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還在創業大街修家譜
塗金燦在昊海樓的地下室。
創業大街背面文房四寶店裏的王立軍。
創業大街北口,左側是塗金燦的店。
隔壁地下室空蕩的辦公區。
這是一條野心勃勃的街道,在它周圍,滴滴曾度過最初的艱難時刻,知乎在800米外誕生;它見過百度如何風光上市,也目睹排隊退OFO小黃車押金的隊伍有多長。
它由三四層高的灰色小樓填充,創業最紅火時,裏面的一台桌子能註冊4家企業。咖啡店擠走了麪館,一到夜晚,落地玻璃上映着藍幽幽的屏幕光。
儘管它只有220米,但它被稱作“創業文化聖地”“創業者精神家園”,北京大學創業訓練營、車庫咖啡、3W咖啡等公司都容身於此。這裏一度成為中國的地標:中關村創業大街。
2021年的冬天,最南端超大的LED屏幕是這條街的至高地,當它首次點亮時,展示的第一行字是“Hello,universe”(“你好,全宇宙”)。
“你當董事局主席,我來當董事長”
塗金燦的店在街道一端盡頭,他對這條創業大街情緒複雜。這條街原本是海淀圖書城步行街,書店雲集。2010年塗金燦來到這裏修家譜,“來往都是文化人”。後來他眼看這條街身價暴漲、被驅趕、打官司,兜兜轉轉,如今還在這裏。
塗金燦喜歡待在昊海樓的地下室,“一個日加個天,天空很大,意思是知識的海洋也很大。”以前樓裏裝了40多家書店,如今只剩2家,且只有線上業務。
地下室阻擋了寒流,偶爾還需要開風扇驅散悶熱。書把這裏塞滿了,也在視覺上增了温。塗金燦這些年攢的舊書、給客户出的個人傳記填滿書架,有的只能摞在地上,佔住過道。
他在一樓還有個門臉,挨着“中關村創業大街”的牌坊,那裏通風好,也更明亮,但塗金燦還是願意待在地下室,一是替代不願在地下工作的員工,二是躲避街上七七八八的人。
這個59歲的湖北孝感人頭髮白了,身子也大不如前,但創業的激情未減,説起什麼話頭,他立刻從沙發彈起,在舊書堆裏尋找印證。
2011年到2016年,他活躍在大街上。先是租下地上三層樓,招牌做得很大,前面、側面都是廣告。
2014年,這條街正式變成創業大街,他不得不在招牌里加上“互聯網+百家姓”“互聯網+親友圈”。後來,他被告知“行業態勢不符合規劃”,大招牌換成小燈箱,經營面積也縮小到一層。現在,店名貼在用圓木墩撐着的玻璃門內側,不算顯眼。
他見證了這條街自信心最膨脹的那幾年。好些人嘴裏説着要做下一個淘寶、京東,成為中國的比爾·蓋茨、貝索斯。咖啡店門口每天都有新的項目推介廣告,塗金燦去聽了3次投資人徐小平的講座,每次都擠不上去,等了1個多小時,人們還圍成一個圈滔滔不絕地討論。
塗金燦的書架上如今還擺着《這就是馬雲》《螞蟻金服》。他當初也主動入網,推薦自己,卻總被批評超時、“不着邊際”。“我要從姓氏文化、家族文化、個人文化談,他們説不行,只有5分鐘。”組織者告訴他發言分三段:第一,説成就,起碼放大10倍,掙了10萬元要説成100萬元;第二,馬上説有什麼困難,希望互聯網怎麼幫你;第三,需要投多少錢,多長時間內能翻多少倍。
塗金燦交了3.9萬元學費,參加“給企業看病”的培訓班,第一節課聽得很興奮,到第二節課就發現,上去講授成功經驗的人是“托兒”,他認識,根本算不得成功。
剛開始塗金燦自稱總經理,人家説太傳統,要叫總裁、CEO,後來街上的人建議他叫董事局主席。“你修家譜,你是要做一個獨角獸的,你以後是千億元的產業,所以你當董事局主席,我來當董事長。”街上的常客對他説。
這裏名片比頭銜值錢。起初印一盒名片只要10元,後來漲到50元、100元,塗金燦跟自家店裏的人説,要是搞個複印機,也能日進斗金。
有些創業者常穿同一件襯衣,打唯一一條領帶,每晚回去清潔行頭,鞋子卻總是破破爛爛的,因為照相一般只照上半身,看不到鞋子。
