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 中國企業家雜誌 （ID：iceo-com-cn），整理：譚麗平，創業邦經授權發佈。
今年上半年，有關製造業外遷的話題中，越南獨領風騷。其中，討論最多的，就是承接了部分中國產業轉移的越南，能否成為新的世界工廠？
在全球化高度發展、全球產業鏈正在重構的當下，這一話題尤為引人關注。因為自2018年，中美貿易摩擦開始以來，大量製造業工廠逐步向海外尤其是越南轉移。今年以來，東南亞經濟體快速復甦，越南等國的經濟發展表現亮眼。比如，越南在今年第三季度GDP同比增長13.67%，為數十年來最快增速。
不過，針對越南製造業與中國製造業的關係，許多學者都曾給出了自己的答案。外交學院教授兼世界政治研究中心主任、歷史學家施展認為，製造業向越南的所謂“轉移”，實際上是中國供應鏈的“溢出”，在可預見的未來，這一事實不會發生實質性變化——這是他在經過大量調研後，形成的理論收穫之一。
2019年，在中國製造業經歷了中美貿易摩擦的衝擊背景下，施展與研究團隊一起從北到南，對越南做了深入調研，跑了河內、海防、胡志明3個大城市，以及分佈在北方和南方的3個主要工業省份。同時，他們也在中國長三角和珠三角以及廣西中越口岸地區做了深入調研。施展將所觀察到的中國製造業的真實力量與東亞製造業集聚區的演化邏輯，都寫進了他的書——《溢出》裏。
他認為，能夠轉移的環節，和通常所説的高技術產業還是低技術產業沒有關係，而是和不同梯次工業革命所出現的產業有關係。而中國民間的力量，正是推動中國供應鏈網絡向東南亞溢出的真正力量。
為此，我們拆解了《溢出》一書，試圖探討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加速重構的情況下，為什麼是越南走上舞台？越南為何難以取代中國？中國製造業無可比擬的能力藏於何處？
越南是中美貿易摩擦最大的受惠國越南並非首次因被認為有機會崛起成為下一個世界工廠而被關注。
2018年7月6日，美國正式對從中國進口的約340億美元商品加徵25%的關税，中美貿易摩擦由此拉開序幕。此後，摩擦愈演愈烈，涉及的貿易品價格逐漸攀升到數千億美元之巨，成為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貿易摩擦。
隨着貿易摩擦不斷升級，彼時，網上出現了越來越多的討論——東南亞，尤其是越南，極大地受益於中美貿易摩擦，經濟在飛速發展。由於這些國家在人力和土地方面的成本便宜，大有機會崛起為下一個世界工廠。
那麼，為什麼是越南，有望勝出成為中國世界工廠地位中的“競爭對手”？
先對比其他熱門的“候選選手”——印度的規模很大，但基礎設施較差，而要發展大規模製造業，良好的基礎設施是最基礎的前提。此外，印度政府效率太低，基建效率也很低。再加上印度追求出世的宗教信仰讓國民內心比較恬淡，發展慾望也不是特別強烈。這些都導致印度難以在短期內成為一個重要的製造業大國。泰國的製造業實力是東南亞最強的，但它的經濟太成熟了，成長性會比較一般。越南則不一樣，其經濟的成熟性比泰國差很多，意味着成長性會遠大於泰國。
文化上，越南在大的儒家文化圈之內，越南人因此有着比較強的入世取向，會有相對較強的發展慾望，再加上近1億的人口數量，不容小覷。此外，越南的政治體制和中國比較接近，對製造業發展而言是個加分項。
再從具體的數據入手，看看越南實際的經濟發展情況。
進入21世紀以來，越南近20年的GDP（國內生產總值）年增長率基本保持在6%~7%，偶有跌落到5%左右的時候。不過，自2015年至今（2019年），這一數字則穩定保持在6.5%以上。
中美貿易摩擦讓越南頗為受益。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的數據顯示，2019年的頭4個月，美國從越南的進口同比飆升近40%，這是美國前四十大進口來源國中增幅最大的；同期，美國從中國的進口下降13%，這是自2009年以來的第二大收縮。
