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期間，在線下消費較為低迷的同時，線上經濟出現了爆發式增長。消費者對於到家服務的需求，使物流企業忙得馬不停蹄。小到瓜果蔬菜，大到家用電器，無論是到店消費還是到家服務，現代物流都關乎百姓日常生活。
雖然物流業在推動經濟發展和保障居民生活質量方面發揮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但貨車能源結構不優、冷鏈配送高排放、快遞包裝導致白色污染加重等問題不容忽視。今年兩會，代表們針對如推進物流綠色化提出了相關建議。
賦權新能源貨車，推進城區物流綠色化
為緩解擁堵和交通污染，當前我國大部分城市城區對燃油貨車的通行按時段、區域、車型等方式進行限行管理；新能源貨車所佔比重低，並且在道路通行上的管理模式與燃油貨車大致相當，並沒放寬通行權利。城市物流配送仍面臨着車輛品種受限、新能源輕卡貨車場景不足等問題。
全國人大代表、蘇寧控股集團董事長張近東説：“一方面傳統燃油貨車運行受限，另一方面尚未給新能源輕卡貨車提供道路通行權利，導致新能源專用車未能成為有效補充，極大影響了物流和配送效率。”
在解決問題的路上，部分城市已經走在了前列。張近東説：“自2018年6月22個城市綠色貨運配送示範工程建設以來，示範城市城區新能源貨車通行便利性明顯提高，比如廣州和蘇州，在物流園區、新能源專屬卸貨區、停車區和充電設施等方面給予重新規劃和配套，‘集約、高效、綠色、智能’的城區配送體系已初步形成。”
據瞭解，北京、天津、南京、杭州等城市在推進新能源貨車普及上也已經提出了明確目標，要求物流企業在新增或更換新型物流快遞車時適度選擇新能源貨車，並明確了從10%-30%不等的使用比例。這些城市新能源貨車的替代作用明顯，張近東建議，加快提高其他城市城區配送企業燃油車更換為新能源車的比例，進一步推動綠色貨運配送示範工程建設。
同時，針對新能源貨車路權限制的問題，張近東提出，要建立新能源貨車管控與服務平台和城區貨車通行信息化、智能化和高效率的新能源輕卡貨車專用導航平台。通過專門平台，提供在線貨運通行證和行駛路徑審批服務，實現新能源貨車科學高效監管，提高新能源貨車通行證的辦理效率和運營效率。
創新技術研發，打造低碳貨運冷鏈
“產地直達、新鮮綠色”近年來幾乎成了全網流行的廣告語。網絡平台和冷鏈物流為瓜果、畜牧等產品插上 “翅膀”，使新鮮食材完成從原產地到消費者餐桌的“閃現”。新疆是全國聞名的瓜果之鄉和畜牧產品的重要產區，冷鏈物流的發展為新疆特色林果等農產品提供了廣闊的市場空間。
但是，農產品冷鏈物流發展總體滯後，能源消耗大、碳排放高，以化石燃料為主，清潔能源替代不足等普遍問題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新疆物流業的可持續發展。全國政協委員、新疆農業大學校長蔣平安在提案中介紹，在從烏魯木齊到北京的3100千米運輸距離中，如果把持冷藏温度在6-10攝氏度之間，冷鏈運輸過程中造成的二氧化碳排放高達200-770g/kg（CO2/番茄重量）。同時，冷鏈物流中的廢棄物處理以及製冷劑泄漏等環節會排放出大量的温室氣體和污染物，這都與低碳經濟的要求不符。
為了促進新疆冷鏈物流產業綠色發展，蔣平安建議，要繼續加大冷鏈物流基礎設施建設，大力發展綠色冷鏈物流產業；同時，要加強綠色冷鏈物流產業儲能核心技術研發與推廣應用，加快冷鏈物流標準化體系建設，鼓勵新疆物流科研機構和大型物流企業及相關信息服務企業積極參與到冷鏈物流標準的研究和制定當中去，全面提升物流企業的標準化、規範化水平，確保產品質量。
在促進技術研發上，蔣平安建議，推進新疆冷鏈物流技術研發與推廣創新平台建設，立足新疆風能、地熱、太陽能等清潔能源，增強儲能材料，儲能技術基礎和應用研究，並引進先進的新型冷儲技術應用於冷鏈物流產業，實現温控智能化與節能減碳雙達標。
技術的研發同樣離不開優良的政策環境。蔣平安認為，應該增強應對物流業節能與減碳相關政策研究，調動和激勵企業低碳減排行為，制定有利於冷鏈物流企業自身可持續發展和區域社會發展的環境及產業管理政策，服務新疆經濟發展和生態文明建設需要。
發展生物材料，減少物流“白色污染”
在網購及外賣迅速成為生活風尚的今天，守護“綠水青山”面臨的一道重要的命題就是如何有效解決白色污染問題。網絡購物以及外賣行業在服務民生的同時，也增加了大量的包裝袋等塑料污染，給垃圾處理和生態環境帶來巨大壓力。
我國早在12年前就實行了“限塑令”，但在網絡經濟塑料製品使用監管方面仍有部分覆蓋不到的領域。截至2019年，我國塑料袋年使用量超過400萬噸。巨大的使用量使解決白色污染迫在眉睫。
今年全國兩會期間，全國人大代表，中糧集團黨組副書記、總裁於旭波就此提出了相關解決建議——使用可降解材料，特別是生物可再生可降解的聚乳酸材料替代塑料。
據瞭解，聚乳酸被譽為本世紀最有發展前途的生物高分子新型綠色環保安全材料，國內部分行業龍頭企業已進行了相關戰略佈局。為推動生物可降解材料產業的發展，於旭波建議，在國家“十四五”規劃中，將聚乳酸作為重點生物可再生可降解環保材料優先發展。從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長江中游、成渝五大塑料用量最大、環保壓力最大的城市羣中選取適合地區作為生物可降解材料應用示範區，並同時搭建與市場監管執法相結合的生物可降解材料全程追溯體系。
“從近年來國家和地方‘限塑’、‘ 禁塑’歷史經驗與成敗得失來看，關鍵是從‘限塑’轉變為‘禁塑’，從‘花錢買’轉變為‘不能用’，從經濟利益上升為社會責任，在頂層設計、監管模式、宣傳引導、替代服務和消費習慣等方面， 建立健全塑料污染防治的日常管理和監督檢查機制。”於旭波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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