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東昇:特朗普恐怕要幹一件“傻事”

口 述:翟東昇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副院長

採 訪:徐悦邦

一、特朗普大概率會向中國轉嫁危機

最近發生了一些值得警惕的事情。

這段時間以來,特朗普頻頻放風“中國責任論”,他説中國耽誤了美國,美國今天這麼倒黴,就是中國人搞的鬼,所以要向中國索賠。

要注意,這個東西不光是特朗普這麼講,也不光是特朗普團隊在講。美國一些主流政治家,比如參議員格雷厄姆,提出中國應該對美國疫情損失負責,要求中國在國債上作出減讓。

這個格雷厄姆可不是普通人。他是美國對華政策中非常重要的人物。

2005年,他和民主黨眾議員舒默聯手提出“舒默——格雷厄姆議案”向中國施壓,要求人民幣升值,結果從2005年7月開始人民幣匯率漸進升值。現在他帶頭聯合許多國會議員在造勢,就是要求中國賠錢。

還有一個是美國內閣成員庫德羅,前段時間公開提出:美國企業應該從中國撤出,相關費用可以抵税。

美國這些政治家們的言行並非空穴來風,不光是簡單推卸責任的問題,未來都可能指向我們所持有的美國國債儲備問題,指向我們政府和公民在美資產安全性的問題,將會存在一場惡戰。

我個人認為,這不是小概率事件。特朗普接下來大概率會找點兒由頭、找什麼藉口徵用中國的外匯儲備和國有資產乃至企業和公民財產。

中國有1萬多億美元的外匯儲備放在美國國債裏,再加上中投公司在美國股市裏的錢,還有一些央企在美資產,都可能被他扣押然後直接變現。

這個可能性目前看越來越大。

同時在美企業和公民個人財產也不安全。許多人覺得美國一貫保護私人財富,那是保護美國國民的私人財富,你可以看看歷史上他們是怎麼對待異族的生命和財產,想想當年印第安土族的生命和土地,想想一戰二戰德國企業在美的資產。中國有很多人,信奉美國意識形態宣傳而不是相信歷史和邏輯。

這就是為什麼特朗普和他的團隊現在拼命把新冠的災難怪到中國頭上,還動員全世界。他努力想要打造一個國際國內的統一戰線,試圖拉攏世界上多數國家來向中國討伐。其中的道理就在這裏。

但許多人認為,不太可能。因為特朗普這樣做,相當於殺雞取卵、竭澤而漁,“你明明是開銀行的,幹嘛要把自己大客户的帳給賴掉呢?以後不就沒人敢存錢給你了?美國人不會幹這樣的傻事”。

問題在於特朗普不是一個正常意義上的總統。到目前為止,3年多來,他有許多落袋為安的思維。

他根本不太在乎美國整體長期國家利益到底何在,根本不在乎美國的國家信用和形象,有點腳踩西瓜皮滑到哪裏是哪裏,先把自己任期內要獲得的東西拿到再説。

翟東昇:特朗普恐怕要幹一件“傻事”

其實早在去年8月份,特朗普就小範圍地在白宮召集討論過,琢磨找什麼由頭、找什麼樣的法理依據來賴掉中國的一部分債。

當時《彭博新聞週刊》曾報道,特朗普政府正研究向中國政府討要清朝1911年發行的“湖廣鐵路債券”。專家估計這些債券市值已達1-1.5萬億美元。這次的新冠疫情則成了一個新由頭。

賴賬這事兒對美國整體長遠利益和國家信用是很有破壞性的。但現在情況特殊,有以下兩點觸動了特朗普,讓他可能選擇鋌而走險:

1. 美國實質上已經處於經濟危機當中

今年3月,為了應對疫情,美聯儲選擇“大印鈔”,採取無限量化寬鬆的貨幣政策。在兩個月內,資產負債表從4.2萬億迅速擴張到6.6萬億美元。並且到現在每天還以約500億美元的速度在擴大。

翟東昇:特朗普恐怕要幹一件“傻事”

到今年底,我估算怎麼也要到8-10萬億美元。相當於1年之內,美國從全球的儲蓄者手中徵收了4-5萬億美元的廣義鑄幣税。這4萬億憑空多刮來的美元,是用來購買美國國債、企業債乃至企業股票的。

