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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這次糧食危機的原因，並不是因為災害導致全球糧食減產。而是美國和歐洲一些國家，大量採用糧食來發展生物燃料，改變了糧田的用途。導致一些國際炒家投機倒把，推高了國際糧食價格。
民以食為天，食物是人類生存的前提，是關係國計民生和國家經濟安全的重要戰略物資，糧食安全又與社會穩定、經濟發展息息相關，所以歷朝歷代都視糧食安全為治國安邦的頭等大事。在古代，政府為調節糧價、儲糧備荒設置“常平倉”，避免“穀賤傷農”，開鑿大運河，接納江淮地區的糧食和財富...... 即使是科技昌明的現代社會，仍堅守18億畝耕地紅線糧食的重要性始終怎麼強調都不為過。
但並非所有的事情都按美好的軌跡運行。
中國古代，生產力低下，災害、戰爭頻發，糧食難以滿足人民的需要，餓死人的事情屢屢發生。
我們常聽“長安米貴”，故事就發生在806年白居易去長安考試，唐憲宗剛剛登基，關中糧價高昂。事實上，貫穿整個唐朝，只要漕運出現問題，別説關中的百姓，就算皇帝不被餓死，卻極有可能死於因為缺糧而導致的兵變……
所以，只要關中年景不好，哪怕是盛唐的玄宗，也得移駕東都洛陽找食吃。
自公元前十一世紀的西周開始，此後兩千多年間，全國的政治重心一直在長安-洛陽一帶來回擺動，但隨時間推移，長安所處的關中地區的糧食供應已逐漸不堪重負。
西漢時，長安城的人口只有25萬人左右，然而到了盛唐時期，長安城在巔峯時期，人口高達百萬之巨。
與人口日益膨脹相對，關中地區的可耕地卻越來越少。
由於森林砍伐、水土流失嚴重、土地鹽鹼化等原因，關中地區的灌溉農田，從西漢時期的4.45萬頃鋭減到了唐朝唐代宗大曆年間（766-779年）的0.62萬頃。也就是説，相比西漢，人口膨脹高達400%的唐代長安城，周邊的土地灌溉面積，卻同比減少了3.83萬頃，衰減率高達86.1%。
沉重的經濟負擔，和百姓的怨恨，以及運糧的損耗，種種原因困擾唐宋百年，為此，唐玄宗試圖解決這個問題。
當時的京兆尹裴耀卿提出對策，一是在漕運經過的沿岸廣設糧倉；二是優化漕運的辦法，將通過大運河的漕運從全程通航變為分段通航，例如在黃河三門峽段開鑿18裏山路，通過陸運以避開三門峽的黃河天險，然後再繼續船運。
此後一直到安史之亂前，通過大運河加陸運的方式，每年江淮流域進入關中地區的糧食，每年都能達到200多萬石的水平，基本滿足了關中地區的糧食需求，從而使得地窄人稠糧少的關中地區得以糧食充裕。
而在解決了關中地區吃飯問題的基礎上，大唐帝國逐漸進入了開元盛世的最高峯，為此，詩人杜甫在《憶昔》中寫道：
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尤藏萬家室，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
大清的飢餓盛世論並非當代人首創，但即便有各方面的翔實論據補充，也奈何不了大批清代封建巔峯論執念者的掩耳盜鈴。一味強調生產力發展而忽視社會的螺旋式前進，本身就是對於先賢思想的斷章取義。
當代學者研究發現，之前所謂清朝中後期人均700斤的糧食佔有量，實在是過於高估。因為那是按照最理想條件下的畝產計算，且未計算拋荒、休耕、自然災害等情況，自然會導致龐大的水分。
如果按照水分是50%計算，清中後期的人均糧食佔有量僅為350市斤，已經處於危險的死亡紅線。如果再低於這個值，普遍的饑荒甚至人食人事件將會在各地上演。
當英國使團領袖馬戛爾尼踏上中國的土地時，他看到的是面黃肌瘦、營養不良的成羣餓民。不僅老百姓成羣哄搶英國人扔掉的過期食物，連士兵也被餓得疲軟無力。他們衣衫襤褸，生活在極端的貧窮中。
