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有5億人沒坐過馬桶， 10億人沒有坐過飛機，但是今天我們的馬桶還是過剩，飛機載客量不足。產能過剩，因為有效需求不足。
你一定要把錢貸給那些要破產的企業，對銀行來説也不是市場行為。
以直播賣貨來説，對生產效率提高、經營成本下降、減少庫存肯定是有好處的，但它沒有對勞動生產率帶來多大的提升。
新冠肺炎疫情，給全球經濟生活帶來鉅變。IMF在最新一期《世界經濟展望》中，預測2020年全球經濟增長率為－3%，比三個月前的預測調低了6.3個百分點。
近日，中泰證券首席經濟學家李迅雷接受南方週末記者的採訪，講述他對當前經濟形勢的看法。
南方週末：現在政府的經濟刺激政策涉及多個方面，如何在效率上進行權衡？
李迅雷：這個很難，因為沒有足夠大的數據量，只能先做了再説。總體上，我認為還是要平衡，供給端和需求端都要平衡，不能只考慮供給，不考慮需求。
2016年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時候，我就提出，中國人大概還有5億人家裏沒有衞生設施，通俗地説，還有5億人沒坐過馬桶，但是今天我們的馬桶還是過剩。產能過剩，因為有效需求不足。
南方週末：你近期撰文呼籲現金補貼居民以拉動需求。從操作層面看，它難在哪？
李迅雷：對。從操作層面來講，政府的壓力會比較大。因為僧多粥少，中國人理想中一向“不患貧而患不均”。如果政府補貼居民，不同收入階層人的利益都得考慮。如果只是定向補貼給部分企業，社會關注度會大幅下降，操作起來更容易。
如果真要操作，我覺得還是可行的。因為現在畢竟是大數據時代，居民存款、徵税記錄、水電煤氣等情況綜合起來，基本可以確定哪些人可以享受補貼、哪些可以排除在外。
南方週末：現有的政策對中小微企業有許多幫扶。這些企業的背後也是一個個人，像這類針對中小微企業的幫扶是否更值得鼓勵？
李迅雷：我覺得幫扶中小企業可以做，但中小微企業那麼多，如果每家都補貼，需要補多少錢？補貼中小企業很多時候是給了企業主。為什麼就不能直接補給工人？他們有了錢的話，就會消費，他們也不會因為企業經營不下去就餓死了。給企業部門實質是“輸血”，給居民部門則是“造血”，因為前者是製造產品，後者才是最終消費。不斷輸血的結果，往往是製造“過剩”，而造血的結果是創造需求。
補給企業家的話，是不是每個企業都得補？補的理由是什麼？怎麼體現公平問題？有些企業家可能會對政府行賄，騙貸、騙補。
南方週末：幫扶、補貼中小微企業的一個邏輯是，至少可以讓企業先撐下去、活下來，也能保住工人的就業崗位。
李迅雷：對，但這個邏輯比較間接。你怎麼能保證企業能救活，怎麼保證他們一定不裁員？你把錢給了企業家，都由他來操作。錢落到了老百姓的口袋裏，不管怎樣，他總能活下去。
錢拿給企業，救了企業，再過幾個月，他説又不行了，你再給？然後員工該失業的還是失業。你知道中國的中小企業的平均壽命有多長？平均只有2.5年。即使沒有疫情，中小微企業的平均生命週期也就是2.5年，個體工商户大約1.5年，都很短。
你一定要把錢貸給那些要破產的企業，對銀行來説也不是市場行為。
比如像西貝、海底撈這類企業，即使不補貼，也有很多PE、VC願意來投資，因為他們認為這類企業能夠做大，銀行也會主動給他貸款。
所以，一定還是要由消費來拉動，否則補貼給企業之後，員工還是拿不到錢、沒錢消費，需求不足，企業的生產還是過剩了。
我一直呼籲，要從需求端去落實我們的政策。過去、包括現在的政策，大部分都是在供給側，都在補企業，減税、免租等等，這些有錯嗎？也沒什麼大錯。但過去很長時間以來，都存在有效需求不足，出現了類似“把牛奶倒進陰溝”的現象。
十年前，中國是靠投資拉動是符合邏輯的，因為GDP中，投資佔比大約是發達經濟體的兩倍，現在經濟增長則主要靠消費。居民日常消費，吃喝住行，休閒娛樂、養老、保健等等，消費在GDP佔比超過60%，無論是增量增量還是存量佔比。美國也一樣，美國經濟也不是靠高科技拉動，而是消費佔到GDP的80%。
南方週末：消費要怎麼才能拉起來？
李迅雷：從需求端入手，一方面要補貼，就是政府花錢，另一方面是改革，但這個難度就很大了。改革涉及各方利益，動誰的奶酪都不好動。富人的錢太多、窮人的錢太少，這些年來，高收入階層的收入增速大幅高於其他收入階層的收入增長，例如，根據國家統計局的統計公報，2016-2019年，高收入組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累計增長29%，而中等收入組的累計增長只有19%，絕對收入和相對收入之間的差距均在擴大。 如果能勻一下的話，中國經濟就起來了，消費就起來了。
