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全球經濟怎麼走？國際市場將對中國和新興市場資產走勢如何影響？4月10日，“清華大學五道口首席經濟學家論壇”在線召開，海內外首席經濟學家們對世界經濟和中國經濟進行了全方位解讀，一致認為，在目前國內外形勢不確定性加大的背景下，經濟增長的結構與質量的重要性高於總量。
全球經濟分化嚴重
證監會原主席、全國政協委員肖鋼認為，全球經濟分化嚴重，表現為區域分化、產業分化、階層分化和金融市場分化。造成經濟分化的因素包括各國應對疫情的模式不同、宏觀刺激政策的效果、數字經濟逆勢增長和貧富差異過大等原因。
清華大學國家金融研究院院長、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原副總裁朱民認為，2021年宏觀經濟政策應推動增長和平衡並重，結構與質量高於總量。2020年各國政府專注於應對疫情衝擊下的經濟衰退，政策目標集中在推動經濟總量上升。但疫情及其後果造成了結構性的經濟活動不平衡，也將對我國國內經濟增長的大格局產生結構作用。相對總量，2021年的政策應當偏重結構性恢復。這是因為，第一，老齡化的速度遠遠超過想象，會改變需求、改變供給和改變金融。第二，2060碳中和不但是能源革命，還是技術革命。中國面臨的轉型的挑戰比歐洲要大。第三，數字化轉型，數字變成資源和資產，會從根本上改變國家的稟賦，重新定義國家的核心競爭力。
“宏觀政策面臨三重任務：修補過去的不平衡、推動經濟的強勁增長、面向未來的結構優化經濟增長範式的轉軌。這是今年宏觀經濟政策的最大挑戰。”朱民表示，現階段保持寬裕的流動性還是很重要，但2021年財政政策的精準性和力度是非常重要的。
京東科技集團首席經濟學家沈建光認為，新冠肺炎疫情引發史無前例的政策刺激。全球通脹預期上行，美國國債十年期收益率迅速攀升，美元反轉讓新興市場匯率承壓，貨幣政策面臨兩難。2021全球經濟不得不尋找突圍之路。
持續通脹的可能性小
摩根大通首席朱海斌表示，預計2021年全球經濟增長6.5%，並且該預測在近期不斷上調。這將是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全球最強勁的增長，但是各國之間復甦程度不同。美國在新一輪財政刺激和疫苗普及後迎頭趕上，而其餘經濟體全面復甦尚待時日。
渣打銀行中國首席經濟學家丁爽認為，全球產出缺口仍然比較大，持續通脹的可能性比較小。他認為美聯儲會忽略暫時的通脹上升，加息可能要到2023年失業率降到3.5%左右才會實施。
摩根士丹利中國首席經濟學家邢自強認為，美國這輪通脹壓力不一般。美國正在打造的“高壓經濟”旨在促進中產階級、藍領工人的全民就業，不僅僅追求GDP增長回到疫情之前的水平，還要實現中低收入羣體受益。但難以避免的副作用是通貨膨脹。如果美國經濟出現過熱，通脹很有可能到今年底或明年初上探到2.5%以上。此外，三個結構性因素使得美國通脹在中長期捲土重來的壓力不可小視，因為過去30年抑制通脹、提升生產率的三個因素現在開始逆轉，分別是Trade（貿易全球化的逆轉）、Tech（科技巨頭化的逆轉）、Titans（收入分配偏向企業化的逆轉）。面對美國經濟政策左拐、進入高壓經濟學的態勢，中國十四五規劃戰略舉措聚焦提升生產率、防止經濟內卷。
瑞銀集團中國首席經濟學家汪濤預測，今年中國經濟在國內消費和出口拉動下有望實現9％的增速，製造業投資也將在企業收入和訂單大幅增長之下明顯反彈。今年中國的通脹總體可控，貨幣和財政政策逐步正常化，預計三季度有一次小幅的加息，主要會在信貸政策方面收緊，預計全年社融增長11%。由於今年名義GDP 增長可能接近12%，全年宏觀槓桿率可以下降4-5個百分點。
建銀國際首席經濟學家崔歷認為，疫情加速了中國經濟的產業的轉型和升級，潛在增速可能觸底反彈。宏觀政策逐漸收緊是大概率事件，再通脹會引發長端利率仍然上行，但政策利率可能維持不變。未來幾年產業政策是更重要的關注點。
長江證券首席經濟學家伍戈認為，疫情同時具有需求衝擊和供給衝擊兩個特徵，中國還在彌補全球的供需缺口。信貸利率和房貸利率會趨勢性上升，銀行間市場利率也易上難下。十年期國債利率與名義GDP趨勢一致，下半年可能往上的動能弱一點。
保銀投資首席經濟學家張智威認為，從政策的角度，2021年是轉彎之年，確定性的是風險是在一邊倒的上行風險。從投資的角度，今年是守住成果之年。投資者更願意投向中長期政策更穩定的國家。而目前美國的政策是損害美國的利益的，更聚焦於短期的經濟。中國應該考慮長遠，加快結構改革。
“碳中和”挑戰與機遇並存
中金董事總經理黃海洲認為，中國實現碳中和目標既面臨巨大挑戰，也有一系列競爭優勢。中國是全球最大的年排放量國，但投資可以帶來技術進步。中國作為製造業大國和數字經濟大國，應避害趨利，以電氣化+清潔電作為碳中和主要抓手，發掘清潔能源的製造屬性所帶來的規模經濟效益。轉型做得好的話能源的單位成本會下降，但如果投資做的不好、效益不高，則可能會帶來通脹。全球氣候變暖帶來的系統性風險，對全球經濟帶來的影響可能是巨大的,需要國際協調和合作。
海通國際首席經濟學家孫明春認為，金融機構可以發揮自身作為金融中介的特殊能力和角色，通過市場化的手段給其他行業的碳中和實踐提供更強的激勵與約束，助推全社會早日實現碳中和。碳中和轉型的前期可能對經濟增長和通脹有不利的影響，後期則會是非常大的機遇。但相比起氣候變化可能帶來的災難性的影響，轉型的陣痛可以忽略不計，需要讓全民認識到氣候變化對經濟帶來的非線性的影響。為了避免讓部分行業承擔過高的轉型成本，應該在最終消費端採用碳税的政策。
興業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魯政委認為，積極推進“碳中和”有利於我國把握新一輪工業革命的歷史性機遇。“碳中和”的引致需求，能夠刺激全球經濟走出“總需求不足”持續低迷的陷阱。碳中和的不同政策對經濟的影響不同，對於山西這樣的煤炭大省，可以建立跨區域的補償機制。
北京綠色金融與可持續發展研究院院長馬駿認為，需要深入研究碳中和帶來的投資機遇和對投資所帶來的挑戰。挑戰主要是高碳行業對金融穩定的影響，需要做更多量化的分析。碳中和會帶來收益成本的不均衡分配，包括在地區之間的不均衡分配、行業之間的不均衡分配，在某些情況下可能會導致某些經濟體、某些產業的大幅度萎縮甚至造成失業。如何保證一個比較公平的轉型也是需要研究的。 （經濟日報-中國經濟網記者 祝惠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