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4日，2020年版全國和自貿試驗區外商投資准入負面清單如期公佈。全國清單條目從2019年的40條縮減到了33條，自貿試驗區清單條目則從37條縮減到了30條。中國對外資的開放程度進一步得到提高。
黨的十八大之後，中央決定推進新一輪高水平對外開放，宣佈將以准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方式開展對外投資談判並推進我國對外商投資的開放。2013年9月，上海自貿試驗區掛牌開始運作，提出了自貿試驗區的外商投資准入負面清單。2017年6月發佈《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2017年修訂）》，首次提出全國範圍內的外商投資准入負面清單。此後每年六月，新版的全國和自貿試驗區負面清單總會如期公佈，並且不斷壓縮。
有了負面清單管理模式並不必然意味着實現了高水平開放。不過，負面清單確實是推進高水平開放的重要抓手，負面清單的不斷壓縮和優化是擴大對外資開放的有效方式。對於尚在負面清單上的條目，社會各界廣泛討論，監管部門不斷摸索，研究“放管服”的最佳方式，使得擴大開放的過程能夠積極穩妥，有條不紊。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對世界上主要經濟體的外資限制程度進行了評估，雖然在評估方法和政策信息蒐集上並非十分完善，但他們編纂的投資限制指數大體上能夠反映世界各主要經濟體對外資限制程度的變化。OECD的數據顯示，中國在2013年以來對外資限制程度迅速下降，下降幅度是各主要經濟體中最大的之一。可以説，負面清單的不斷壓縮是推動中國投資自由化水平不斷提高的重要方式。
二、壓縮外商投資准入負面清單在當前形勢下有利於外資擴增量穩存量
新冠疫情發生以來，世界上許多國家的投資自由化程度有所回退。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對外資的門是不是也要關小一點呢？聯合國貿發會議預測，由於新冠疫情的影響，2020年全球跨國直接投資的規模要同比下降40%。對於中國來説，在當前形勢下，是像有些國家一樣把開放的門關小一點還是把開放的大門越開越大，這是一個需要對當前國內國際兩個大局有準確把握才能做出的決策。正是因為這樣，2020年版外商投資准入負面清單的出台具有和往年不同的意義。
在新的負面清單中，因為金融業對外資的所有股比限制按照既定的開放時間表已經全部被取消，條目不再出現。這使得2020年被稱為中國金融業全面開放元年。實際上，不僅是在股比限制方面實現了開放，正如2019年國發23號文中要求的，我國正在“全面取消在華外資銀行、證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等金融機構業務範圍限制”以及其他限制，從而使得外商投資金融機構實現“准入也準營”。2020年5月7日，中國人民銀行和國家外匯管理局發佈《境外機構投資者境內證券期貨投資資金管理規定》，落實取消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QFII）和人民幣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RQFII）投資額度的限制。中國各地一手抓科學防疫，一手抓復工復產，經濟活動正在穩步復甦之中，這給對中國經濟有信心的世界各國投資者創造了投資機會。
負面清單的壓縮和股比限制的取消或放鬆促進了外資的流入。在今年4月1日全國範圍內取消證券公司和基金管理公司外資股比限制的當天，路博邁（Neuberger Berman）和貝萊德（BlackRock）兩家知名的資產管理公司就向中國監管部門提交了在中國設立外商獨資公募基金公司的申請。可以説，每一個負面清單條目的取消或放寬都意味着一個更加開放的領域，會帶來相應的外資流入。2018年新能源汽車與專用車股比限制的取消直接迎來了特斯拉在上海的落户，其一期工程在2019年當年開工、當年竣工、當年投產、當年上市，創造了行業紀錄；擴大投資規模的二期工程目前正在加速建設。可以預見，今年對商用車股比限制的取消和最晚2022年對乘用車股比限制的取消也將帶來各大汽車業巨頭對中國的進一步投資。
股比限制的取消或放鬆對現有外資穩存量也具有現實意義。一方面，現有的外商投資企業在更容易進入業務相關的新開放領域之後，它們更能優化部署其組織結構和產業鏈，從而使得他們更願意長期留在中國拓展業務。另一方面，部分由於歷史原因存在協議控制問題的企業在負面清單不斷壓縮的情況下，其原來通過變通方式進入的領域已經可以明確合法進入了，這使得它們能夠放下歷史包袱，安心經營，進一步擴大投資。
三、壓縮外商投資准入負面清單有利於形成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