據野村證券的研究，截至2019年3月，越南因為中美貿易摩擦實現的經濟增長已經佔到越南GDP的7.9%。英格蘭及威爾士特許會計師協會在2019年第三季度的報告中也預估，因中美貿易摩擦的影響，東南亞國家的GDP增長率會從2018年的5.1%跌至2019年的4.5%，但越南的GDP增長率會穩定在6.7%左右，越南是整個東南亞發展最快的經濟體。
抽象數據的背後，是製造業正在發生的變化。事實上，在中國設廠的服裝、鞋帽、傢俱等產業早已在越南佈局很久了，有些高科技產業也在陸續向越南轉移。比如，英特爾多年前就在胡志明市設立了其全球最大的封測廠；韓國電子巨頭三星於2019年10月關閉了在中國的最後一家手機工廠，轉移到越南。三星出口全球市場的手機中，絕大部分已是在越南生產的了。
無論是從理論分析上去判斷，還是從新聞報道、實際的經濟發展情況看，越南都是當下中美貿易摩擦最大的受惠國。同時，越南對於海外投資者，也制定了一系列招商引資優惠政策。
越南不可能取代中國在越南，施展曾與一位越南學者交談。他問到，“越南正在大力吸引各種各樣的製造業進來，那麼越南有沒有自己的產業政策呢？”產業政策是發展經濟學中經常會觸及的問題。
讓施展大吃一驚的是，對方斬釘截鐵地説：“我們不需要產業政策，因為我們有廣州！”
“什麼叫你們有廣州？”
“我們生產時缺什麼東西到廣州去買就好了，不需要產業政策。”
很快，施展讀懂了他的潛台詞，他所説的“廣州”只是一個意象，實際上指的是整個中國東南沿海。一方面，中國東南沿海製造業體系完善，能夠提供越南企業需要的各種原材料和零部件。而且越南與中國接壤，從河內到廣州，走陸路和海路都只需要不到兩天時間，甚至比從胡志明市到河內還快。因此，越南缺什麼去中國買就可以了，不需要自己的產業政策。
另一方面，越南規模太小，“廣州”規模太大，後者的外部性效應對越南有着極深的影響。即便越南有自己的產業政策，一旦“廣州”有了什麼新動作，或發生什麼變化，越南所依託的外部環境就變了，它的產業政策也就作廢了。
從越南規模開始延展，對照越南的人口規模、領土規模、經濟規模、高質量基礎設施的規模、優秀工程師的規模，以及每年培養出的合格大學生與熟練工人的規模，與中國相比，都差着一個甚至兩個數量級。考慮到這樣懸殊的實力差距，施展認為，越南確實是不可能取代中國世界工廠的地位的。
先簡單看一下中越經濟規模的對比。
越南在2018年的經濟增長率是7.08%，快過中國的6.6%。如果僅僅看增長率對比，你可能覺得越南會對中國構成挑戰；但一旦把規模考慮進來就會發現，增長率能説明的問題很有限。2018年，中國的GDP是13.6萬億美元，越南則是2425.5億美元，後者大約是上海的1/2，深圳的2/3，不到蘇州的9/10，大致相當於山西省或黑龍江省的水平，略低於雲南和內蒙古，略高於貴州。如果把越南2018年的GDP和中國各城市的GDP放在一起排序，越南能排在第8名，介於蘇州和成都之間。
越南經濟中還有個特殊的結構性風險，就是三星公司。越南三星佔了三星集團總產值的30%左右，但越南三星的產值近幾年都佔越南總GDP的25%以上，其出口額也佔了越南出口額的近25%。越南三星的經營近乎以一種“半體外循環”的狀態，經營結構也是“兩頭在外”的——零部件、半成品的供應，主要來自海外，製成品的主要銷售市場也在海外。除了就業，越南三星和越南本地的經濟聯繫相對有限。
進一步的數據顯示，“兩頭在外”並不是三星這一家公司的特徵，而是越南經濟的結構性特徵。從2014年~2018年這5年來越南進出口貿易的數據中可以看出，越南的進出口增速較快，越南的外貿依存度（進出口總額/GDP）原本就很高，現已逐年攀升到接近200%，但越南的順差率（順差額/進出口總額）很低，始終在1%上下徘徊，也就是説，進出口過程中完成的增加值很有限。
進一步考察越南的貿易結構後發現，越南進口的主要是機器設備和中間產品（零部件、半成品等），出口中則有較大比例是終端產品。
越南統計總局的報告顯示，2018年，越南的進口品主要包括三大類：機械設備為主的資本性貨物（佔比30%）、中間產品（佔比60%）和消費品（佔比10%）。該年的進口中有超過六成是由外商投資企業完成的。中國是越南最大的進口來源地，其次是韓國，東盟國家排在第三位。而2018年越南的出口品中，最主要的是手機、紡織品、電子產品、鞋子等面向終端消費用户的產品。出口中則有超過八成是由外商投資企業完成的，越南本土企業只在水產品和木製品的出口上佔據主導地位。出口市場中最大的是美國，其次是歐盟，中國排在第三位。