當時還有人跟塗金燦説“你放一天假不要出現,把你的位置讓我坐一下”。這位創業者花1000元租了一天的辦公室,換上自己的營業執照,“投資人都願意錦上添花,不願雪中送炭,讓他看到從零開始就不願投資了。”
在這條街上,外賣一定要提前一個半小時預訂,不然等到下午才能吃上午飯。那時移動支付還不像如今這樣流行,銀行的自動取款機要排長隊,被取光錢也是常有的事兒。
有的人奔波於一個又一個項目發佈會,連上廁所的時間也省略了,實在憋不住,廁所又在等位,就在角落解決一下。“街上看着光鮮亮麗,其實後巷臭氣熏天。”塗金燦説。
他曾想拍一部電視劇,類似《七十二家房客》,地點就在街上的“創業會客廳”,“這裏可以串起各種人,項目和故事不斷在變。”這個場所本來是為創業者提供諮詢辦證、尋找投資人的地方,“現在變成了問路、拿快遞的場地。”塗金燦説。
冬日正午,3W咖啡和車庫咖啡人不多,零星有人拍照或拿着手機直播。風颳了一陣又走,塗金燦看到街上的保安換了,以前是高個子、形象好、普通話説得好的年輕人,現在換成腦袋歪歪的大爺。一次,一位老年主顧告訴塗金燦,保安不知道他家的店在哪裏。塗金燦説:“我們幾乎是這條街時間最長的單位,怎麼不知道,我氣死了。”
精神工程
在昊海樓的地下室,塗金燦捧出一摞新產品。紅色的禮盒裏裝着一套家譜,封面上嵌了一個放大鏡。“老人有消費能力,有情懷,也有時間搞家譜。”塗金燦看好這門生意,社會正進入老齡化,市場可期。
在他看來,修家譜是聯繫親情的過程,“我們説古代有8次大移民,實際上最大的移民是現在,幾億人離開自己的土地鄉鎮,到外面求學打工,很多家都是分散的。”
修家譜的“工具”包括網絡、檔案館和宗親會。“網絡上最多這種情況,某一個人説了,其他人都跟着説,大多都不搞研究,所以要鑑別。”一種屢試不爽的方式是“去地方檔案館查50年代的檔案,那時劃成分,登記了家裏幾口人,有哪些地,從哪裏來。”
河北一位富商在母親80大壽時曾委託塗金燦調查自己的出身。他們從檔案館查到這家人在河北遷徙過3次,最終發現祖先是從山西洪洞縣遷移而來。
2010年以前,塗金燦尚未搬到創業大街,他從深圳創業失敗,揹着幾十萬元的債務北上,借弟弟的身份證辦信用卡,套現5000元。2000元租房子,1000元辦網站,又花1000多元買了兩台舊電腦,最後剩幾百元在手裏,正擔心撐不下去了,生意來了。
一名高校教師出現在公司開張的第三天。“你別看我現在人五人六的,其實我是個混蛋”。他開口,要寫一本懺悔書,名字叫《地獄之門》。
這位教師年輕時和下鄉女知青談戀愛,山盟海誓,女知青懷孕了,還打了胎。後來他考上大學去了省城,關係維持了兩年,他就不再寫信。他此後出過十幾本書,但這一本不能公開。
接到第一筆生意,塗金燦收了2萬元。“第一本書做得很差,不知道去哪裏做,封面找了一個地方,內頁一個地方,裝訂又一個地方,找了三個地方把書做起來。”準備送書時,塗金燦心裏忐忑,他拉着推車,坐公交車到對方訂好的飯店,惴惴不安地上了2樓的包間,兜裏揣着錢,心想萬一對方不滿意立刻還他。
包間裏坐了三兩好友,教師拿過書一看,不錯。飯畢,他載大家到了一處宅院,燒香,沏茶,言明每個週末來此讀一段書,以示懺悔。這本五六萬字的書讀了兩個月結束,他也輕鬆了。“出書是個精神工程。”塗金燦説。
在塗金燦的業務中,個人傳記的佔比遠超修家譜,人們給自己的書起名《戎馬一生》《我的足跡》《歲月如歌》《愚人實記》,“以前寫自傳的都是大人物,政治家、軍事家,自從明星能出書了,百姓也跟着出,我手寫我心。”
剛來北京時,他註冊公司起名“時代弄潮文化發展公司”,心氣足,要闖蕩一番。他那時穿筆挺的襯衫顯得意氣風發,不像現在常穿中式大褂。他在店鋪的玻璃上畫上將近兩層樓高的大樹,葉子上是百家姓,枝繁葉茂,希望公司跟大樹一起成長。
2016年,他在南鑼鼓巷開了分店,“最多時一天有2100人的客流量”。
