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蔡昉（領銜）
編者按：第七次人口普查數據揭示，少子老齡化是當前中國人口面臨的最大問題。老齡化會給國家宏觀經濟帶來怎麼樣的影響？這種影響又將如何傳遞到每一個普通人身上？中國人口問題專家蔡昉分析了人口老齡化加速給中國經濟帶來的一系列影響，並提出了應對老齡化挑戰的建議。
人口老齡化如何影響社會總需求？
根據人口預測數據，從 2010 年第一個人口轉折點到 2025—2030 年第二個人口轉折點，是中國老齡化發展最快的時期。所以，總人口到達峯值，意味着老齡化程度的加深，將從供給側產生一個新的、疊加的衝擊，並進而擴展為需求側衝擊。首先，潛在增長能力進一步減弱從而經濟增長減速，降低基礎設施的投資需求，降低企業通過投資擴大產出能力的意願，進而降低資本形成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水平。其次，勞動力短缺和工資上漲，推動勞動力豐富的傳統比較優勢加速喪失，使國際市場對中國勞動密集型產品的需求加快轉向其他國家的生產者，降低出口需求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水平。再次，經濟增長和勞動力轉移的減速，也會使勞動者收入提高速度減慢，相應弱化居民消費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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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總量效應和分配效應，或許可以從已經進入人口負增長的國家獲取一些有益的鏡鑑。如果我們不考慮人口很少（如低於 100 萬）的國家，迄今為止，處於人口負增長的主權國家有 20 個。其中俄羅斯和中東歐國家佔多數，這些國家在 20 世紀 90 年代初轉型時期大多遭遇到經濟和人口衝擊，因此，後來出現早熟型人口負增長有其特殊的歷史和現實因素。在這類國家之外，比較接近於按照人口轉變趨勢自然進入負增長階段，並且一直實行市場經濟的國家，是葡萄牙、日本、希臘和意大利。撇開這四個國家在經濟增長速度和政府負債率等方面眾所周知的不佳表現，我們可以看到在人口轉入負增長階段後，這四個國家分別都產生了過度儲蓄的傾向。
從人口增長率成為負數的年份來看，葡萄牙和日本都是 2010 年，希臘是 2011 年，而意大利是 2012 年。這些國家在人口進入負增長之後，與轉折點之前的大約十年相比，都顯現出儲蓄率（國民總儲蓄佔 GDP 比重）大於投資率（資本形成總額佔 GDP 比重）即過度儲蓄的趨勢。我們用儲蓄率與投資率的比率，反映投資需求與儲蓄水平的關係，並稱之為過度儲蓄指數，可以粗略地反映投資需求疲軟和儲蓄過度的走勢。如圖 5-1 所示，在四個國家先後進入人口負增長階段之後，這個指數都顯著地攀升。
圖 5-1
如果一個國家的總需求長期處於不充足的狀態，不能支撐經濟按照潛在能力增長，便會形成負增長率。在這方面，日本可以作為一個典型的案例。日本在人口轉變的過程中，先後經歷了兩個人口轉折點，即勞動年齡人口和總人口的峯值。在人口紅利消失因而潛在增長率下降的過程中，日本朝野各界都認為是需求不足制約經濟增長速度，因此，從 20世紀 80 年代起就實施了力度很大的刺激政策，到 80 年代後期，在一度把實際增長率推高到潛在增長率之上的同時，也造成了巨大且瘋狂的股市泡沫及房地產泡沫。
在 20 世紀 90 年代初經濟泡沫破裂之後，日本的 GDP 實際增長率從大幅度高於潛在增長率的水平上一路下行。與此同時，由於日本人口老齡化加劇和總人口增長減慢，需求不足的現象日益顯現出來，反而越來越頻繁地出現實際增長率低於潛在增長率即形成負增長缺口的情形。根據日本銀行的計算，從 1993 年第一季度日本經濟出現負增長缺口開始，截至 2020 年第一季度，在 109 個季度的數據中，有 69 個季度錄得負增長缺口，頻率高達 63%。
實施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國家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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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按照優化生育政策，增強生育政策包容性的部署，推動人口生育率向更均衡、可持續的水平靠近，減緩人口增長率的下降趨勢。按照一般規律和國際經驗，中國的總和生育率很難再回到 2.1 的更替水平，但是，儘可能與經濟發展階段相匹配，如回升到更接近 1.8 的水平，仍可產生有利於人口長期均衡發展的效果。因此，應穩妥推進生育政策改革，儘快實現家庭自主生育。與此同時，也要推進配套的公共服務體系建設，降低生育、養育和教育孩子的家庭成本，形成育兒友好型的社會環境，提高家庭生育意願和養育子女的能力。
第二，從設計養老金支付方式和加強在職培訓等方面入手，提高老年人的實際勞動參與率，出台延遲法定退休年齡的時間表和路線圖。養老金支付方式的設計重在增強老年人勞動參與的積極性和延遲退休的有利性，加強在職培訓着眼於提高老年勞動力的勞動技能和就業能力。在從這兩個方面提高實際勞動參與率的前提下，漸進式延遲（法定）退休年齡就更加人性化，最大限度達到政策意圖和個人意願的激勵相容。
第三，建立健全尊老敬老事業、養老產業和老年服務產業發展的政策扶助體系，調動全社會資源和積極性，構建老年友好型社會。特定人口年齡結構的形成，是以往所實施相關政策和發展路徑的結果，因此，很多有助於應對老齡化的事業和產業，具有公共品的性質，需要政府提供真金白銀的政策扶持。此外，既然人口老齡化是不可逆的趨勢，未來的經濟社會發展都應該立足於利用老年人力資源和滿足老年人的需求。因此，相關涉老產業的發展作為老齡化社會的新經濟增長點，應該成為產業政策的重點扶持領域。
第四，基本公共服務供給體系應充分考慮人口老齡化不斷加速和加深的因素，做到供給的均等化和社會保障給付的可持續。社會養老保險資金應在繳費的基礎上，開闢更廣泛的資金籌措來源，包括保持養老基金的保值增值、提高國有資產劃撥充實社保基金的制度化和機制化水平，確保在撫養比進一步提高情況下養老金可持續支付。儘快建立長期護理保險制度，切實做到老有所養、老有所護。加強執法力度消除就業市場上的年齡歧視，提高有能力、有意願工作的老年人的實際勞動參與率。2019 年，中國有 9.7 億人口獲得基本養老保險制度的覆蓋，其中55.0% 的人口參加了城鄉居民養老保險，主要是農村居民和農民工，以及城鎮居民中非就業人員或者靈活就業人員；其他 45.0% 系由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所覆蓋，其中也分為兩種類型：大約 87.2% 系企業職工，其餘部分系行政事業單位職工。目前，不同類型的基本養老保險之間存在着待遇上的差別，特別表現為城鄉居民養老保險待遇大大低於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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