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意初乍的秋夜，張瑋瑋如約在北京的庫布里克書店與記者見面。為了那幾天的工體演出排練，公司給他訂了書店旁離公司不遠的酒店，他半開玩笑説自己“在北京已經沒有家了”。作為曾經的北漂一族，張瑋瑋離開這裏已有整整三年，如今他定居雲南大理，和周雲蓬、舌頭樂隊成為鄰居。
有人説，現在的大理有點像“中年版”的北京樹村，因為聚集了很多當年在樹村生活過的民謠音樂人，當然，也因為以前揣着二十塊錢四處找排練室的毛頭小子，如今大多已是結婚生子的中年大叔。
國內地下音樂的地標 民謠也在這發跡位於北京北五環邊上的樹村，聽起來浪漫又有點童話色彩，實際上卻是個街巷狹窄、髒亂不堪的小村子。因為位置便利，房租便宜，樹村裏住着一萬五千多外來人口——是本地村民的十幾倍。他們當中有很多是來自全國各地熱愛音樂的有志青年，租下房子後成天搗鼓些叮叮噹噹的音樂，從物質到精神上相依為命，漸漸成為了奇特的文化現象。
張瑋瑋早年經歷過“北漂”的生活
在當代藝術史中，很多時候是可以用地名來斷代的，比如巴黎的塞納河左岸，紐約的蘇荷區。在國內，北京樹村就是“地下音樂”的代名詞，包括搖滾，也包括民謠。
周雲蓬在95年初到北京的時候，就在這裏租了個80塊錢的小房子，靠街頭賣藝為生。“每天清晨和小商販以及眾多普通勞動者一起出發，背起吉它，扛上音箱，卷一張大餅，走到海淀圖書城，這是我工作的地方。支好音箱調好弦，就開唱，從羅大佑唱到約翰列儂。到了晚上，揹着半口袋毛票和硬幣，回到我的廢墟。”周雲蓬回憶道。“如果這一天收成好，那麼廢墟就會變成天堂，我可以買一瓶啤酒，半斤豬頭肉，犒勞一下自己，在酒肉香中憧憬未來。”
那時候大多數的民謠歌手都過着這樣的生活，包括張瑋瑋。他22歲的時候追隨野孩子樂隊來到北京，理想是做一名歌手，但卻稀裏糊塗地當了樂手，還在琴行打工賣樂器。“雖然日子很窮，但每天都挺開心，”張瑋瑋説，尤其是民謠圈開始“抱團”之後。
“野孩子之後，才有了真正的民謠圈”2001年，野孩子樂隊在北京三里屯南街開了一間叫“河”的酒吧，當時他們誰也沒想到這間靠樂手們湊錢勉強開起來的酒吧會成為中國民謠的一塊聖地。
作為野孩子的靈魂人物，加上性格熱情擅長交友，小索（索文俊）在圈內很受歡迎，也被人稱作樂隊的“外交部長”。當時經常有外地來的青年來到河酒吧，晚了沒地方住，小索就熱情地帶他們回自己家住，好多人在他家沙發上過過夜，而且經常一住就是三四天。
很快，河酒吧就吸納了很多北漂的獨立音樂人，和一大批樂迷——用布衣樂隊的主唱吳甯越的話形容，“野孩子之後，才有了真正的民謠圈”。“之前，大家都散落在各個酒吧唱歌，動物園有個揚帆，還有慄正酒吧，和平里也有幾間，但大家不是普通的彈唱，都在唱原創，而且風格已經很明顯了。”張瑋瑋也認同這個觀點。
“河”酒吧曾是國內民謠的聖地
當時以高曉松、老狼、葉蓓為代表的校園民謠經歷了黃金時期後逐漸走下神壇，媒體開始把萬曉利、周雲蓬、野孩子樂隊這些靠歌藝生存，為自己創作的音樂人冠以“新民謠”的頭銜。
河酒吧最熱鬧的日子是在2002年，除了固定的每週三小河、萬曉利，週五的野孩子專場，其它時間也都有不同的人演出，比如週末會有地下樂隊輪流做不插電現場。王娟、左小祖咒、舌頭樂隊、廢墟樂隊等也經常在這裏演出。
“做地下樂隊的，如果沒上過河酒吧的舞台，你都不好意思見人。”周雲蓬用這句話概括了河酒吧當時的盛況。
