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華大學國家金融研究院院長、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原副總裁朱民和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紐約大學教授邁克爾·斯賓塞（Michael Spence）在大會上進行了一場線上對話，就經濟機制的轉變、數字化轉型、提高生產力的挑戰性、通貨膨脹是否會加劇、全球化是否會放緩等問題進行了討論。
經濟機制的轉變
斯賓塞表示，在早期階段，非常高的增長通常依賴於將未充分利用的生產資源（主要是勞動力）轉移到現代化經濟，到出口業，最終帶動龐大的國內經濟增長。總體而言，大多數生產力的提高來自於將勞動力資源從低生產力環境轉移到生產力較高的環境。這個過程運行得很完美，一直到未充分利用的勞動力供應開始耗盡，這就是劉易斯模型的基礎所在，也是研究中國經濟增長的重要理論。
“當經濟增長達到了某一點，開始逐漸地失去特定的增長動力。然後，取而代之的是整個經濟中更加廣泛基礎的生產率增長。中國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它平穩地完成了這種轉變。很長一段時間以來，中國的增長率一直令人矚目。”斯賓塞指出。
在斯賓塞看來，過去的“需求約束型增長”已轉變成“供給約束型增長”，這是一種“經濟機制的轉變”。
他進一步稱，“我們將生活在一個老齡化的全球經濟中，並且具有較少的剩餘勞動力和較少的低生產力勞動力。所以，經濟增長將取決於生產力發展。”他認為，目前最好的機會是數字化轉型。
對此，朱民表示這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觀點。當中國到達劉易斯拐點時，廉價勞動力驅動的增長模式幾乎不復存在，除非我們能找到其他剩餘勞動力來填補空缺，或者提高生產力。但現在來看，可能有一些潛力，但並不容易。
因此，為了支持全球增長，特別是在提高生產力方面，一是對於中等收入國家，需要轉變為以生產力為基礎的增長。二是對於低收入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需要知道是否能夠帶來技術變革來吸收剩餘的勞動力。
提高生產力變得更具挑戰性
當一個經濟體從廉價勞動力增長模式轉向生產力增長模式時，這是否意味着增長速度會放緩？
對此，朱民坦言，當接近世界生產力邊界值時，提高生產力就變得更具挑戰性。
斯賓塞表示認同。他認為，中國在某些領域已經處於領先地位，包括一些數字領域。中國的增長率正在趨同於所謂的發達國家的可持續增長率。而且，如果仔細觀察中國增長數據，它並不是穩定的增長，而是有升有降的。當出現一個有力的技術工具，數據就有一個激增，然後開始回落，然後又出現一個激增，所以它不是一種穩定增長。但是，當把它平均到十年的週期中，會得到這樣的趨勢。
目前世界範圍可以看到生產力的下降趨勢。斯賓塞認為，我們即將面對一個很重要的問題，這就是是否有足夠的技術工具來扭轉這種趨勢。人們對此有不同的看法。
斯賓塞是個樂觀主義者，他認為數字技術一旦被廣泛應用，就有可能產生另一種生產力增長，儘管這仍有待觀察。這也將發生在中國，因為中國在建造、部署、適應和採用這些技術方面有突出表現。
“疫情促使了一波激增，因為我們不得不依靠數字技術來工作生活。中國經濟增長慢下來的部分原因是結構改變了，中國正在邁入生產力較低的行業。”斯賓塞指出。
勞動力市場的供給側改革
朱民提出，營造支持創業的營商環境和創新商業模式，也是重要的支撐生產力增長的因素。縱觀全局，從需求約束增長模式轉向供給約束增長模型，這意味着我們需要做更多政策層面的結構性改革，我們也需要供給側政策改革。中國從幾年前就開始了供給側改革，當無限的勞動力耗盡時，工資將會增長，這將帶來通貨膨脹的壓力。
斯賓塞表示，如果你在經濟中實現了生產力增長，但工資或收入在一段時間內沒有跟上，然後在劉易斯拐點，你開始面臨更廣泛的工資增長，因為有很多競爭者在那裏。勞動力市場行為對人們、個人和家庭的供給側開始發生變化。人們給它起了很多名字，比如“偉大的辭職”。我們獲得更多的營業額，發現人們退休的時間比預期的要早，如此等等。
“所以隨着時間的推移，我們還需要了解其他因素。但底線是，與過去相比，我認為勞動力份額將會上升。”斯賓塞指出。
斯賓塞進一步指出，至少在發達國家，從上一輪通貨膨脹結束以來，已經過了近三十年，通貨膨脹基本上沒有表現出來。“我們真的沒有任何明顯的通脹壓力，即使勞動力市場看起來相對緊縮等。我認為這種情況即將改變”。
“在中國也會看到這一點。中國人口已經非常接近頂峯，人口金字塔看起來和其他國家一樣老化，對年輕工人的需求將會很大。”斯賓塞進一步指出。
通脹會進一步加劇嗎？
全球經濟基本面正在發生變化。朱民問斯賓塞，是否擔心通脹會進一步加劇？認為我們在未來幾年會陷入停滯狀態嗎？
