事情，只可能會越來越多。

劉慈欣在《三體》裏寫過：生存，從來不是一件理所當然的事情。的確，沒有什麼東西是理所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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