同時美國政府“大發債”,到目前為止經濟刺激法案規模達2.7萬億美元。在這2.7萬億美元的額外財政支出中,大概只有5-6千億美元是用來救助居民的;剩下的大頭用來給企業、給行業減税,給地方政府財政填窟窿。

這樣做的目的就是填補美國金融市場和地方財政的窟窿。

但這一次,美國政府拿錢出來填的是無底洞。因為許多企業將在未來2年裏缺少現金流,還款付息無從談起;而發給老百姓的5000多億美元,短期內可以幫大家挺過一兩個月。但絕大多數美國人是沒有什麼儲蓄的,房貸車貸扛不住,貸款違約率未來會迅速走高。

所以未來美國將長期保持零利率或者極低利率。零利率進去容易出來難,就如同一個人進了ICU,插管容易拔管難。

什麼原因呢?從實體經濟角度看,因為利率太便宜了,很多企業都去借錢,以至於本應該死掉的企業也能活下來。

如果沒有財政支持,這次危機中他們很可能會破產。但現在被“人為續命”了,他們的債務繼續擴大,企業苟延殘喘。但企業並沒有活力,如果未來加息,這些企業還得死。所以美聯儲沒法正常加息。

而且到今年底美國國債規模可能接近26萬億美元,如果平均利率恢復到前幾年2.5%左右的正常水平,1年的利率費用就差不多在6500億美元。

而美國聯邦財政每年開支才4.5萬億美元,絕大部分是法律指定的開支,比如社保、醫保,聯邦政府沒資格調整。剩下可以調整的空間也就幾千億美元,如果都被加息導致的利息開支給擠佔了,美國政府還能幹什麼?

所以為了保障整個美國聯邦債務的信用,在可預見的未來,美國仍然會保持接近於零的低利率。

除非,來一場大規模的戰爭或者別的某種極端情況,讓美國企業的利潤巨幅增長從而跳出當前的零利率陷阱,否則就是這樣一點點滑入歐洲和日本的狀態。日歐的今天就是美國的明天:經濟半死不活欲振乏力,銀行基本上都成為殭屍銀行,如同今天的德意志銀行。

2. 即將到來的美國秋季大選

還有什麼東西觸動着特朗普?可能是即將到來的美國秋季大選。本來他的贏面是不小的,但由於新冠疫情的出現,社會痛苦一般會懲罰在任的總統。

如果疫情再延續幾個月,或者雖然疫情好轉但經濟沒有恢復,高失業會帶來社會痛苦和焦慮的加劇。那時特朗普的連任概率就不好説了。所以真正的麻煩在後邊。

而美國政府第一波救災的錢,可能在5、6月份就花得差不多了。那麼特朗普下面要再搞第二波救災時,眾議院可能就不批了。

為什麼呢?因為眾議院是管錢,批錢袋子的。但多數席位掌握在民主黨手中。11月份就大選了,如果再給你特朗普第二、第三批錢,老百姓每天不上班,在家裏等着政府發錢,那樣大家就沒那麼痛苦了。沒那麼痛苦,誰還要換總統?所以到了夏天,一旦沒有了迫切的救命問題,民主黨是否還願意配合特朗普花錢?很懸。

對民主黨來説,他們利益最大化的情況就是經濟危機、蕭條持續、失業率高一些,這樣拜登上台的機會才能變大。

如果到了夏天,特朗普要繼續花錢把股市弄上去,為他自己助選,但國會批錢的財務章控制在民主黨手裏,一旦民主黨卡他,他很可能就要動歪腦筋,從別國身上詐錢。

所以未來半年,我們必須防患於未然,堅持好“底線思維”。對於在美的國家外匯儲備和中國國民的資產,需要多管齊下,一部分躲、一部分保、一部分換。

所謂躲,是指我們國家持有的美國資產應該儘量轉移、變現,一小部分弄成黃金運回來;一部分買歐洲、日本、發展中國家的資產;即使是買點股票被凍結,也比持有債券好。因為將來如果打官司能要回來,股權的長期收益必然高於債券。

這種轉移和逃遁,儘管難度很大,損失也會不小,但這就是戰略止損。這種損失其實是為此前對美式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迷信而買單。

