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的迅猛來襲震驚了全世界，但這實質上是一場防禦戰。超載的地球正在抵禦一場來自人類圈的攻擊：人類濫用自己的新能力，試圖從根本上改變地球的自然力量對比。我們必須尊重這一事實，才能找到解決問題的答案。基於同樣的邏輯，羅馬俱樂部聯合主席桑德琳·迪克森·德克塞夫説：“新冠病毒對整個世界的影響表明，整個地球、所有物種、所有國家和地緣政治任務都是緊密相連的。除新冠病毒外，氣候變化、生物多樣性減少和金融危機也沒有國家邊界之分。”“亂砍濫伐、生物多樣性減少和氣候變化，都提高了疫情的風險。亂砍濫伐拉近了野生動物與人類的距離，增加了人畜共患病毒跨界傳播的可能。為了發展自然導向型、公共福利型綠色循環經濟，我們需要找到事情發生的誘因。”
伊日·帕勞貝克
（JiříParoubek）
曾擔任捷克共和國總理（2005—2006）、捷克社會民主黨主席，捷克互聯網雜誌Vaševěc主編。
1.拒絕團結的根源在於貪婪
正如布里埃爾·祖克曼或托馬斯·皮凱蒂所建議的那樣，唯有一個由經濟強國組成的合作性羣體，才能在更大範圍內運用相同的税基和金融財富登記來干預諸如減税、逃税和避税天堂。這一羣體會發現税收陷阱在哪兒，誰在逃避納税義務，在哪兒逃避。然後，這個羣體會採取共同的海關保護措施來打擊避税天堂，以防止不公平競爭。拒絕團結起來解決共同面臨的問題——其根源在於貪婪是經濟活動的主要驅動力——將導致我們的星球開始變成地獄。
歐盟7月7日發佈夏季經濟預測報告説，由於放鬆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的步伐比原計劃緩慢，歐盟和歐元區今年經濟萎縮程度將比此前預期更嚴重，明年復甦也將更緩慢。圖為7日，比利時布魯塞爾一家餐館的工作人員在做準備工作。新華社記者張鋮攝
這些看似與疫情無關的話表明，當前危機的解決不僅有賴於集中力量於醫學研究，以及以負責任的態度遵從流行病學家和衞生學專家的建議。正如任何重大變故一樣，這也是一個帶來根本改變的良好契機，可以警醒世人從更尖鋭的角度看待環境壓力。即便是世界上最自由的政府也開始斷然採取一系列社會措施。人們意識到，倘若社會中一部分人無法承擔醫療檢測費用、居家隔離或照顧突然停課的孩子，新冠病毒將會有新的暴發，並帶來更猛烈的打擊。
因此，以充分的社會關照和社會公道面貌出現的團結和公平，不僅是道德問題，更關乎人類的生存。當新冠病毒再一次向各國政府表明這一道理時，各國政府毅然拋卻了緊縮政策之下對過高預算的憂慮，開始提供補貼或貸款擔保，動用社會政策工具。其中，用得最普遍的是短時工作，即政府支付部分工資，以防私企因需求劇減而裁員。此舉還有別的好處，它使我們想起進步左翼的夢想——全民基本收入。
2.韌性、靈敏度和應變能力
但如果一些國家只能在低水平上運用團結工具，也會導致不公平。這正是為什麼歐盟特別是南歐國家倡議使用歐盟共同基金來為這些政策提供融資。不由國家預算提供資金，是因為自2008/2009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南歐國家始終沒有擺脱政府債務的陰影。
7月15日，法國迎來2020夏季打折季。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原定於6月24日開始的夏季打折季推遲至7月15日，將於8月11日結束，為期四周。圖為15日，一名女子戴口罩走過法國巴黎街頭一處打折季的廣告牌。新華社發
在某些領域，已經採取了同樣的步驟。歐盟委員會和歐洲議會支持歐洲央行與銀行業合作，提高借貸的靈活性，特別是風險時期在向中小企業提供貸款方面採取更靈活的政策。根據歐盟委員會2005年6月29日發佈的銀行業一攬子計劃，需要加快運用經濟民主工具，如“員工項目”。這是一個新創的機會，受到威脅的企業可以關閉，或向僱員進行風險銷售，企業由此變為僱員所有制或集體所有制。
