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中國改革開放重要的里程碑事件，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開啓了中國全面對標國際高標準、高水平開放的新徵程。
數據顯示，從2001到2020年，我國GDP增長8倍，佔世界GDP比重從2001年的4%增至2020年的17.4%。自2002年以來，中國對世界經濟增長的平均貢獻率接近30%。2020年，我國成為全球唯一正增長的主要經濟體。
近年來，WTO面臨諸多挑戰，上訴機構停擺，爭端解決機制陷入癱瘓。下一個20年，中國改革開放的方向是什麼？
中國政策科學研究會經濟政策委員會副主任徐洪才曾在1996年至2012年先後任職於中國人民銀行、廣發證券（上海），並在中國入世後長期從事金融行業相關研究。他表示，中國入世20年以來，一方面在履行WTO的承諾，另一方面也在推動區域經濟的一體化。構建新發展格局明確了我國經濟現代化的路徑選擇，中國不會止步於履行WTO的承諾，而是讓經濟朝着更加高質量、高水平的方向發展。
徐洪才。受訪者供圖
中國是超額完成任務的“優等生”
新京報：加入WTO，給中國的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帶來了哪些影響？
徐洪才：加入WTO，可以説是推動了中國經濟不斷改革開放，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道路，並融入到經濟全球化發展當中。在國際分工體系裏，我們找準了自己的位置，不僅使中國經濟得以快速發展，也對世界經濟做出了巨大貢獻。
中國入世20年來，嚴格履行了入世時做出的各項承諾，是超額完成任務的“優等生”。在入世之前與之後，中國在國內體制改革、民營企業發展、法律環境改善等方面，都做了大量工作，從某種程度上説，是國內改革與對外開放“並步”往前走。一方面，中國通過開放來推動改革，另一方面，中國又通過國內活力的增加為改革開放創造更多機遇，兩者疊加帶來中國經濟的高速、高質量增長。
新京報：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以來，扮演了參與者、維護者、貢獻者的角色。你如何看待中國對全球貿易市場的貢獻？
徐洪才：中國通過擴大開放，參與國際分工，不僅自身得到了跨越式發展，也對全球市場發展做出了應有的貢獻。
可以説，加入WTO，我們即是受益者，也是貢獻者。中國入世，徹底改變了全球的多邊貿易格局，改變了全球貿易的方向，大家都從中受益。以中美關係為例，中國大量物美價廉的商品源源不斷地賣到美國市場，讓美國的普通民眾綜合福利得到極大改善，不僅抑制了美國的通脹水平，也降低了普通民眾的生活成本。
中國的比較優勢是勞動力成本比較低，通過擴大開放，全球資本紛紛進入中國市場，從東南沿海地區不斷向東部、西部輻射，現在中國的產業分工也深度融入到經濟全球化發展中。在全球價值鏈供應鏈體系中，中國的地位不斷上升，成為世界上貿易規模最大的發展中國家。這也為貿易伙伴確立了穩定的政策預期，為世界提供了一個巨大的市場空間——中國現在是120個國家和地區的最大貿易伙伴，對世界經濟的貢獻度達30%。
同時，我們對標國際規則倒逼國內機制改革和創新的進程，也是推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斷完善的進程，這兩個進程融合在一起，釋放出經濟發展的巨大活力，這是中國能夠不斷走上新的台階、不斷髮展的根本原因。
金融業開放還是要堅持穩中求進
新京報：入世是中國改革開放的里程碑事件，這20年來，中國在對外開放方面做出了哪些實踐和探索？
徐洪才：加入WTO，成為世界貿易組織的一員，是中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一個重要里程碑。
按照WTO的要求，我們全面對接國際高標準的貿易自由化、投資便利化規則，關税水平逐步下降，我們整個關税水平比當時承諾的降低更多。市場準入門檻不斷下調，不斷優化營商環境，積極擁抱全球化。在產業開放方面，我們先從製造業開放，再慢慢開放服務業。比如製造業裏關税水平較高的汽車製造業，我們從合資到外商控股，再到外商獨資逐漸放開；金融機構方面，銀行、證券和保險業從對外資持股比例慢慢放開到2020年全面開放。坦率地説，中國付出了很大的努力。為了適應國際金融規則，我們修改、調整了大量的法律法規。
