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或許是范冰冰演藝生涯中最出乎意料的經歷之一。原本最平常不過的一次電影路演和粉絲見面活動，先是被迫離場，繼而被嘲諷為“戲子”，好像這個中國當紅女星的出現玷污了一所大學的尊嚴和清白。
華中師大的那次見面會，由武漢著名作家方方主持，劉震雲和馮小剛作為嘉賓，不知道對這次娛樂事件感興趣的人們當中有多少人清楚，方方和劉震雲、劉恆等幾位作家曾經在1980年代被評論界歸納為“新寫實主義”的代表人物，風頭無兩，後來，他們各自風流雲散，作家劉恆基本告別小説，成為職業劇作者，方方寫着一本又一本不那麼令人驚豔的作品，陷入一次次和作協同行的紛爭與官司，劉震雲在電影名利場和純文學寫作之間穿梭自如，如今再聚，確實令人唏噓。或許是因為如此，那個不知身份真假的華中師大副教授認為，這是一場“好端端的關於電影文學的學術研討會”，在他心裏，這近乎純潔的文人雅集，必須有着“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的身份門檻，按照這種邏輯推斷，在各種紅毯上對着鏡頭袒胸露背的范冰冰顯然屬於“硬夾塞的一個戲子，弄得混亂不堪。”
這段微博是否真的出自某個副教授之手不得而知，但他或者她這段政治不正確的表態顯然呼應着很多人潛在的心理暗流。某些道德衞道士們覺得把藝人看作“戲子”似乎天經地義。那種“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的復古又返祖的姿態，在2016年的今天，顯得呆萌又酸腐。
客觀地講，任何有明星出沒的地方都會可能引發潛在的小小混亂，粉絲聚集在一起的熱情總讓人忌憚失控的可能。出於這種預判與自己安保能力的對比，華中師大作為承接方，為了確保安全無虞，希望范冰冰離場屬於無奈之舉。説實話，這並不禮貌，但禮貌與安全相比，或許後者更重一些。范冰冰離場時的不捨、不快是看得出來的，更何況馮小剛在現場也對此表示了不滿，但事後無論大學還是藝人都表示了對對方最大程度的理解。如果事情就此結束倒是個不太壞的結局。這無非就是一次活動安排得不周罷了，但事後一些評論者的言論顯然是針對參與者身份甚或人格而做出的。
按照常識來講，任何一種稱謂都有着不同意含，就如同你可以稱呼黑人為“非裔美國人”，而不能叫人家nigger，你如果使用了後者，就要付出代價。同樣，你可以稱呼范冰冰“演員”或者“藝人”，但不能説人家是個“戲子”。在如今的語境之下，“戲子”是帶有明確的貶損和輕蔑之意的污名化稱謂。
中國表演從業者的身份經歷着微妙的變化。1949年之後，藝人和很多底層勞動者被劃歸到了一起，重新納入了“勞動人民”的行列。因為他們的底層身份被重新賦予了崇高的正義性。伴隨着徹底捲入體制化之後，藝人的個體性其實是徹底消亡了，換之以“表演藝術家”的普遍身份，成為龐大機器上的一部分，從而被要求端莊，得體，德藝雙馨。這種不需要通過真實勞動，也沒有市場定價的情況下，造就出了一種不急不緩，剔除世俗化慾望的狀態，被認定為表演從業者最應具備的風範。伴隨着市場化的迅猛而至，藝人迅速回歸到了他們的原本的工作模式和社會地位，更重要的是他們獲得了豐厚的物質回報。這種看似輕鬆的獲取財富的方式，以及被前呼後擁的追捧，讓很多人——尤其是那些在市場化進程中身份迅速衰落的人，產生了嚴重的心理失衡。而他們對抗失衡心態的方式不是重新尋找自我定位，而是通過無用的、將對方污名處理的方式以抬高自己。這次對范冰冰稱呼戲子，無非就是這樣失衡心理的外顯。這羣“前市場化”時代的遺老遺少，在頭腦中營造出一個純潔的知識分子烏托邦，並守身如玉地封存了自己臆想中的精神貞操。在他們心中，范冰冰的到場，似乎像是風塵女子闖入了自己的閨房，擾得外界也會對自己的貞潔擠眉弄眼地懷疑。他們就差要大喊“這亂了倫常，壞了體統。”在有些人的眼裏，這世界似乎還是應該恪守尊卑，劃定階層的。
實話講，那場活動雖然由兩位作家擔綱，一位導演撐場，説到底哪裏又是什麼學術研討會呢?那就是一場標準的電影路演活動中的一站。電影路演除了重點影院，各地大學也是必到的場所，因為中國電影主要受眾還是年輕人。畢竟那些“稍有點經濟基礎的老男人”不都在“泡小姑娘”麼。哪有時間看電影?所以，讓明星不進大學有點不合情理。
其實，這不是第一次有人發出把明星隔絕於大學之外的呼聲。幾年前，復旦大學就有某位哲學系教授聲稱因為有明星進大學做活動，導致自己班上的大量學生逃課。好像一種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鼓與呼，但實際上都打錯了靶子。
總有一些人想把大學打扮成什麼世俗中的一方淨土之類。説真的，這些教授爭職稱，拿項目，分房子的時候怎麼不想着自己處於一方淨土呢?大學本來就是塵世中的一部分。我們要做的是考量大學到底是什麼，明星到底扮演什麼角色，大學生到底該被怎樣對待，教授又該如何看待紛擾世事和一張書桌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