斯賓塞不認為這是最可能的局面，但這絕對是一種風險。把歐洲和北美分開來看，歐洲中央銀行還沒有做出經濟衰退的預測，在貨幣政策方面還沒有出現急剎車。斯賓塞猜想他們是希望能避免這種情況。
“我個人的觀點是，這有點過於樂觀。我們很可能會經歷經濟衰退，並且將伴隨着相對較高的通貨膨脹，因為我們以前有過高通貨膨脹。我們正在經歷一個與全球能源價格上漲相關的通貨膨脹。歐洲受到了顯著影響，他們使用的絕大多數化石燃料都是進口的。如果你看看現在的通脹數據，大多數主要歐洲國家都上漲了6%甚至更多。這應該會很快減弱，但目前並沒有很明顯的證據證明這一點。你會在美國看到類似的模式，但它更温和，因為能源價格產生的影響程度不大。”斯賓塞指出。
斯賓塞認為最好的情況是在將來，中央銀行在某種程度上落後於通脹曲線，央行將試圖找到一箇中間點猛踩剎車，這會產生一種停滯的情況，但他們不能只是坐在那裏，任由通脹失控，任由通脹預期更加嚴峻。
因此，迫於通脹壓力，他們可能會被迫製造一個相當大的經濟放緩。那麼，我們是否稱之為停滯，因為“停滯”這個詞對於我來講，有一種“長期”的內涵，或者像沃爾克當年在美國有通貨膨脹預期時所做的那樣，至少在美國是這樣。
朱民表示，對此需要關注兩方面問題。
一是關注美聯儲是否會採取非常強勢的行動。因為在歐洲通脹率已經達到6%，甚至已經達到8%、9%。如果（美聯儲）強勢縮表和臨時加息來控制通貨膨脹，這將導致經濟增長大幅放緩。我認為這是一個真正需要關注的問題。
另一方面，因為央行落後於曲線值，他們將很難採取行動。因為這次烏克蘭危機造成了另一個新的局面：軍費開支在增加，國安和昂貴的開支在增加，食品價格在上漲，能源價格在上漲。公司在重新部署時會優先考慮的是安全性、穩定性，而不是向過去那樣擴大利潤、降低成本。
因此，在緊縮和寬鬆的貨幣政策之間，朱民認為央行的工作真的很艱難。但可能會曲線操作而保持流動性，因為每個人都需要錢。從這個意義上講，通貨膨脹率將保持相當高的水平，通貨膨脹不會下降。
金融市場會大調整嗎？
朱民指出，不論什麼時候來看實體經濟、金融市場，他們都説實體經濟正在變化和調整，儘管以相當緩慢的節奏進行。但金融資產在急劇增加，因為量化寬鬆的貨幣政策，接近於零的利率，以及在許多評估中接近於零的回報。
朱民對斯賓塞拋出問題：“你認為迫於通貨膨脹的壓力、以及貨幣政策變化和地理風險，金融市場近期會有大的調整嗎？”
“是的，雖然目前我不知道怎麼校正計算它。但感覺它將非常不同於央行的那種流動性，以及像過去那樣依賴於央行的資產定價。我只是不認為這種情況會繼續下去。一般來説，當一段時間通貨膨脹較高，資產市場的表現將有低於長期平均值的趨勢。我認為，我們將看到更少的流動性。放眼全球，很多國家的主權債務水平更高，會導致各種各樣的困境產生。”斯賓塞指出。
朱民表示，關於主權債務問題，特別是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的十餘年，公共債務急劇增加。但在支付方面實際上增長相當緩慢。
那麼，如果實際利率發生變化，名義利率也在變化。債務危機可能發生嗎？還是即將發生？
斯賓塞對此表示不確定。
“我們都知道擺脱債務積壓的方法需要名義增長，我們從實際增長的通貨膨脹中實現了名義增長，儘管一段時間的通貨膨脹是我們不太希望的，但它實際上幫助減少了一些實際負債、主權債務。雖然目前我不知道如何精準的校準和計算。”斯賓塞説。
全球化會放緩嗎？
“你關於劉易斯拐點基礎上的理論，實際上很大程度上暗示着全球化。你認為全球化會放緩嗎？如果全球進入‘新的經濟機制’，這對全球化將帶來什麼影響？”朱民對斯賓塞拋出問題。
斯賓塞不認為這種轉變對全球化有負面影響。這取決於全球化的概念，斯賓塞認為多樣性在某些方面有點像全球化，但只是有供應限制，更有約束力，但不認為它指向去全球化。
“當我想到去全球化時，我想到的是真正阻礙和破壞全球技術流動的下行風險。因此，我認為，全球化令人擔憂的部分與緊張局勢和政策變化有關。這確實擾亂了全球流動。這種模式肯定會改變，並且已經在改變。”斯賓塞指出，新興經濟體有巨大的購買力，所以現在有些貿易是內部的。中國吸收了相當數量本身生產的產品，因為它現在是一個巨大的經濟體。這是一個完全不同的模式。
從全球經濟演變來看，當新興經濟體在實現他們的增長和發展目標過程中，將使格局發生變化。斯賓塞認為，這並不令人擔憂，他們實施了一些指導政策。也許最大的變化之一是未充分利用的生產能力相對於需求規模的減少，但仍然可能存在一個相對開放的全球經濟環境，這主要取決於參與者保持開放的決心。
所以，斯賓塞認為，當存在風險時，無論其規模如何，往往反映在忽略個體繁榮與全球經濟繁榮之間關係而採取的政策。我們需要努力，以確保不會走上推崇“單打獨鬥”或者“勢力範圍”的道路。這對於世界上的主要經濟體來説是非常重要的優先事項。
記者 魏來
編輯 陳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