二、世界分化成了兩個平行體系

按美國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的指標,2009年以來,全球化的指數進入了下降週期。上一次下降週期是1914年至1945年,期間發生了兩次世界大戰、一次大蕭條和貨幣體系的重構。

二戰後,世界市場分裂為以美蘇為核心的兩個平行體系。到1980年之後,隨着中國加入美元體系,美國體系開始逆轉此前的敗退之勢。10年後蘇聯體系崩盤,於是成就了我們今天所説的美國主導的新自由主義全球化。

如今再次進入全球化的下行週期,我們必須為更多的衝突、對抗和不確定性做好心理和政策準備。

我的理解是,未來20年左右,全球化在不同側面上會表現出不同的演化特點。

首先,在大的政治和戰略層面上,就是中美脱鈎撕裂整個世界市場體系。

其次,在傳統產業和貿易領域,國家間的分工合作程度可能會有所回落,有一些產業會各自遷移回本國來生產。雖然從成本角度考慮,當然是全球分工更划算更經濟;但從供應鏈的韌性和抗風險性角度考慮,或者從政治和社會安全角度考慮,有些事情不能全部外包,有些外部投資和併購不能接受。

最後,線上經濟活動將是全球經濟的新增長點和制高點。這個領域可能迎來更加深度的跨境融合與全球化。以後不少中小企業可能不需要多少辦公樓,不需要科層制,成員之間都是平等的線上合夥人。大家分處於世界不同的時區,公司維持24小時高效運轉。他們的利潤附加值越來越取決於所處理的信息和知識而不是具體物質。

這樣的時代,誰能夠抓住機遇及時開放,誰將成為未來10年增長和創新的龍頭。誰對此視而不見,誰就會掉隊落伍,被世界市場的大趨勢所拋棄。

所以,我認為全球化趨勢是有進有退。

這裏重點談談美國主導的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衰退和分裂,其核心問題就是中美脱鈎。

這種脱鈎是由各自的國內政治經濟變遷所決定的,不是靠外交技巧或者政治宣傳口號所能彌合的,也不是單方面妥協所能避免的。

從當前的全球格局和趨勢來看,未來世界將不可避免地走向半球化,中國正從全球化的客體之一,變成全球化的主體之一。兩個大主體,難分高下,都不想當客體,都不想被對方兼併和消化掉,那就是分裂。

於是,自1980年以來的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可能坍塌,重新分化成兩個平行的體系:

一個以美國為中心,外圍是它的緊密盟友,比如“五眼聯盟”,再加上美洲的一部分;另一個以中國為中心,拉上俄羅斯等反美國家和部分歐亞非三大陸的國家。簡單地説,就是中國大周邊加上“一帶一路”。當然,還有一些遊移在兩方中間的勢力,比如印度、英法德等。歐盟可能因此被撕裂。

為什麼會出現今天這種局面?這其實跟華爾街金融機構在美國內政中發言權大大衰弱有關。

我的書裏一貫講,中國崛起的過程,是跟全球政治光譜中極左翼和極右翼兩個羣體之間的利益交易有關。

過去中國向華爾街提供利潤,從而獲得霸權的庇護、容忍和工業品出口的機會。但現在這個交易到頭了。華爾街在美國內政中失去了往日的地位。

我做過一個量化統計,從1980年初到現在,美國政府中最有權勢的30名高官,包括總統、副總統、國務卿、財政部長等,裏面有多少百分比來自高盛、摩根士丹利等華爾街金融機構?

最高峯是在克林頓第二任期上,達到60%;在特朗普政府出現斷崖式下跌,目前只有財政部長姆努欽一個人有華爾街背景,另外還有一個庫德羅比較替華爾街説話。

以前中美關係之所以能保持穩定,源於經濟關係、經貿關係是中美關係的壓艙石。這與華爾街對美國內政外交有重大影響力有關,而華爾街又從中美經濟大循環中獲利頗豐,與北京關係比較融洽。

中美之間的對峙並非基於意識形態上的分歧,而主要是現實主義利益上的衝突。

原先美國有六七成是中產階級,窮人是少數,但現在美國中產階級已不再是主流,重新變回“金字塔型”社會。所以美國下層的老百姓要求製造業迴歸、要求逆全球化,這是他們的民意基本盤所在。