近年來，逆全球化思潮有所抬頭。疫情之下，“外資撤離中國”論、“去中國化”論更是甚囂塵上。客觀地看，2008年以來，全球化進程確實已經處於一個盤整期，2020年預計將是全球跨國直接投資連續下降的第五年。面臨複雜多變的國際形勢，我們應該如何推進新一輪高水平對外開放，如何繼續推動全球貿易與投資自由化以及建設開放型世界經濟呢？今年5月14日召開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會議指出：“要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充分發揮我國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和內需潛力，構建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這一表述實際上指出了在當前形勢下我國深化改革和擴大開放的戰略思路。
中國開展對外經貿活動的基礎優勢來源正從勞動力便宜這一點轉變為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和內需潛力。這是中國近年來經濟轉型的重要特徵。這也決定了我國外資的結構正在發生的變化：雖然有一些勞動力成本節約型外資的流入可能放緩，但更多的市場尋求型、高端製造型外資正在不斷進入，外資結構正在不斷調整轉變。
在當前疫情背景下，我們之所以對今後一段時期的利用外資工作有信心，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是我們有一個統一的龐大的而且日益增長的國內市場，還有完整的產業體系、良好的基礎設施、充足的人力資源以及穩定的社會環境。中國在全球價值鏈中進一步向中高端攀升，中國在全球價值鏈與區域價值鏈中的中心地位更加鞏固，這是我們可以做到的。真正有全球戰略眼光的投資者必然不會放棄在中國的投資機會，惠州埃克森美孚項目、湛江巴斯夫項目、西安三星項目等投資規模大技術含量高的項目正在陸續落地。
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和內需潛力要真正發揮出來，需要我們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使得中國國內市場真正成為一個統一、公平、高效的市場。近一段時期，中共中央、國務院陸續發佈《關於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的意見》《關於新時代推進西部大開發形成新格局的指導意見》《關於新時代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意見》等一系列指導當前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意見。按照這些指導意見的精神，結合當前我國疫情防控與復工復產的現實情況，儘快推動我國的國內經濟進入良性循環，完全可能使得我國今後一段時期對外資的吸引力更大。
隨着我國經濟體量日益龐大，進出口與GDP的比例、外貿順差與GDP的比例、外商投資企業進出口佔所有進出口的比重、實際使用外資金額佔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比重，這些指標客觀上來講都是會下降的，這並不意味着外貿和外資對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性下降了。在國內大循環主體地位日益突出的趨勢下，對於外資來講，其最重要的貢獻就是體現在它是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連接的紐帶和相互促進的動力。強調國內大循環的重要性絕不是否定對外開放的必要性，而是要使得對外開放從“兩頭在外，大進大出”的初級階段發展到以國內市場為依託，以滿足國內人民需求為目的的新階段。應該説，國內大循環運行得越順暢，在中國投資的內資企業和外商投資企業能夠在超大規模市場中的效益越好，這些企業的對外競爭力就會越強，這又會進一步提高我們吸引外資的能力，從而使得國內國際兩個大循環聯繫得更緊密。
外資進入中國按照中國法律設立的企業就是中國企業，原則上應該享受國民待遇，和內資企業一樣受到一視同仁的監管，一樣地享受超大規模市場的紅利。國內規制的改革與股比限制的取消同樣重要。當越來越多的外資是由於龐大的國內市場的吸引力進入中國，公平競爭環境的建設就顯得更加重要，從這個意義上講，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深化過程和營商環境的改善過程也就是對外開放的深化過程。
可以預見，在未來的幾年中，外商投資准入負面清單還會進一步壓縮。當外商投資准入負面清單的條目越來越少，剩下每一個條目的取消或者放鬆都會對監管部門帶來很大的挑戰。開放的壓力不僅會提高我國企業的國際競爭力，也會推動我們的監管部門深化體制機制改革，從各方面提高我國的國家治理能力和政府服務能力，做到放得開、管得好、服務得到位，從而使得我國的營商環境質量在現有水平基礎上持續提高，不斷增強我國超大規模市場的吸引力和凝聚力，並且培育出一大批能在國內外兩個市場上都具有競爭力的中國企業。應該説，壓縮外商投資准入負面清單，讓開放的大門越開越大，這正在成為推動形成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新發展格局的重要方式。（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國際經貿學院教授 崔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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