“那陣子，看什麼東西都像隔着一層熱氣”，張瑋瑋那時還是野孩子樂隊的小弟，除了參加樂隊演出，也給萬曉利、小河當樂手。“經常是一個人在舞台上剛唱了一首歌，就蹦上去一個鼓手，然後，薩克斯上來了，手風琴加入了，最後台上台下就弄成了一個交響樂團。有時喝着喝着，小河就沒影兒了，出去街上見到人就抱，還曾經把出租車司機拉出來跳舞；萬曉利在吧枱前姑娘你一紮我一紮；小索經常過了12點就開始開倉放糧。因為來的都是樂手，演出完了以後就變成了一個純即興的世界了。”
除了歌手，酒吧裏常有各行各業：搞文藝的、寫詩的、拍電影的、搞評論的，按照張瑋瑋的説法，那時的河酒吧就像是美國的藝術家聚集的格林威治區，談笑皆鴻儒：“我很多的朋友都是那會認識的，萬曉利的經紀人，杭州酒球會的老闆王滌，就是當年河酒吧的觀眾。著名的羅永浩，當年也是小河的粉絲，天天看我們演出。當時觀眾和演出人的關係距離不像現在這麼明顯，而且那會我們也都是窮小子，沒有什麼別的想法，坐在那兒今天晚上交個朋友很正常，看你順眼就跟你交朋友，不順眼就不達理你，河酒吧就是這樣的一個氛圍。”
無論是小河還是萬曉利，回憶起那段時間，都認為那是自己的巔峯時期，雖然生活依然很清貧。
但是，這樣烏托邦般的日子在2003年小索被查出患了胃癌之後戛然而止。2004年10月30日，小索沒能抗爭過病魔，離開人世，留給朋友們的是巨大的驚詫和悲痛。張瑋瑋最後一次去河酒吧，是在某一年小索的忌日，但那時三里屯南街已經變成一片廢墟，“我們隨便找了把草點着了，往裏面扔了幾根煙，就説，請小索抽根煙。”
2009年 ，三里屯南街從地圖上徹底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潘石屹的三里屯SOHO。
對於民謠新生代，能上網甚至比吃飯更重要和那時候的民謠音樂人一樣，宋冬野、馬頔、堯十三這些新一代音樂人也喜歡抱團。只不過在這羣“對着電腦屏幕長大”的80後眼裏，社交網絡、論壇上的熱絡互動，會比找一個類似河酒吧的地方交流感情來得更實際，也更方便。
憑着一曲《董小姐》一夜爆紅的宋冬野，形容網絡平台相當於這個時代的“河酒吧”。通過互聯網，他結識了許多志同道合的音樂人，比如馬頔。“當時，我在人人網看有一個帖子，説馬頔的東西不好，宋冬野的東西好，我那會特別嘚瑟，就在下面回了一句，‘馬頔和我是很好的朋友’，幫他平反了一下，結果就被馬頔看見了。”
兩人微妙的相識，在多年後看，或許也是有“歷史意義”的。
麻油葉在網上成立近一年，成員才真正見面
宋冬野回想起2011年夏天，麻油葉成員第一次相見的情景時，忍不出笑了起來。“當時在鼓樓的城樓底下，隔着老遠就聽見大家喊‘傻逼’！”其實，那時麻油葉已經成立將近一年，之前大家都是在網上聊天的網友。
“你當時絕對以為我是個姑娘！你還老不承認！”馬頔笑着談起剛認識堯十三的時候。後來堯十三建了一個QQ羣，裏面都是“麻油葉”最開始的成員：不二、衣濕、宋冬野等人。豆瓣上，一些民謠歌手在有了自己的音樂作品之後，想要申請豆瓣音樂人，發現用“麻油葉”的歌申請會比較快。於是，馬頔提議創建名為“麻油葉民間組織”的小站，“麻油葉”就此成立，這些民謠歌手也有了一個統一的“廠牌”。
當然，他也沒有想過一個從QQ羣開始的小團體，能發展到像今天這樣：隨着宋冬野、馬頔、堯十三先後簽入摩登天空，麻油葉也在不久前被集體簽下。
玩得好互聯網 獨立民謠也走進了體育場互聯網，就是區別新一批民謠音樂人和上一代最明顯的標籤之一。“他們一開始在酒吧裏演出，後來才延伸到網絡，但我們和他們相反，我們是先在網絡上創作，之後才落地演出的。” 宋冬野説道。
這是大時代的變化，也是新老民謠音樂人需要共同面對的選擇。可以説，2006年到2008年這段時間，豆瓣、人人網、微博等社交網絡驟然興起，讓所有獨立音樂人都嚐到了甜頭。
