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0日，清華大學五道口首席經濟學家論壇舉辦。該論壇由清華大學五道口金融學院（PBCSF）主辦、京東科技集團聯合主辦、清華大學國家金融研究院國際金融與經濟研究中心（CIFER）和金融與發展研究中心（CFD）承辦。二十餘位經濟學家相聚雲端，圍繞全球經濟形勢展望和中國宏觀經濟展望等話題展開深入討論。
全球經濟分化嚴重
“全球經濟展望”是此次論壇的重要議題之一。與會經濟學家重點分析和展望了今年全球經濟的復甦態勢，特別是刺激政策下的美國經濟增長。
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原主席肖鋼在題為“全球經濟分化趨勢原因與應對”的主旨演講中指出，全球經濟分化嚴重，表現為區域分化、產業分化、階層分化和金融市場分化。造成全球經濟分化的因素包括各國應對疫情的模式不同、宏觀刺激政策的效果、數字經濟逆勢增長和貧富差異過大等原因。
京東科技首席經濟學家沈建光認為，新冠肺炎疫情引發史無前例的政策刺激，儘管新貨幣理論受到主流經濟學界批評，但財政赤字化已或多或少在多國付諸實踐。後疫情時代，全球通脹預期上行，美國國債十年期收益率迅速攀升，美元反轉讓新興市場匯率承壓，貨幣政策面臨兩難。2021全球經濟不得不在新貨幣理論實踐下尋找突圍之路。
摩根大通中國首席經濟學家朱海斌表示，預計2021年全球經濟增長6.5%，並且該預測在近期不斷上調。這將是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全球最強勁的增長，但是各國之間復甦程度不同。美國經濟在新一輪財政刺激和疫苗普及後迎頭趕上，而其他經濟體全面復甦尚待時日。
“2021年上半年，資金從新興市場流向美國，下半年美元可能走弱，資金可能又流出美國。”先鋒領航亞太區首席經濟學家王黔説，後疫情時代，低增長、低利率、低通脹、低投資回報和高不確定性的特徵對投資者非常具有挑戰性。
渣打銀行中國首席經濟學家丁爽預計，今年全球經濟增速可能達到5.7%，亞洲經濟增速可能達到7.7%。全球產出缺口仍然比較大，持續通脹的可能性比較小。他認為美聯儲會忽略暫時的通脹上升，加息可能要到2023年失業率降到3.5%左右才會實施。
摩根士丹利中國首席經濟學家邢自強認為，目前全球經濟面臨三十年未有之變局。美國正在打造“高壓經濟”，難以避免的副作用是通貨膨脹。如果美國經濟出現過熱，通脹很有可能到今年底或明年初上探到2.5%以上。
中國經濟前景樂觀
在全球經濟分化的背景下，未來我國經濟將怎麼走？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該如何選擇？與會經濟學家認為，總體來看我國經濟前景樂觀，2021年宏觀經濟政策應推動增長和平衡並重。
與會專家對2021年我國經濟增速進行了預測。廣發證券首席經濟學家郭磊認為，今年GDP實際增速大概在9%-9.5%，名義增速在11%-12%區間。海通證券首席宏觀分析師梁中華預計，全年經濟增速在8%-9%之間，下半年有一定下行壓力。天風證券首席宏觀分析師宋雪濤認為，今年GDP增速約為8.6%，名義增速為11.5%，通脹不是問題。華創證券首席宏觀分析師張瑜預測，今年GDP增速在9%左右，PPI在年中會到5%-6%。
清華大學國家金融研究院院長、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原副總裁朱民在主旨演講中多次強調“結構與質量高於總量”。朱民指出，2020年各國政府專注於應對疫情衝擊下的經濟衰退，政策目標集中在推動經濟總量上升。但疫情及其後果造成了結構性的經濟活動不平衡，也對我國過去十年國內經濟增長的大格局產生結構作用。