一位華僑路過,想給即將出生的孫輩找回字輩,用以起名,唯一的線索是父輩墓碑的一張照片。工作人員循着墓碑上的地點,找到了廣東蕉嶺縣李田村,拍下祠堂照片傳至海外。100多年前,這個家族的先人就是從這裏坐船離開,南下謀生。
塗金燦還借了高利貸,把店鋪裝修成仿古樓榭,辦盛大的活動,蒐羅媒體電話主動聯繫採訪,試圖建立一個家譜帝國。
想實現財富自由的文化人
在中關村創業大街,傳統未必是一個好詞,它被一些創新者認為是腐朽和格格不入的象徵。
2017年,塗金燦離開了創業大街。最初,三層樓的租金是90萬元,離開時租金漲到接近400萬元。
塗金燦與二房東僵持不下。雙方對峙中,二房東把門鎖了,塗金燦的家當,包括身份證都被鎖在屋裏。夜裏,他偷着去拿家譜資料,被對方的人發現,他一着急,從二樓跳下來,兩腳摔骨折。
“因為地面鋪了水泥,要是土就沒事。”塗金燦模仿着着陸的姿勢,強調自己以前練過體育。
他進了醫院,店鋪也元氣大傷。給腳做手術的錢是靠一位主顧從武漢送來的2萬元尾款結算的。此前借的高利貸在2018年除夕找上門來,第二任妻子又跟他鬧離婚,團圓時刻,他獨自坐在輪椅上流淚。
“現在回想,在南鑼鼓巷開店太冒進了。”為了還錢,他把房子也賣了。最窮的時候,食物只有饅頭稀飯和醃菜。下午等到蘿蔔青菜曬蔫,一塊錢買走一堆,回去用鹽一醃,再去學生食堂買饅頭,解決一頓飯。
也是坐在輪椅上,他着手恢復公司。2018年,他先是搬回創業大街的地下室,又過了一年,家譜傳記館重新出現在大街上。現在,有20名員工,三分之一的時間盈利,三分之一的時間虧損,剩下三分之一平衡。
“我最大的天賦就是能忍。”塗金燦説,像他這樣做民營企業的,山珍海味也吃過,靠信用卡借錢的日子也有過。
塗金燦1962年出生在湖北孝感,外婆家在“賣身葬父”的董永墓旁,他在那裏長成一位文學青年。在農村教書的日子,他搞起文學社。“《巴黎聖母院》當時能抄下來,路遙的《人生》也抄了幾遍,高爾基的東西我們都會背。”上世紀80年代,多數文學社模仿歐洲文學、蘇聯文學,塗金燦已經開始重視地方歷史和文化,“搞地方戲劇”。
做生意是另一項才能。他在老家開書店,比較早引入會員制和租書,還賣過文具和婚慶用品。
有段時間,農村盛行打麻將。擲骰子時常掉進土房子的地縫裏摳不出來。塗金燦進了許多骰子,像糖果一樣擺在塑料罐子裏,有時剛開門,就有村民嚷着買骰子,很賺錢。
1992年,塗金燦去了深圳,冒險家的樂園。他篤信成功人士的名言“人要靠肩膀以上的部位掙錢”“要做99度加1度的生意”。他編過雜誌、搞過廣告代理、勞務介紹、裝修講座,但總是不成功,朋友也弄得四分五裂。他覺得是因為書生開店,營銷管理能力差,於是去保險公司學習。
38歲,他從保險業務員做起,能吃苦,把深圳跑熟了,一天打200個電話,發500條短信。因為有文化底子,短信編得精彩,100條能有3條回覆。他用兩年升了副經理,但很快看穿在保險公司“幹長了也成功不了”。他的人生目標起初是參與社會治理,後來想做個財富自由的文化人。
塗金燦的合夥人、在創業大街背面開文房四寶店的王立軍評價他,對於做生意來説,顯得過於單純了。塗金燦被老太太賣的假“袁大頭”騙過。有次一位農民打扮的人挑着扁擔來到這條街上,賣一種瓷器,説是清朝的,明眼人一看就是騙子。家譜店的員工説,趕緊讓他走,別讓塗總看見。
“你跟他講什麼,他就信了,非常感性。”王立軍説。2016年,南鑼鼓巷的店在簽約後,發現有違建問題,辦不了營業執照,慘淡收場。2017年,塗金燦跟中安民生養老中心合作,合作方被曝出以房養老,抓了起來。
但單純有時也是優點。公司的一位主力伍冬發説,“對於寫東西的人,不需要那麼多套路技巧,不夠圓滑,反而容易成交。”