7年前我就撰文：《中國經濟就像一杯沉積的液體》，雖然總量夠大了，國民總收入體量也夠多了，關鍵是結構問題，大量收入、資源沉積在少數人和部門手裏，無法形成現實的消費與投資。下面沉澱得太多了，很難動，如果攪拌一下，問題都解決了。
但是攪拌就得動利益，觸動利益比“觸動靈魂還難”。故現在靠政府補貼實際上就是增加政府的債務，只能由子孫後代來還，但如果能夠通過改革來縮小收入差距，很多問題就可以解決了。當然，改革的難度很大，這不是中國一個國家的問題，而是全球性難題，到目前為止全球還沒有一個國家能解決這個問題。
不過，在這次應對疫情方面，我國所採取的舉措與西方國家有顯著不同，它們是疫情防控粗枝大葉，財政、貨幣卻大放水，幾乎沒有改革舉措。我國則有效控制了疫情，貨幣財政政策有序推進，此外，改革力度較大，重在治根。如深化土地、勞動力、資本等市場化配置改革；加快培育技術和數據要素市場；加快要素價格市場化改革；健全要素市場交易機制；資本市場上創業板實施註冊制改革等。
南方週末：這一輪疫情會帶來什麼變化？
李迅雷：疫情加速了分化。
首先疫情加速的新舊產業的分化；如信息技術產業更加快速發展，3月份在絕大部分產業虧損的情況下，計算機制造產業和煙酒產業一樣，保持盈利。疫情增加了企業和個人對視頻會議應用的需求，App Annie最新報告顯示，商務視頻會議應用程序一直在經歷爆炸式增長，剛剛在3月份創下了有史以來最高下載量。線上辦公APP釘釘和騰訊會議持續佔據國內應用免費榜排名的前兩位，白領開始習慣，甚至開始喜歡線上辦公，雲辦公行業有望迎來跨越式發展。
其次，疫情加速了頭部企業和中小企業的分化，很多小企業生存不下去了，但大企業還是可以正常運轉。以賣房為例，今年一季度，前十大開發商的賣房收入只下降不到10%，而樓盤銷量後100名的開發商下降了約40%。越小的開發商越是賣不動，可恆大説要打折了，大家都來搶。疫情之下，阿里巴巴、騰訊一樣賺大錢，但是路邊的小餐館就經營不下去了。這樣趨勢下，企業之間的收入差距會進一步擴大，居民部門也是一樣。
第三，加速人口的分化。從去年的數據看，浙江人口的淨流入量已經超過廣東，杭州的流入人口超過深圳，説明浙江經濟的新動力更足。但總體而言，全國的人口是在往長三角、珠三角、成渝等發達地區集中，北方流向向南方。疫情之後，就業壓力加大，農村勞動力將進一步向經濟發達地區流動。
南方週末：我們看到越來越多的企業正通過數字化工具，打破疫情期間的時空限制，讓經營得以繼續。
李迅雷：是的。新基建將為企業進入數字化時代提供契機，2019年新建5G宏基站數為15萬台，根據中泰通信組測算，預計2020年新建5G宏基站數增至60萬台、2022年達到最高120萬台，隨後將逐步回落。至2025年5G基站規模有望超過550萬台。
不過，5G已經説了很長時間吧，但現在我們仍在用4G手機。問題核點還是在於需求有多大？手機銷量已經連續幾年下降了，如果居民收入不增反減，則消費不起來，工業製造業搞得再多也沒有用，不落實到消費這一端，是沒有意義的。
以直播賣貨來説，這是數字經濟帶來的信息對稱，對生產效率提高、經營成本下降、減少庫存肯定是有好處的。但問題在於，它沒有對勞動生產率帶來多大的提升，它利用平台、大數據的優勢，創造了一定的價值，但不是像蘋果、特斯拉那樣大規模生產所直接帶來那種價值，它也改變不了社會商品零售總額下行的趨勢。比如，線上消費額增加了，線下就減少了。
我們看待一件事物，要明白有些是增量、有些則是替代，替代對GDP拉動沒什麼作用。我們已經到了一個存量經濟時代了，經濟增速可能會越來越慢，所以現在要做的是怎麼把經濟結構調整好、改善好。
全球勞動生產率的增速都在下降，中國也在下降了。比起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工業革命，我們現在的科技進步在明顯放緩，而不是在加快，這跟大部分人想象的不一樣。
我們現在只是在原先的巨人的肩膀上，做一些小修小補，只是處在量的變化，而非質的變化之中。我們的科技已經足夠先進了，過去進步得快，現在放緩。這樣一來，勞動生產率的增速下降，整個經濟的增速也應該是下降的。
（此文在南方週末記者黃金萍採訪、發佈內容基礎上有所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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