美國已經變了,一個越來越不自信的美國變得不願意開放了,要把中國等搭車者從他所駕駛的全球化班車上趕下去。

一個民粹主義支撐的總統也已經不願意再回到一個自由主義的美國。

而這樣的逆全球化其實從2009年已經開始了。未來我們所處的這樣一個逆全球化,將經歷一個大動盪期,可能要有30年左右,比如從2008年到2035年前後。

期間大國權力更替,原有秩序瓦解,國際公共產品缺失,連帶許多國家政治動盪。2011年爆發的“阿拉伯之春”及後續的多場局部戰爭,只是其中一個表現而已,未來還將有更大的動盪。

這次新冠疫情衝擊所帶來的金融經濟雙危機,美聯儲開足馬力印鈔,相當於向全球的儲蓄者徵收隱形通脹税,是一個利益剝奪的過程:

剝奪他國,補貼內部;剝奪全球儲蓄者,補貼美國債務人。

誰將來承擔這個後果和代價?我想,中國的利益會有所受損,但是受傷更大的可能是還沒有實現工業化的發展中國家,比如印尼、印度、非洲、拉美等地區的國家,新一輪天量的量化寬鬆會在一兩年後演變成外圍窮國的高通脹。

而中國作為全球最大的製造業國家,在老齡化的工業社會里,中國不可能出現持續的高通脹。今明兩年,中國只要能管控住糧食價格,通脹就高不到哪去。

三、中國應該主動“去美國化”

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對中國而言,未來應該主動掌握節奏,有節奏地“去美國化”。

自1979年以來,全世界都被納入到一個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夢境之中,做夢的主體是美帝國,所有其他的國家、企業、家庭、個人都不過是這個夢境中的一個角色或場景而已。

在以美元信用和美國消費市場為基礎的美式全球化體系中,其他經濟體的所有進步和努力,都是在讓美元的購買力更加強大。

中國生產實物產品,美國生產美元流動性,兩者存在映射關係。但你生產東西的效率再高,也高不過印鈔票。美元信用的創造是無窮的,再大的一個數字,都無法大過無窮大。

所以,只要停留在美國主權信用體系中,其他國家都不可能在規模和質量上真正超越美國。這是由全球化遊戲的結構和分工機制所決定的。

過去我們用美元貿易盈餘堆起來的繁榮,如同插在別人花瓶裏的玫瑰,綻放了美卻丟掉了自己的根。再這樣下去,大部分中國精英都會讓孩子學英語,多數人的錢會存到美元裏。如此持續300年,會發生什麼?

所以停留在別人的體系裏玩,你越努力,就是在養肥一棵別人的搖錢樹而已。只有“劈了”他的搖錢樹,種下我們自己的,才有可能真正打贏這場翻身仗。

而有些人會説中國的崛起是要感恩美國的,脱離美國是不是道德上有虧?這是將個人關係中的倫理代入到了國際關係中,其錯誤在於:

國家間的關係本質還是叢林社會,是一切人以一切人為敵的狀態。只是在對抗和競爭的鹹水表面,漂浮着一層仁義道德秩序的油花裝點一下而已。

中美之間的戰略合作,其實是冷戰後期的抗蘇同盟關係,雙方有很好的戰略協作,中國救了美國,美國也幫了中國,是共同的敵人讓我們走到了一起。後來的貿易投資儲備關係,也是你情我願,互惠互利,而不是單方面的援助,所以説不上誰欠誰。

我個人認為,1980年代開始,中國積極融入美國主導的世界市場體系,對於中國的快速工業化非常有意義,甚至某種程度上是一種必由之路。但是決不能一條路走到黑,必須有一個審時度勢的退出機制。

如果中國繼續沿着此前的新自由主義全球化道路走下去,只能養肥一大批自私自利的人,他們利用各自在信息、能力、權勢、人脈上的優勢,在開放過程中獲得絕大部分財富,然後迅速變成外國人,留下國內貧富分化、環境惡化、社會極化的爛攤子,而產業停留在中低端。其實這就是拉美化的前景、“中等收入陷阱”的前景。