回創業大街,塗金燦在報刊上做了許多廣告,他説“搬走就等於自殺”。他攤開那些積灰的頁面,雖然進入互聯網時代,但他的業務主要靠熟客上門以及口口相傳,加印個人傳記部分支撐了店裏的開銷。他因此重回大街。
想做百年老店,但投資人不能陪他那麼久
出了上千本傳記,塗金燦卻不知道該怎麼描繪自己的創業人生。在天眼查上,他處於欠錢狀態,遠遠算不得成功。
快到退休的年紀,他也沒放棄嘗試,最新的想法是準備聯繫雷軍,搞文化養老平板電腦,叫“老米”。
他最近還準備製作青少年版家譜和網紅版家譜,讓姓氏達人在盒子上簽名,更有賣頭。“姓氏文化就是圈子文化,互聯網不就是圈子文化嗎。”
不過他不打算自己做直播短視頻,只負責供貨,“文化是靠積累的,講一個月可以,第二個、第三個月講什麼呢。”
他仍堅持一些古樸的原則。他想通過同姓的微信羣賺錢,但羣主一定要找本地人,名聲不能壞,誠信是根本。
在這條街上創業的人,大多比他年輕,也更有想法。他從書架上掏出一個棕色封皮的筆記本,普通樣式,內頁裏寫着“××大學行政管理專業2011級”和一個工整的名字。
筆記本是塗金燦花5元從收廢品的人手裏買的,收廢品的人正準備把本子浸入水中,增加重量。他搶救下來,看見裏面整齊的管理筆記、融資計劃、講座重點以及投資人的電話。“你知道嗎,這個雷軍的電話值5000元。”
收廢品的人搖搖頭,告訴塗金燦,本子的主人趁着夜色悄悄跑了,“怕下面的人找他要錢”。
從報道中得知,筆記本的主人讀大學時休學創業,有認準的方向和清晰的規劃。他曾站在昊海樓的露台上對記者説,一個月後,不遠處的麥當勞將是他的。
後來麥當勞確實沒了,但他不是新主人。他需要融資400萬元,創業大街最火時,有人追着他投資300萬元,他沒要。過了一個月再去找,對方忽然表示對O2O(線下商務與互聯網結合)開始懷疑。他沒有融到錢。
這位年輕的創業者早起晚睡,曾説“有夢想的人睡不着,沒有夢想的人睡不醒”,後來他説自己通過跑步、打坐的方式釋放壓力。
塗金燦翻着筆記本里條理清晰的內容,對這位後輩表示佩服。2019年,他撥打過筆記本里雷軍的電話,沒有找到雷軍本人,一位疑似秘書的人説,“雷總不會跟你聯繫”。現在,那張記錄雷軍電話的紙不知被誰撕走了,留下崎嶇的斷層。
創業大街上,有創業者選擇回家,也有人繼續留守。靠一瓶水和一個饅頭,能堅持幾個月,他們打地鋪,或是尋找幾十元的膠囊公寓。吃飯時,自己總吃一個便宜的菜也膩,大家就帶着各自的菜集合,分着吃。
“以前農村沒錢就‘請會’,現在叫眾籌。”人們參會集資,以解一時之急,“在這條互聯網創業最新的街上,窮到最後,這種古老的形式又重生了。”
創業者總有活下去的辦法,有人開始做外賣,專門賣給創業者。還有人做信息販子,只要有推介會就去參加,既能吃頓飯,還有紀念品,主辦方也樂得人頭充數。信息收集來,再給新人指點迷津,大佬的電話因此被炒到高價。一些店外的小黑板換成了“專業撰寫商業計劃書,提升投資人約見率,歡迎進店諮詢”的廣告。
塗金燦當初想不明白,為啥自己有實打實的店面、有這麼多年積攢的用户、有管理經營經驗,還比不上別人的幾頁PPT、一個商業計劃書。
在創業大街開門迎客的日子裏,有做基因測序的科技企業同塗金燦尋求合作,也有投資人踏進門裏,很快又走了。“別人儘管只是一個方案,但爆炸性增長比你快。”他們告訴塗金燦。他想做百年老店,但投資人不能陪他那麼久。
繁榮的背面
幾十年前,中關村的這片土地曾是農田和養豬場,後來時代變了,“豬”在風口上也能飛起。
塗金燦也想乘上東風,他在店面樓上讓出十幾個工位,搞起孵化器,來了幾個“點子大王型”的人,有做美容的、有婚姻介紹的、有賣舊貨的,還有做數字貨幣的,“社會上流行什麼,他們就搞什麼”。
大多數堅持了半年就跑了。大街上店面更新的速度很快,家譜店的伍冬發常看見,大卡車總是在拉走東西。有些辦公物品被留下來,由倖存者繼承。家譜店裏談事的桌子、辦公的椅子都是以前的租客留下的。在隔壁空蕩的地下室,一張沒人的桌子上散落着3張營業執照,名稱裏有“科技公司”“物聯網”和“區塊鏈”,這3家公司成立於2018年的夏天。