新京報：加強金融服務業開放是履行中國加入WTO承諾的重要體現。你認為未來金融業會開放到什麼程度？
徐洪才：金融是市場經濟的核心和命脈，對於金融業的開放，我們一直持謹慎態度。因為我們的基礎比較脆弱，所以金融業的開放是一個漸進式的過程。
中國加入WTO，承諾金融業5年過渡期逐步向外資開放，5年過渡期後實施全面開放。我們對銀行、證券、保險基金、期貨信託等各類金融機構的市場準入要求，就是外資持股比例有嚴格限制，一直到去年全面放開。對跨境資本流動的管控也採取了穩中求進的思路。可以説，我們金融服務體系通過不斷對外開放，也促進了自身的體制機制改革，金融分業經營、分業監管的體制不斷完善，在不同的金融業務之間建立了嚴格的防火牆制度。
最近幾年，我們金融業的開放可以説是快馬加鞭，因為中國金融體系的規模已經很大了：我們銀行體系的資產世界第一，股票市場和債券市場均排名世界第二；GDP規模世界第二，貨物貿易規模世界第一。
但是坦率地講，我們金融體系總體而言還是大而不強，抗風險能力還比較弱，人民幣的國際化依然任重道遠。所以我認為，未來金融業開放，還是要堅持穩中求進的總體原則，不斷地擴大開放，深化改革，促進金融創新，提高金融服務與實體經濟的效率。
讓經濟朝更加高質量、高水平的方向發展
新京報：近年來WTO面臨諸多挑戰，你認為WTO改革面臨哪些問題？如何看待WTO在全球貿易中發揮的作用減弱？
徐洪才：以WTO為核心的全球經貿治理體系，最近這些年受到了逆全球化思潮的衝擊。尤其是中美貿易戰、中美脱鈎政策，使貿易規則遭到破壞。而WTO的一個核心機制——爭端解決機制陷於癱瘓，多哈回合談判也長期停滯不前，所以國際社會有強烈的呼聲，要進一步改革WTO。
新規則的形成，還需要凝聚更多共識，這主要體現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利益訴求上的差異，目前這方面的分歧還是挺大的。我認為產業結構體系的重組、重塑以及新規則體系的構造，還需要時間。
在WTO面臨挑戰的同時，雙邊、諸邊合作風起雲湧，如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明年將生效，説明穩定的產業鏈供應鏈、經濟一體化和經濟全球化，是符合各經濟體的共同利益的。今年是中國-東盟建立對話關係30週年，我們下一步將謀求推動中國-東盟1+10的3.0版本。另外，中國已經申請加入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CPTPP），中歐投資協定(CAI)雖然一波三折，但大家都有共同的願望和利益。
目前，東盟、歐盟、美國分別是我們的第一、第二、第三大貿易伙伴，我們未來的對外合作還是要呈現多元化、多層次的體系。同時，打鐵還要自身硬，我們要依託提振內需市場，強身健體。
新京報：你提到，中國入世20年，一方面在履行WTO的承諾，另一方面也在推動區域經濟的一體化。如何評價未來中國改革開放的進程？
徐洪才：構建新發展格局明確了我國經濟現代化的路徑選擇。“十四五”規劃把促進市場的公平競爭放在優先位置，就是產業政策和競爭性政策要相互協調；我們營造一流的營商環境，也是朝着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方向邁進的。從去年年初開始落實《優化營商環境條例》，各地都在朝着國際高標準營商環境看齊，“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規劃，都把推進高水平的對外開放作為重要工作，這種高品質的對外開放，是體制機制、制度規則層面的進一步對外開放，所以我們改革的任務還是很繁重的。
我們在亞太地區積極參與RCEP的談判，包括中日韓的FTA談判，最終我們是想推進亞太自貿區的建設。我們加強知識產權保護立法工作，提高違法違規的侵權成本；推進自由貿易區建設，在海南設立自由貿易港；成為世界上第一個舉辦進口博覽會的國家等。這一切説明，我們不會止步於履行WTO的承諾，而是讓經濟朝着更加高質量、高水平的方向發展。
新京報記者 陳琳
編輯 白爽 校對 陳荻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