“網絡幹了很多唱片公司乾的事兒，歌手可以自己推廣自己”，張瑋瑋回憶時説道，07到08年是自己的一個分水嶺，那時他突然發現，網上論壇真能吸引一大票樂迷。“那時候萬曉利在星光現場的演出能有六七百人，其中有幾十人都穿着他的海魂衫，你就感覺他不再是當初那種歌手了，感覺這人有可能成為藝人了，有了自己固定的粉絲羣。”
好妹妹工體開唱跟他們擅用互聯網不無關係
從獨立歌手一下子變成有了“大明星”的架勢，今年九月，把工體北路圍堵得水泄不通的四萬好妹妹粉絲在看完他們工體演唱會後，一定都是這麼想的。“無論是網絡廣播還是論壇，他們幾乎每一個平台都玩得有聲有色。而且特別能抓住新興渠道，把渠道伺候得特別開心，於是得到了大量推廣資源。”新音樂產業觀察創始人陳賢江分析道。
在業內人眼中，好妹妹進工體場是個奇蹟，當然也是這個時代“最會玩網絡的獨立音樂人”值得享受的榮譽。
唱進了電視和大場館，並不等於賺了大錢好妹妹在工體的演唱會確實很神奇：破天荒地以獨立音樂人身份進駐這片大場地，很有巨星風範，但同時99元“白菜價”門票又很符合民謠演出的親民路線。那麼這場演唱會造成的轟動和反響，有沒有轉化成對等的真金白銀？
演出主辦方聚橙幫記者算了一筆賬——這場演出總共投入500萬，眾籌完成236萬，加上提前預售的票，實際票房收入360萬，再算上視頻直播的盈利和廣告贊助，整體持平，盈利並不多。
民謠音樂人再火 也難與主流流行音樂比李志的六城巡演場場爆滿，但基本不賺錢
李趙恩有着多年做音樂演出的經驗，周杰倫、SHE等流行巨星的內地演唱會她都參與承辦過，今年她開始幫朋友操辦民謠音樂人的演出，這中間就包括李志的六城巡演。她告訴記者，雖然李志的幾場演出都非常火爆，上座率很高，但基本不賺錢：“即便是六個城市而且都是體育館這樣的場館級巡演，比起當紅的流行歌手動不動就是十幾場甚至二三十場的規模還是差遠了。再加上人們已經習慣了搖滾、民謠這類演出的低票價，在定價上不可能像流行演唱會那樣完全走商業路線，所以整體下來收入真沒多少。”
媒體人郭小寒認為，如今多種自我經營的手段和出口，如社交網絡、音樂選秀節目等，讓部分民謠音樂人火了起來，但他們背後並沒有一個音樂產業和模式在支撐：“像《好歌曲》這些選秀節目以及網絡確實催生了現在對民謠的關注，包括年輕歌迷的接受度提高，各地演出場所的完善，音樂節的繁榮，音樂人巡演機制的形成，民謠編制相對簡單靈活，然後民謠的一些草根氣質的東西被廣為接受，再加上現在年輕的音樂人比較熟悉網絡語言，很容易跟歌迷互動，所以場面上看起來比較豐富熱鬧。”
萬曉利早年專輯製作精良別出心裁
即使在場面上看起來沒這麼熱鬧，但唱片業還算景氣的十幾年前，民謠跟賺錢也很難攀上關係。2002年，摩登天空為萬曉利出了一張名叫《走過來走過去》的現場錄音專輯，錄音地點就在河酒吧。專輯由女詩人尹麗川親自撰寫文案，包括《狐狸》、《媽媽》、《走過來走過去》等歌現在都成為民謠經典，專輯包裝也卻別與傳統唱片，是紙質的。可這樣一張製作精良別出心裁的專輯，在當時只賣了五千塊錢——這不是哪一個人的委屈，而是當時民謠原生階段的真實寫照。
另外，有關音樂版權收費的問題反覆被拿出來討論，但每一次都是雷聲大，雨點小。從2010年李志聯絡小河、萬曉利、周雲蓬等民謠音樂人，在網上公開抗議蝦米網未經授權提供自己音樂作品的收費下載，要求網站下架其作品並進行道歉，到《董小姐》、《南山南》、《我在人民廣場吃炸雞》等在綜藝節目中火起來的民謠歌曲涉及侵犯原唱版權的問題，民謠音樂人的維權也只能成為國內音樂產業鏈漏洞的又一個犧牲品。
不知是天生自帶與世無爭的氣質，還是看清了音樂行業的無奈現實，在版權問題面前，我們採訪的幾個音樂人都選擇忍氣吞聲，像李志這樣的“維權鬥士”寥寥無幾。
