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7日，齊魯金融茶座讀書會線上舉辦，本期共讀數目是陸銘教授的《空間的力量：地理、政治與城市發展》。本期讀書會來自於高校、政府監管機構、金融機構、新聞傳媒、投資機構的書友等共聚線上，共同討論了由本書引發的一些現實社會問題。
空間經濟問題是經濟學研究的一個薄弱環節，而空間佈局和規劃問題對空間經濟理論的需求卻十分旺盛。現代社會的主體產業形態是工業和服務業，區別於以往的農業社會時期的相對分散的佈局，現在在空間的分佈上是相對集聚的，這是現代城市存在的基本依據。我國經濟發展的不平衡主要體現在：區域發展不平衡、城鄉發展不平衡、個體收入不平衡，而長期以來我國平衡發展的政策是平均着力的，一直要着手區域發展的公平問題。
書友提出的政府宏觀調控應該實行精細化管理，也是由此引出的討論之一。城市化和規模化應該繼續作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點予以推進，城市羣、城市帶應該一如既往的做大做強，充分發揮其規模效應、虹吸效果和集聚作用。比如在做大做強北上廣深以及蘇杭成渝等特大城市時，要堅持規劃先行，掃清阻礙各類要素自由流動的障礙因素，在人才、資本、土地等制度設計上，努力建立市場化主導的運行體制，減少政府直接操盤的干預，形成市場化集聚資源、提高生產效率的良性發展。當支持地方的政策在制定實施時，應該吸取作者所提出的一些問題教訓，將宏觀調控行為精細化，也就是在開展區域發展時，提前做好佈局研究和規劃，在轉移支付資金時深入研究使用的方向、路徑，在配置土地等公共資源時，本着適度原則，充分發揮市場的功能作用，在佈局產業時，站在全國全局的高度合理規劃，避免地區保護主義妨礙要素自由流動。這樣的宏觀調控才具有效率和公平性。
有書友提出中國東西部發展不平衡是歷史中自然、政治和社會因素積累的原因。改革開放以來，對外開放首先從東部沿海地區開始，東部沿海地區利用其有利的地理因素，積極參與國際分工，區域經濟得到飛速發展，成為改革開放二十年來中國經濟騰飛的引擎；而西部地區的很多區域，改革開放以前處於農業經濟階段，改革開放後依然如此。這樣，東西部地區經濟發展差距就顯現出來，並且不斷擴大。因此，對當代中國經濟增長而言，地理因素擁有至關重要的作用。目前中國正處於轉型期，經濟增長趨於放緩，投資效率低下，經濟規模仍受到土地、户籍等制度的制約。作為發展中大國，中國的城鄉二次元結構亟需改革。
有書友從帕累托最優的角度分析了經濟發展不平衡的現象，認為對於中國這樣幅員遼闊、人口眾多的國家來説，帕累托最優追求的目標不應僅僅包括資源污染、經濟收入分配等問題，還應該綜合政治穩定，國防等政治目標，片面的追求經濟效率的最大化並不符合國家利益。類似國防等物品不具備排他性與競爭性，屬於公共物品，這類物品帶來的外部效難以衡量。不應狹隘的追求經濟效率，要綜合各方面影響因素，尋找行政干預與市場配置資源的平衡。
本書主要從空間地理的視角，研究了社會經濟的效率與發展的問題，效率是整個社會發展過程中的資源配置效率和勞動生產效率，平衡是不同地區的平衡發展。中國從改革開放開始至今摸着石頭過河，隨着生產力的提升，也確實取得了總量上的成績，GDP總量躍居全球第二，跟老大美國的差距越來越小。但要論人均GDP，2020年中國就排在了第69位。某種程度上來講。中國是一個面積、人口、經濟規模幾個維度上的大國，經濟的集聚發展有利於實現規模經濟，從而有利於提高中國經濟的國際競爭力。而當要素流動更加自由時，經濟集聚變的更加容易，中國作為一個大國的規模優勢才能充分體現，而生產要素中不自由流動的要素突出反映在勞動力和土地兩個方面，如果我國能夠探尋出一條可兼顧效率與平衡的道路，可以通過消除人口流動的障礙來實現人均意義上的區域平衡。
陸銘教授建議鼓勵人口的自由流動、土地指標的自由流轉，這些政策，不僅是更公平的，也是更有效率的。在發展的空間問題上，更多尊重城市和空間自身發展的規律，解決好大城市在向流入人口開放時的激勵問題，如帶土地指標進城。用更多的市場化手段來解決我國城市化問題。在解決城市化問題上，高層決策要有全國的尺度、人均的思維。人們有了空間選擇的自由，才會更更多創造財富的機會。城市化不可逆轉、以大城市為核心的城市羣發展不可逆轉。只有尊重這種規律的政策，才能順勢而為，事半功倍。
下期共讀書目，張磊的《價值：我對投資的思考》
以及觀看美國電影《大空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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