所幸十八大以後,此前的“依附式發展”的缺陷得到了部分修正,讓人看到了希望。產業繼續升級,貪腐和污染得到治理,資本外逃得到部分抑制,文化和制度自信開始重建,“一帶一路”開始徐徐鋪開,人民幣國際化和資本項目放開穩步推進。

而在大洋彼岸,特朗普就任後的所作所為,各種“退羣”和推倒重來更是加速了中國道路“去依附”的進程。

從這個意義上講,特朗普逆全球化行為的“功勞”很大,不但叫醒了大多數中國人,也正在拆散美國的同盟體系和價值觀體系。其實這才真的打開了中國的一個重大戰略機遇窗口。

如果在原有依附狀態下,有些事情是很難啓動的,因為人和體制都有惰性,利益會有綁定。但在中美競爭的大背景下,類似科研體制改革、國內消費市場擴大、醫療教育體系的非市場化改革、數字化治理等等改革都會做。

大禮不辭小讓。與這樣的戰略機遇相比,跟美國脱鈎的那點兒可能損失和代價,還算得了什麼呢?

四、中美脱鈎下,我的幾點看法

那麼在目前這種局面下,中國又該做些什麼?我有幾點看法:

1. 抓住人民幣百年一遇的窗口期

下面我們有一個必須要抓住的戰略性機會:人民幣國際化。

原本由華爾街主導的美元體系,就是在向全世界借入1%、2%年息的廉價資金,然後在世界各地投資各類項目。歐元在較小程度上也扮演着這種角色。

下邊10年我們應該出來“搶美歐的生意”,鼓勵其他國家儲備人民幣,中國的跨國公司和各類基金將這些資本投射到世界各地區,我們逐步成為全球儲蓄-資本大循環的樞紐。

因為接下來美元歐元的利率會長期處於低位,全球儲蓄者把錢放在美債歐債沒收益,同時還替美歐經濟承擔風險。

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一定要非常慷慨地為全世界提供資產池和流動性,向全世界發行人民幣債券,吸收世界上願意追求低風險低迴報的資金。

發完人民幣國債和金融債以後怎麼做呢?把這個借來的錢放貸給全世界緊缺錢的人,讓他們購買中國的產品;或者我們到世界各地買土地、買股票、買資產。

這麼做,與其説是一個追逐利潤的過程,不如説是向世界提供公共產品的過程。總之,要積極地向世界各個角落持續輸出自己的本幣。

這個世界的總收支一定是平衡的,有人掙錢就一定有人賠錢。作為全球儲備貨幣的發行國,美國是通過貿易逆差輸出貨幣,其結果是去工業化和製造業就業的萎縮。

而我們應該保持貿易略有順差,主要通過資本項目的逆差輸出貨幣。資本項目的逆差意味着對外大規模投資,我們應該適度限制對外的製造業投資,而是鼓勵購買和投資外部的其它類型資產。

我們會獲得什麼?那就是人民幣國際化在未來一兩年內有一個質的提升,把全世界包括歐洲、非洲、拉美、中東等地區的大小經濟體,跟中國經濟、跟人民幣貨幣政策深度捆綁。

平時要想推進這個事兒是很難的。只有在這種特殊時期,也就是美國通過大規模印鈔把利率降到零,甚至是負利率,陷入到流動性陷阱,尤其是美元信用體系出現暫時崩塌的時候。

藉助這樣一個時間窗口,我們來填補這個空缺,是會受到世界各地歡迎的。

因為我們的信用可以打造得比美元更棒,流動性可以比它更強。同時人民幣背後是有各種各樣的產能來支撐的,這些信用所對應的實物資產更多。

2.進一步擺脱出口導向型發展

我一直主張中國要進一步擺脱出口導向型發展模式,減輕重商主義色彩。

以後我們就不要去刻意追逐貿易順差和外匯儲備,到今天再這麼做,是偏執乃至愚蠢的做法。

為什麼以前要這麼做?那是沒辦法。一是當時有巨量年輕人口剛踏上社會,需要創造就業,二是需要儘快實現工業化,才要這麼幹。

明知道1971年之後的美元已經脱離了黃金,那僅僅是張不可兑付的“紙片”,但我們卻假裝把它當成真金白銀,為此拼命地努力。

出口對中國真的有那麼重要嗎?沒有貿易盈餘就不能發展嗎?這是説不通的。

想象一下,假設這個世界只有14億中國人,難道我們就發展不了嗎?按照重商主義的邏輯,非要中國人拼命加班加點幹活,然後把其中很大一部分產品發射到太空,假裝已經成功賣給外星人。説你看,外星人給我們反饋了,今年他們欠我們多少錢,明年又欠我們多少錢。這不是在耍自己玩嘛。

