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2日，2020年中國經濟改革發展論壇在北京舉行。中國網記者 張豔玲 攝
中國網11月23日訊（記者 張豔玲）22日，中國人民大學中國經濟改革與發展研究院和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在京舉辦2020年中國經濟改革發展論壇。與會專家學者圍繞論壇主題“開啓新徵程的中國”進行研討。
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2035年遠景目標：我國經濟實力、科技實力、綜合國力將大幅躍升，經濟總量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將再邁上新的大台階，關鍵核心技術實現重大突破，進入創新型國家前列；基本實現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建成現代化經濟體系；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
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劉元春在論壇主旨演講中介紹了他的團隊對中國實現2035年遠景目標進行的數據測算，指出中國需過哪些關、走哪些路才能實現目標，開啓新徵程。
劉元春指出，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重要的突破是在“四個全面”中將“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替代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第一次具體地將現代化指標、戰略、路徑進行清晰定位，使現代化從口號、政治導向、奮鬥方向變成切實的行動綱領。
針對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的2035年進入創新型國家前列和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中等發達國家水平目標，劉元春的團隊通過測算得出的結論是：
按照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發佈的《全球創新指數報告2019年》顯示，創新能力指數排名前10的國家，2019年人均GDP平均水平高達約5.4萬美元，是中國的5倍之多。未來15年，中國平均增速需達11.2%，研發強度必須提升到3.706%。
2019年全球高收入國家70個，發達經濟體有39個。2019年高收入國家人均國民收入門檻值為1.2375萬美元左右，發達經濟體中人均GDP平均水平高達4.8萬美元。中國如在未來15年達到發達國家人均GDP平均4.8萬美元水平，假設這些國家經濟不增長，中國人均GDP增長4.36倍，那麼年均增速需達到10.3%；假設發達國家未來平均增速達2.5%，中國未來15年年均增速需達13.1%。
劉元春認為，按照現有趨勢和模式，2035年基本完成現代化目標存在很多困難，必須進行戰略深化和調整。利用“雙循壞”和新發展格局戰略調整、重構、深化過去的各種戰略，推進技術創新，實現新技術紅利，推動改革，實現第二輪制度紅利，構建人才強國、教育強國，推動人口紅利轉化人力資源紅利，構建百年未有大變局的合作平台和新的競爭力，突破價值鏈和分工鏈重構的瓶頸約束，進而構建新一輪全球化紅利。
通過要素市場改革可激發發展潛能。劉元春的團隊測算：2035年，中國要素市場改革力度如能達到90%，激發出的經濟增速可超過6%。劉元春表示，中國技術發展空間、改革空間、人力資源發展空間廣闊，只要按照新發展格局進行新一輪大改革大調整，未來能實現經濟總量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再邁上新的大台階目標。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主任劉世錦從結構性潛能與配套的改革開放角度解讀“開啓新徵程的中國”。
劉世錦表示，中國經濟有望實現正增長，經濟增長也逐漸回到正常軌道。隨着經濟增長由高速轉向中速，中國可通過激發與中速增長期相匹配的新結構性潛能，推動結構性潛能驅動經濟增長。
結構性潛能是指中國作為一個後發經濟體，在技術進步、產業結構、消費結構升級、城市化進程等方面的發展潛能。這包括追趕或跟跑的潛能和新湧現的潛能。
“中國目前人均GDP 1萬美元，發達經濟體平均4萬美元，中國與他們有至少3萬美元的差距，這就是其中的增長潛能所在。” 劉世錦説，新湧現的增長潛能是指與發達經濟體同步，有可能並跑甚至領跑的潛能，主要是數字經濟和綠色發展。
劉世錦認為，建設開放型、內需為主的國內大循環，要搭建以都市圈、城市羣建設為龍頭，以產業結構、消費結構轉型升級為主體，以數字經濟和綠色發展為兩翼的“1+3+2”結構性潛能框架。
1是指都市圈、城市羣建設；3是指基礎產業效率不高、中等收入羣體規模不大、基礎研發能力不強等經濟循環方面的三大短板；2是指數字經濟和綠色發展。簡言之，就是一個龍頭引領，補足三大短板，兩個翅膀賦能。
另外，要推進配套改革，加快農村土地制度改革；推動空間規劃、公共資源配置改革；政府傳統產業政策要向營造高質量競爭環境政策轉變；加快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深化高水平大學、基礎研究領域改革。
實行揭“英雄榜”方式，引入競爭機制，解決科技“卡脖子”問題；形成政府合理引導監管、企業為主體、市場驅動的數字經濟發展機制；形成以綠色核算為基石，企業、個人以市場化方式參與的綠色發展機制；以高水平對外開放，促進相關領域深化改革，拉動高標準市場體系建設，在全球市場經濟建設和競爭中發揮引領作用。
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規劃司原司長徐林從擴大內需方面解讀“開啓新徵程的中國”。徐林認為，擴大內需要擴大消費需求，而不是要擴大投資需求。要在供給側方面下更多功夫，提高內需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要改革收入分配關係，縮小區域、城鄉差距，強化社保體系，提高消費傾向，提高供給側方面對消費需求的深層響應能力，放鬆對供給側不合理管制，加大創新，提高研發能力，增加高質量高品質服務供給，將外溢需求轉化為內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