關閉國家邊界和保持社交距離不可避免地導致地方化盛行。疫情還加快了數字化的使用和機器人對人類的取代過程。印孚瑟斯的總裁、世界經濟論壇委員會委員莫希特·喬希留意到很多這樣的變化。他説：“靈敏度、擴展性和自動化是當今工商新時代的關鍵詞，擁有這些能力將是贏家”。
此次疫情凸顯出數字化和遠程合作的優勢，將使我們重新評估和塑造消費、供應、互動和生產的模式。數字化和遠程合作不是嶄新的事物，現在正以分佈式數字合作的形式，得到快速發展，並可以運用於遠程全球生產中心。
這台名叫Cira02的機器人由埃及工程師馬哈茂德·科米開發，可以進行新冠病毒的檢測。圖為7月17日，在埃及北部城市坦塔，一名男子通過Cira02機器人進行檢測取樣。新華社發
政府引入全民基本收入要素，可使人們即使在生產過程中被取代，其福利也不會受損，政府這樣的干預無意中加快了數字化趨勢。這些中心可以規模不大且能夠服務於本地化的需求。同時，較小規模的地方經濟與當地人的購買能力更相適應，因而他們對經濟民主化持開放態度。
更大規模的生產和地理的多元化，是構成韌性即抵抗力的要素。喬西強調指出，從長遠來看，各行各業應當努力提高韌性和反應速度。為了提高韌性，我們要在供應鏈中逐步推廣機器人自動化和人工智能，以減少接觸，消除感染風險，降低對現場工人的依賴。在需要增加或減少生產的時候，更大規模的生產和地理的多元化還有助於應對需求的突然變化。
韌性、靈敏度和應對突發變化的能力是所有戰略的核心。喬西總結説，各行各業需要搞清楚自己在哪些方面可以做得更強，哪些方面可以更加靈活。
3.人工智能並不意味着世界的分裂
後疫情時代的全球經濟將會是什麼樣子？事實上，我們正在目睹一場針對不確定性所作的反應。早在2008/2009年金融危機期間，這種不確定性就已經在“超全球化”背景下出現，且程度越來越高。來自慕尼黑大學的凱末爾·基裏克、慕尼黑工業大學及經濟政策研究中心的達莉亞·馬林這兩位德國學者注意到了這一點。他們指出，早期的全球化實踐（自20世紀50年代開始，將生產轉向低成本國家）在“鐵幕”消失和中國入世後，經歷了大規模的擴張。交通革命即集裝箱的廣泛使用進一步推動了全球化進程。隨着全球價值鏈的形成，我們開始步入“超全球化”階段，該階段僅在2008年金融危機期間中止過。在巔峯時期，全球價值鏈一度佔到世界貿易增長的60%。
經濟學人智庫報告指出，用機器人和人工智能來取代人類的強大動力並不是新近才出現的。報告認為，2011年後，全球價值鏈的增長就已停滯，原因之一就是世界貿易不確定性的增加。在2008/2009年金融危機和2012年歐債危機期間，世界不確定性指數升高了200%。根據該報告，世界不確定性指數主要是指不確定性或變化的表現頻率。
2003年非典暴發期間，世界不確定性指數增長了70%。如果將世界不確定性指數與全球價值鏈數據聯繫起來，可以看出不確定性對富裕國家全球價值鏈的巨大影響。報告預計，新冠肺炎疫情可能導致不確定性增加300%，相應地，全球價值鏈活動也將減少35.5%。
世界經濟的一個重大變化是製造業向富裕國家的迴歸。取代離岸的是其相反過程——回岸。新技術成本的下降正在彰顯低廉工作的重要性。這將增加生產在附加值中的份額，但本身並不意味着對工人有利。報告認為，特朗普和新冠病毒都加快了世界勞動分工的變化，但真正的誘因卻是2008/2009年的國際金融危機。
2014年，韓國和日本是機器人行業的領導者，每1000名工人中約有6個機器人，而德國有4個，捷克、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亞有2個，美國有1.5個。機器人和人工智能的到來並不意味着世界的分裂（除非下一屆美國政府專注於此），但短距離物質生產將會是一個優先選擇。該政策對發展中國家形成的重大沖擊，需要各國協同應對。我們已經認識到需求，但還需要相互協調。
（該文由中國社會科學院協調供稿，王靈桂統籌，王文娥翻譯）
《光明日報》（ 2020年07月24日1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