所以我們一定要理解,在當今這個後金本位時代,什麼是錢?錢只是貨幣發行者的一種承諾而已。錢跟財富並不必然等價。

真正重要的是讓我們中國一手擁有創造財富的實力,但另一方面我們手中也握着為世界發鈔的搖錢樹。以前只有美國人有,未來我們也得有。因為只有掌握了這棵搖錢樹,你才能捍衞勤勞的雙手所創造出來的那些真實財富。

但我們依然有很多人追求外匯儲備。而我一直呼籲,外匯儲備本來就不是真實的財富,只不過是別人的一種兑付承諾而已。

許多人把它看成是我們的肌肉,但實際上它是累贅的肥肉而已;它並不是我們力量的象徵,而是我們的脆弱性所在;它是別人手裏捏着的“人質”,而不是我們手中的武器;它不是大國地位的象徵,而是附庸國的標配。

所以對中國這樣已經初步完成了工業化的經濟體來講,我們其實是並不需要外匯儲備的,也不需要維持人民幣兑美元匯率的低波動性。

我一直主張我們應該儘早地把外匯儲備歸零,至多保留一部分在岸存儲的黃金。當然這樣一種觀點目前在國內仍然屬於非主流的觀點,許多人並不理解這些問題及其內在聯繫,僅僅是生活在慣性之中。

3. 轉向消費和本土投資拉動

全世界最大的市場在哪裏?美國現在有1億多中產階層,歐洲的中產階層規模要比美國大一些。而中國的中產階層現在是5億規模,相當於歐洲人口的總規模。

從這個邏輯上來算,全世界中產階層的大數分佈在中國。所以未來眼光應該轉向中國本土市場,轉向消費和本土投資拉動,而不是靠出口。

適度增加底層民眾的工資水平和福利保障,只要不搞“大鍋飯”,不搞激進分配,是有利於擴大本國市場的。本國市場越大,我們就越有規則制定權,也就越能養住創新型企業和產品。

4. 線上經濟的全球化將是大風口

線上經濟活動將成為全球經濟的新增長點和制高點。誰能夠抓住機遇及時開放,誰將成為未來10年增長和創新的龍頭。誰對此視而不見,誰就會掉隊落伍,被世界大市場的大趨勢所拋棄。

同時,在討論線上經濟成為風口的時候,應該強調積極開放互聯網經濟,主動調整互聯網高牆。

5. 不要再想着拼成本、價格優勢

在全世界半球化趨勢下,未來15年,中國的轉型會出現什麼情況呢?

我們今天熟悉的產業結構將發生系統變化。比如服裝、鞋襪、箱包等低附加值產品的生產環節,就不太可能繼續在中國活下去。這是經濟規律,想人為抵抗它,代價會非常大。

隨着人民幣逐漸強勢,這些靠對價格、對匯率敏感的行業將會萎縮,很大一部分搬到東亞其它經濟體中去,比如越南、孟加拉國等。

這些低端製造業的遷徙,換取的是高端服務業的繁榮。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的模型顯示,美國在二戰之後的70年裏,每轉移出去一個製造業就業崗位,其GDP會擴張150萬美元。他們的非貿易品行業會變得很賺錢,比如像律師、醫療等行業。

這就好比原先在這個世界分工中,你乾的是車間的活,以後就變成了到世界貿易體系的“辦公室”中工作,但前提是你必須得犧牲掉車間裏的工作。當然,我不主張我們在這個方向上走到美國那麼極端,搞得國內中產階層萎縮、產業空心化。但是大趨勢是如此。

所以未來我們在配置資產、選擇戰略方向時,就要看清楚這個大方向,不要老想着靠價格、靠低勞動力成本去跟人家拼,更多的應該是拼技術、拼資本、拼產業集羣。

本文僅代表作者,不代表正和島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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