清朝遍地餓民的慘淡景象，是清王朝無節制鼓勵人口增長，卻在發展生產力上成就有限的必然結果；而絕非中國封建時代的常態。可想而知，當每個百姓平均每天能獲得的口糧不過一市斤左右，還要刨除賦税的時候，他們必然會生活在營養不良，甚至非常嚴重的飢餓當中。
然而在人口過速增長導致人均口糧長期處於危險紅線的情況下，卻能保持國家的穩定，清朝的統治手段確實了得。除了傳承自明朝的愚民政策之外，清朝還有各種各樣的維穩手段。
對於乾隆帝而言，龐大的餓民羣體的增加，反而有利於政府財政收入的增長。傳説日本江户幕府的開創者德川家康曾説過，讓百姓吃不飽又餓不死，是控制他們的無上秘訣。只是在貧困的人民不堪重負之下，免除税銀是不可奈何做出的退讓。
此外，我們也確實要承認，在興修水利和賑濟災荒方面，乾隆帝的表現尚可。龐大的人口紅利使得乾隆帝獲得了空前的財政收入，在徒有其名的十全武功之外，還剩下不少能落實到基建方面，以促進人口進一步增長，並維持人民“吃不飽又餓不死”的大清盛世。
12年前，中國打了場驚心動魄的糧食大戰！
2008年，在全球金融危機之前，全球還爆發了糧食危機。
從2006年開始，全球糧食價格開始大幅上漲。2006年一整年，糧食價格就漲了12%，2007年又上漲了24%，2008年最高峯時期又上漲了80%。
從2007年1月至2008年7月，大米價格由最低價288美元/公噸，上漲到873美元/公噸，漲幅為200%；小麥由最低價172美元/公噸,上漲到465美元/公噸，漲幅171%；玉米由最低價128美元/公噸，上漲到411美元/公噸，漲幅221%。
糧食價格這一波氣勢如虹的暴漲，波及了全球36個國家，餓死了幾十萬人，多個國家發生動亂，甚至影響了政權的穩定。
2008年2月5日，在非洲莫桑比克首都馬普托，有大批羣眾湧上街頭抗議汽車運費、糧食價格在內的多種價格上漲。
莫桑比克首都馬普托
示威活動隨即演變為暴力示威，人們焚燒輪胎，投擲石塊，並與警方發生衝突。有6人在騷亂中受傷，一輛警車被人放火焚燒。
隨後，彷彿蝴蝶效應一般，騷動在西部非洲爆發了。毛里塔尼亞隨後發生示威抗議糧食漲價。
2月27日，喀麥隆首都雅温德發生大規模示威遊行，反對食品等基本生活物資漲價。
與此同時，布基納法索首都瓦加杜古首先發生了抗議食品和汽油漲價的示威活動。2月28日，示威演變為騷亂，發生了大規模打砸搶事件。3月中旬，該國再度發生示威活動，要求控制物價。4月爆發了全國大罷工和示威活動。
布基納法索首都瓦加杜古
接下來是科特迪瓦、塞內加爾、埃及。
很快在亞洲和拉丁美洲，糧食騷動也相繼爆發：菲律賓、印尼、海地、秘魯、墨西哥、孟加拉國……
海地
在世界糧食暴漲期間，中國的糧食價格也出現了波動。那一年，中國大米上漲了28%，小麥和玉米分別上漲了26%。雖然也有一定的漲幅，但老百姓的生活感覺並不明顯。
普通人所不知道的是，中國糧食價格平穩的背後，中國與國際糧食炒家打了兩場氣勢磅礴的糧食大戰。雖然有勝有負，但最終保證了國內的糧食安全穩定。
這所有的一切歸功於中國糧食的自給自足，並能略有盈餘，可以建立龐大的國家儲備。
目前，世界上仍有許多國家長期存在糧食危機，全世界每三個人當中就有一個人處於“隱性飢餓”狀態。面對世界經濟的複雜形勢和全球性，任何國家都不再可能獨善其身。民以食為天，國有糧才安，正如袁隆平所説：“一粒糧食能救一個國家，也可以絆倒一個國家”。所以無論何時，糧食安全的主動權都應牢牢把握在我們自己手裏，手中有糧，方能心中不慌。
來源：朝文社、冷炮歷史、大江湖解局等，中華糧網綜合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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