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21世紀第三個十年，越來越多的縣域經濟已經意識到金融生態的重要性，鄉鎮一級的金融服務在“十四五”時期備受期待。
鄉村振興要補金融短板、建立良好的地方金融生態，痛點在於缺少有活力、緊貼農户的農村金融服務。2019年底發佈的《中國農村金融服務供給與需求研究報告》顯示，我國31.39%的樣本農户存在正規信貸需求，僅有18.38%的農户獲得足額信貸。目前中國信用社、農商行的存貸比大概在60%至80%，也就是説，如果按照農村信用社總存款規模5萬億元左右計算，這些最應深耕“三農”的金融機構每年卻從縣域經濟“抽血”至少1萬億到2萬億元；如果再考慮22萬億天量的農村商業銀行存款規模，這種“抽血”效應就更值得深思了。
縣域金融機構本應幫助本地農業項目四處募資、促進農業產業現代化，但是由於業績壓力作祟，現實中農商行和農信社辦得越來越像農民的理財機構，為了賺“佣金”而用農民儲蓄去其他銀行買機構間理財產品，最終是農村資金反哺城市。
更棘手的是，涉農縣域金融機構的業務規模小、利潤率低、工作條件艱苦，難以吸引到優秀的金融人才，無法形成有效的縣域金融法人機構的公司治理。央行公佈的2020年四季度央行金融機構評級結果顯示，農合機構（包括農村商業銀行、農村合作銀行、農信社）和村鎮銀行風險最高。換言之，大多數涉農金融機構兢兢業業服務“三農”，本應成為縣域經濟鄉村振興的正面力量，而在實踐中卻成金融體系的基層金融負面因素。
為了改制化險、高質量發展，各省都在將涉農中小銀行重組提速，併力推農商銀行上市。東南沿海的農信社改制進展較快，以江蘇為例，62家法人單位全部改制農商銀行，且江陰、無錫、常熟、吳江、張家港、紫金6家農商銀行登陸A股市場。然而，這種改制雖然顯著提升了農村信用社的治理水平，但是上市公司必然更加註重業績、強調控制貸款風險，所以改制後的農村商業銀行將更加“忌諱”涉農項目風險。尤其是中西部廣大地區，農商行上市更會加劇“農字頭”金融機構短期內的“理財”傾向，減少對本地“三農”的支持。現代農業項目本身是重資產、重資本、長週期的，沒有強有力的資金支持，鄉村振興就缺乏產業“硬核”。鄉村振興需要的不僅是涉農金融機構本身的證券化，而且是更多的農業資產證券化。
農業資產證券化意味着A股市場有更多的農業類上市公司，也意味着現有上市公司積極參與資產收購，這必然要從根本上重鑄中國鄉村的信用體系，需要各級政府主動作為，形成可持續發展的現代農業市場體系。隨着中國人生活水平的提高，優質農產品的銷售行情必然水漲船高，設施農業、有機農業、特色農業被越來越多的“城裏”資金看好。但是，我國農村普遍在社會治理上依然缺乏公司化、法治化、清晰化的產權資產結構，源於城市的投資往往在農業投資過程中涉及很多非經營性風險，這就需要縣鄉兩級政府積極而長期的努力，營造市場化、法治化的鄉村投資環境。
可見，鄉村振興的一大關鍵，在於現代化營商環境的打造，附以農村信用社體系的與時俱進。目前，A股的涉農上市公司很多，對鄉村振興躍躍欲試的資金更多，農業投資“不差錢”，這對於處在改革關鍵期的農村信用社無疑是有利的。以筆者近期在寧波市的調研體會，從“十四五”金融供給側改革角度看，農信社改制可以在法治和信用體系相對更成熟的東南沿海儘快試水，嘗試打破目前省聯社全面、直接管理全省所有縣級農信社的模式，而是成立省、縣至少二級法人結構模式，借鑑金融控股公司的模式和運營機制，目的是平衡金融風險控制與縣域經濟發展需求，形成中國特色的農村金融信用體系。（作者是甬興證券首席經濟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