基於越南超高的外貿依存度、極低的順差率，以及上述這種貿易結構，我們大致可以看出，越南做得更多的是對進口的中間產品進行簡單加工然後再出口，這一過程中能夠實現的增加值比較有限。並且，進口、出口中壓倒性的比例是由外資企業完成的，從這個意義上看，甚至可以把越南的大規模進出口理解為一種特殊意義上的轉口貿易。
東亞國家的製造業企業將生產流程中的最後環節放在越南完成，並不是以在當地形成足夠大的增值為目的的，而是為了兩點：第一，利用越南較為便宜的勞動力，完成勞動力佔比較高的生產環節；第二，借用越南優越的外貿環境，完成其出口目的。
再看看越南的領土和人口。越南國土面積為33萬平方公里，約為中國的1/30。越南2018年的人口大約為9600萬，這些人口主要分佈在南北兩大三角洲。與中國人口對比，有較大差距。
值得一提的是，在租金、勞動力、水電等外界認為具有優勢的成本上，越南某些方面的差距也在縮小。
根據美國老牌地產租賃顧問公司世邦魏理仕（CBRE）在2019年5月發佈的數據，就建成工廠的租金價格來説，越南南部最大的城市胡志明市的月平均租金是每平方米4.1美元，月最高租金是每平方米8美元；越南北部經濟圈（集中在河內、北寧、海防等地）的月平均租金是每平方米3.5~4美元，月最高租金是每平方米5.5~6美元。而在中國蘇州地區建成的廠房的月租金大概在每平方米4.2美元，東莞地區大概是每平方米3.6美元，成都約為每平方米2.5美元。隨着越南近年來房價暴漲，與中國的很多地方相比，越南在租金方面已經沒有優勢了。
但越南的勞動力價格有着明顯的優勢。2018年，中國工人的人均月收入為807美元。在越南，直到2019年上半年，勞動力的平均月薪才達到288美元，而普通勞動者的平均月薪只有206美元。但越南有一個政策，就是國會每年都會立法上調最低工資標準。前幾年的上調幅度是每年12%~13%，對企業造成相當大的壓力，所以最近幾年有所回落，2019年的上調幅度是5.3%。但由於這幾年遷移過來的企業越來越多，勞動力供不應求，技術工人和管理人員更是緊俏，企業給的薪酬通常比最低工資高不少，每年也會有相應幅度的上調。
越南不僅工廠租金比中國貴，而且水電成本也高過中國，中國的水電費用價格大約是越南的2/3。
總體來説，越南主要是在勞動力和税收政策方面比中國有優勢，其他方面則基本上是處於劣勢的。那麼，單從比較優勢的角度來看，唯有人工成本和税收成本（包括對美關税成本）比較高，同時對於供應鏈的依賴度不是那麼大的產業環節，才會傾向於遷移到越南。實際上，中國不僅和越南的成本對比是這樣，和其他東南亞國家的對比，在大部分時候也是如此。
由此來看，越南取代中國世界工廠地位的路並沒那麼順暢。
中國製造業供應鏈網絡難以突破除了越南的實力，站在中國供應鏈網絡的角度來看，越南難以取代中國世界工廠地位的另一個原因，則是中國製造業供應鏈有着無法比擬的優勢。
在中國，有許多不在人們視線範圍內，但卻在特定領域裏牛氣沖天的小鎮。
比如，江蘇泰興黃橋鎮是世界最大的小提琴出口基地；山東省濰坊市昌樂縣鄌郚鎮生產了全世界將近1/3的吉他；全世界將近1/3、全國將近一半的泳衣來自遼寧葫蘆島新城市；浙江省衢州的江山市，生產了全國1/3的羽毛球；山東菏澤生產了全國80%以上的棺材……
施展認為，這些對成本的控制能力絕不是用一句“低技術”就能概括的，它的背後有一整套供應鏈體系在支撐。脱離開這種供應鏈體系，當然還是能生產，但是沒法把成本控制到那麼低。
中國經濟無可匹敵的能力恰恰隱藏在這裏。施展認為，中國的經濟奇蹟，遠不是用我們過去常説的人工和土地的要素價格低便能夠解釋的，其背後有一個逐漸演化出的龐大的系統在支撐。
並且，中國發育出的全球規模最大的製造業供應鏈網絡裏，分工已經越來越細，單個企業的專業化分工可以達到匪夷所思的程度；網絡中無數個企業彼此之間互為配套關係，而且配套關係可以依照訂單需求不斷動態重組，以生產出各種各樣的產品；中國龐大的工程師羣體和熟練工人羣體，則為供應鏈網絡供給着龐大的人力資源；中國高度競爭性的環境、中國人強烈的發財致富慾望，都讓這個供應鏈有了無與倫比的效率。