這是民謠音樂人面對整個行業時候的困惑。
演出場地、觀眾、歌手都變了，民謠本身呢？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距離張瑋瑋在工體開唱只有幾天時間了，可他並沒有想象中緊張。激動，有，但更多是因為這場演出的意義重大，畢竟從live house唱到這個萬人體育館，馬頔只用了不到一年，而張瑋瑋卻等了20年。
説起民謠的再次崛起，他也挺激動，但遠不如回憶以前在河酒吧裏快樂日子時那般神采奕奕和自信。他説，時代變了，覺得自己有點落伍了，不如互聯網養起來的這一批新人，“更懂得粉絲和觀眾想要什麼”。
好妹妹樂隊兩人經常玩脱口秀逗觀眾開心
新一代的民謠音樂人確實很會“迎合”觀眾。在麻油葉三週年紀念專場上，擠滿千人的麻雀瓦舍在酷夏的高温和沸騰的人氣下活脱脱成了“人肉桑拿房”。馬頔不斷往台下扔冰棍和杜蕾斯，還有舌吻大賽，激起一波接一波地人潮湧動；好妹妹演唱會，張小厚和秦昊乾脆説起脱口秀，與台下觀眾插科打諢，有人説他們的現場演出，“更像是一台綜藝晚會”。
音樂本身也是一樣。堯十三在《咬之歌》裏唱着“你分開了雙腿，我看見了世界上最美的花朵，你用含過別人JB的嘴説愛我，我用舔過別人咪咪的嘴説要跟你結婚”；馬頔的《海咪咪小姐》寫到，“我是大JB先生，你是海咪咪小姐”；很多樂評人對陳粒的音樂頗有微詞，認為錄製都還是demo水準，歌詞也只是“打亂了主謂賓詞性”；而隨着綜藝節目的火爆，《懂小姐》、《南山南》等歌曲逐漸家喻户曉，也有越來越多人覺得在選秀平台上火起來的這些歌，更像是披着民謠外殼的流行歌曲……
記者讓馬頔給自己的音樂風格下個定義的時候，馬頔停頓了一會：“我更喜歡把自己形容成一個‘愛唱歌的人’，做出來的也是‘自己喜歡的歌’”。而在豆瓣音樂人的頁面上，堯十三把自己的風格定義為“偽民謠”，他也坦承，自己的民謠缺少一股淳樸氣息，更偏向為流行。宋冬野則直言：“我們有年輕的成分在裏面，但在沉澱和生活閲歷上，跟前輩們比還是有一定差距，畢竟我們是聽周杰倫長大的孩子，潛移默化地，都會受些影響。”
堯十三口中所説的“淳樸”，也許就是老一輩民謠音樂人最大的特色。他們年輕時大多是北漂，用唱歌來維持生計，生活簡樸，甚至貧窮。但他們自得其樂，也並沒有強烈的成名衝動，更像是一批熱愛自由的人，用很平和的心態自由自在地生活着，他們心懷天下，有士大夫情結，他們的嗓子全是大街上練出來的，他們的歌也和土地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
馬頔帥氣的外表自帶偶像光環
如果説上一代民謠音樂人更像“民間藝人”的創作狀態，新一代則更像娛樂明星：馬頔因帥氣的外表自帶偶像光環，被稱為“民謠界G Dragon”，控訴張磊侵權的新聞也屢登頭條；陳粒“高調出櫃”和“劈腿”的新聞更是頻頻登上熱搜榜，她的八卦長貼也流傳在各大自媒體中。在張瑋瑋看來，“民謠”這個詞早晚會像“搖滾”一樣被完全商業化，“時代的進步不是説把一個東西的藝術水準推向更高，而是説這個藝術水準到這就結束了，會有另一個領域的東西來代替。”
這是民謠音樂人面對觀眾和自己時候的困惑。
國內民謠在經歷了早期的校園清新風，和“黃金一代”的淳樸風之後，終於又迎來了新一代音樂人的搖旗吶喊。在短短几年內，從酒吧唱到大型場館，從豆瓣廣播走進電視屏幕，他們高調、自我、張揚，就像這個時代一樣，充滿無限可能。面對質疑和困惑，他們會如何繼續破局？我們邊聽歌邊等待就好。
主筆 :馬曉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