中銀證券全球首席經濟學家管濤認為，新興市場的“縮減恐慌”是後疫情時代的重要尾部風險。但中國在“縮減恐慌”中處於有利的位置。因為人民幣匯率“破7”以後靈活性大大增加，貨幣政策的獨立性也大大增加。但中國需要對其他國家“縮減恐慌”造成的溢出效應有應對預案。
瑞銀集團首席中國經濟學家汪濤預測，今年中國的通脹總體可控，貨幣和財政政策逐步正常化，預計三季度有一次小幅的加息，主要會在信貸政策方面收緊，預計全年社融增長11%。由於今年名義GDP 增長可能接近12%，全年宏觀槓桿率可能下降4-5個百分點。
建銀國際首席經濟學家崔歷認為，疫情之後復甦比較強的是高科技和先進製造行業。疫情加速了中國經濟的產業轉型和升級，潛在增速可能觸底反彈。宏觀政策逐漸收緊是大概率事件，再通脹會引發長端利率上行，但政策利率可能維持不變。
長江證券首席經濟學家伍戈表示，疫情同時具有需求衝擊和供給衝擊兩個特徵，中國還在彌補全球的供需缺口。中國經濟的基本面已經由過去快速修復開始向穩步擴張邁進。信貸利率和房貸利率會趨勢性上升，銀行間市場利率也易上難下。
保銀投資首席經濟學家張智威認為，從政策的角度看，2021年是“轉彎”之年。從投資的角度看，今年是“守住成果”之年。投資者更願意投向中長期政策更穩定的國家。中國應該考慮長遠，加快結構改革。
“碳中和”影響如何
我國提出“碳達峯”和“碳中和”目標，引發各方廣泛關注。“碳達峯”和“碳中和”對我國宏觀經濟有何影響？對GDP增速以及對產業發展的影響是怎樣的？
北京綠色金融與可持續發展研究院院長馬駿表示，在宏觀經濟層面，需要一個有質量的分析框架來研究“碳中和”所帶來的影響。這個框架應該是動態的、跨週期的模型，將氣候模型和能源模型融入宏觀經濟模型。要深入研究“碳中和”帶來的投資機遇和投資挑戰。
他指出，挑戰主要是高碳行業對金融穩定的影響，需要做更多量化的分析。“碳中和”會帶來收益成本的不均衡分配，包括在地區之間的不均衡分配、行業之間的不均衡分配，在某些情況下可能會導致某些經濟體、某些產業的大幅度萎縮甚至造成失業。如何保證平穩轉型，讓社會穩定不受太大沖擊，這也是需要研究的一個題目。
“中國實現‘碳中和’目標既面臨巨大挑戰，也有一系列競爭優勢。”中金公司董事總經理黃海洲説，中國作為製造業大國和數字經濟大國，應避害趨利，以電氣化和清潔電作為“碳中和”主要抓手，發掘清潔能源的製造屬性所帶來的規模經濟效益。他強調，全球氣候變暖帶來的系統性風險，對全球經濟帶來的影響可能是巨大的，需要國際協調和合作。
海通國際首席經濟學家孫明春認為，“碳中和”轉型的前期可能對經濟增長和通脹有不利的影響，後期則會是非常大的機遇。但相比起氣候變化可能帶來的災難性影響，轉型的陣痛可以忽略不計。需要讓全民認識到氣候變化對經濟帶來的非線性影響。為了避免讓部分行業承擔過高的轉型成本，應該在最終消費端採用碳税的政策。
巴克萊中國首席經濟學家常健分享了美國和歐洲企業如何實現“碳中和”的研究框架和具體實現“碳中和”的技術路徑，強調數字化是實現“碳中和”的重要途徑。常健認為，中國面臨的“碳中和”轉型時間短、壓力大。低碳轉型會帶來成本推動的衝擊，將會使貨幣政策面臨兩難。
興業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魯政委認為，積極推進“碳中和”有利於我國把握新一輪工業革命的歷史性機遇。而“碳中和”的不同政策對經濟的影響不同，山西等煤炭大省可以建立跨區域的補償機制。（經濟日報-中國經濟網記者 馬常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