塗金燦並不排斥互聯網創業。2006年,剛來北京時,他聽了某位互聯網大佬的話,開始搞互聯網醫療,建立了“中國搜醫搜藥網”,“盡全力完美打造中國醫藥網絡的航空母艦”。
“實際上連海淀區都沒走出去”。搞了一年半,虧了30萬元,“堅決不搞了,醫療是一個高度專業性又要負責任的行業”。塗金燦説。
他認識到,互聯網創業成功率不高,“幾乎只有第一,沒有第二,同一行業誰做成功了,其他同行壓力就很大。”塗金燦腳摔骨折後,困在地下室,被迫第一次接觸網購,發現同一件東西人們更願意買銷量最大的,“特別容易壟斷”。
伍冬發也有同感,大廠集中了最好的資源、最大的資本、最優秀的人才,更容易成功,其他普通創業者不太好做。
“他們把互聯網創業的起點看得太低了。它需要高知識高技術,並且特別能融資,管理營銷方面要會抓,這三方面達標的團隊太少。”塗金燦説,創業的木桶理論,缺一塊木板都不行。有人卻用僅有的一塊板,試圖水上漂。
“以為靠一個點子就能一夜暴富,這些人往往最後很慘。”塗金燦説。
塗金燦為員工提供的宿舍裏,住着一位創業者。白天,她在一塊閒置的區域辦公。這裏原屬於一家創新企業,背景牆上還掛着員工充滿希望的笑臉和安卓的小機器人。現在,創業者的一台筆記本電腦和兩部手機,以及一個落地燈佔領了此地。她每晚直播,“弘揚傳統文化”“跟同頻的人加一個深度鏈接”。
她推崇一位粉絲眾多的文化主播,讚揚她的勤奮,“每天早上4點起來備課,下午2點下播,堅持了半年”。而她自己的直播間一直不温不火,“搞文化一定是去物慾的,做得越好,越要靜下來。”她説自己最近在悟道。
她出生在湖北農村,父母和哥哥弟弟都曾在北京打工,後來城市改造,他們回了老家。41歲的她一直在北京堅持“走在信息化的前沿”。
她始終保持一種過來人的姿態跟來訪者普及概念,只有在談到投資人時眼睛一亮,“你能幫我引薦嗎?”夜晚,周圍黑下來,只有她的直播亮着燈,靜靜等待新一天可能的改變。
公司的主力伍冬發是70後,在大街這麼久,也沒搞懂什麼是區塊鏈。“到了我們這個年紀,離退休還有一段時間,怕被時代拋下,很多東西層出不窮,能嘗試的賽道不多,用井底之蛙形容不為過。”
伍冬發剛來這條街時,外牆的磚裸露着,還未改造成有花壇的美麗街道。後來公司搬去過小房子、去過南鑼鼓巷、去過紫竹橋,顛沛流離,四處落腳,險些倒閉,一再尋求生存下來的機會。
他職業生涯最美妙的時刻是2019年重回中關村創業大街。房租降了,他們把分散各地的物料一車車拉回,拉了一個星期。最終大家把電腦打開,網也通了,踏踏實實坐在那裏時,他感到心滿意足。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加重了大街的冷落,但對家譜店來説,影響正負相抵,線下客流減少,但人們關在家裏想要寫東西的時間多了。
“修家譜是根脈文化,越往下走,越實在。”扛過房租、挺過疫情,塗金燦還在思考如何讓“大樹”落地生根。但第一步,是要有個門面,他因此執意2019年回到創業大街的地面,留着門臉迎客。
“街上的公司不會像我們活這麼久,雖然有的住着大房子,突然有一天房貸跟不上了,可能就淪落街頭。我們雖然過得不太好,但能撐個十年八年,就像農民有幾畝地,餓不死。”伍冬發説。
這條街雖然沒有原先熱鬧,但他相信,虛假的繁華後沉澱下來的沒準是真金白銀。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楊傑文並攝 來源:中國青年報 ( 2021年12月22日 05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