此外，中國龐大的供應鏈，並不僅僅依託世界市場的拉動，還依託中國內部龐大消費市場的拉動。
當然，即使中國在規模上是無法取代，但並不排除中低端製造業有可能從中國外溢到鄰近的東南亞國家。之所以説是外溢而不是轉移，在於東南亞國家在供應鏈網絡的規模優勢上同樣無法與中國相比，所以它們可能承接從中國供應鏈中溢出的一部分生產環節，但無法取代中國製造中心的地位。
既有的一些研究也支撐了這一假説。依據世界銀行在2007年的一份研究報告，中國與東盟之間的貿易品主要是零部件與半成品。這種貿易只有在同一個供應鏈網絡內部才有意義，網絡之外需要的不是零部件和半成品，而是終端產品。
這就意味着，製造業從中國向東南亞的外溢，是以中國為中心的供應鏈網絡的規模在進一步擴大——東南亞國家和中國的生產流程之間是各種互相補充關係，它們構成了一個更龐大的供應鏈網絡。既然如此，中低端製造業向東亞製造業集聚區以外的地方轉移就會變得更加困難。
基於在中越大半年的調研形成的理論收穫，施展將其總結為三點：
第一，製造業向越南的所謂“轉移”，實際上是中國供應鏈的“溢出”，在可預見的未來，這一事實不會發生實質性變化。
在越南和珠三角的調研告訴我們，從中國向越南轉移的，並不是某些行業中的整個產業，而是該產業生產流程中的某些特定環節，主要是對供應鏈需求較低、人工成本佔比較高的環節，通常是最終的組裝環節。其他環節很難轉移出去，仍然留在中國的供應鏈網絡中。結果就是，生產流程中的某些特定環節往越南轉移得越多，對中國這邊供應鏈的需求就越大，以中國和越南為代表的東南亞之間，從而形成了一種深度的嵌合關係。這樣一種轉移，稱之為“溢出”更恰當一些。
第二，能夠轉移的環節，和通常所説的高技術產業還是低技術產業沒有關係，而是和不同梯次工業革命所出現的產業有關係。
和通常説的產業本身的技術水平高低無關的最根本原因在於，今天各國之間已經是在工序層面的跨國分工，複雜產品很少能在單一國家或地區內部完成全部生產環節。高技術產業的生產環節中不都是高技術環節，其中的低技術環節如果符合第一點的條件，是有機會轉移走的。
但在轉移過程中，不同梯次工業革命所出現的產業，其轉移邏輯是不一樣的。第二次工業革命形成的重化工業相當於工業。據在越南調研到的電器行業的多家企業反映，人工成本佔比的臨界點差不多是15%，超過這個數值，企業就會考慮尋找低人工成本的地方。但其他行業的臨界點是否也是類似數值，調研中尚未得到確切的答案。
第三次工業革命形成的電子產業，在可預見的未來，它所依託的最大規模供應鏈網絡也會留在中國——畢竟其所依賴的經濟基礎設施在中國，但是電子產業中的組裝環節會向越南等東南亞國家轉移。轉移出去的這些環節，會與中國的供應鏈網絡保持深度的嵌合關係。
第四次工業革命形成的信息技術產業，從它的核心技術創新和軟件等方面來看，美國起着主導作用；從信息技術的硬件製造方面來看，這種製造是要通過電子產業完成的，中國加上東南亞會在其中起主導作用。
第三，施展認為，推動中國供應鏈網絡向東南亞溢出的真正力量，是中國民間的力量。
在調研中注意到，貿易摩擦越嚴重，民間經濟就越努力加強自救。所謂自救，很多都是生產環節向海外尤其是向越南的轉移，因為那些地方無需面臨美國的高關税。但是，在轉移過程中，只有組裝環節能夠出去，其他環節仍然需要依託中國龐大的供應鏈網絡。而中國供應鏈網絡的活力，也來自民間經濟。因此，貿易摩擦的結果是，中國的供應鏈網絡會加速向海外擴展，但這一過程的主要動力來自民間。
在越南的調研中，施展發現了國內很少有人注意到的“中國幹部”這個羣體。
所謂“中國幹部”就是，無論什麼“資”的企業，只要是把工廠從中國大陸遷到越南的，則中高層管理人員基本上都是從中國大陸來的，這羣人自稱“中國幹部”，這是個有着幾十萬人的羣體。中國幹部是把中國的供應鏈網絡與越南的組裝環節銜接起來的重要微觀載體，他們在打拼的過程中擁有了大量基於跨文化的調適能力而演化出的管理技巧，掌握了大量可實踐但難傳授的隱性知識，是具有巨大價值的海外智慧寶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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