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Echo 編輯 | 範志輝
當龐麥郎這個名字再次闖入視野，我們首先想起的一定是那雙已經被遺忘許久的“滑板鞋”。經紀人白曉在視頻中宣佈龐麥郎已經被強制送入精神病院時，他提到，“那雙滑板鞋，我也是很久之後才明白它的意義”。
至於那雙滑板鞋究竟代表什麼，他沒有給出具體的闡述。擁有無法被定義的一類象徵，是所有作品得以廣泛傳播的共性，唯此，它的意義才是可以流通的。我們可以説滑板鞋是一個漫無目的的夢，也可以説它是那天上照耀着滿地便士的月光，它同時也可以是滑板商家用於推廣產品的一個最好用的梗。
如今看來，這首歌所處的分裂語境，以及龐麥郎從一夜爆紅到《驚惶龐麥郎》之後的備受攻訐，無一不預示着他的病理狀態——精神分裂症。
龐麥郎和他的“滑板鞋”
回溯龐麥郎的走紅，關於那首有着諸多傳奇色彩的《我的滑板鞋》究竟是華語樂壇史的一個Bug還是奇異的靈光一現的爭論仍在繼續。
從專業主義、傳統審美以及工業標準來看，這首歌的詞和曲都不符合基本的規範。可是，神曲之“神”，往往不在於音樂特點本身，而在於引發大眾狂熱參與的“神傳播”。
何以引發最廣泛的傳播？獵奇只是其一，共鳴才是核心。
從歌曲本身呈現的意象來看，“夢想”是一個崇高的詞，“滑板鞋”這種批量生產的東西，則是工業化中非常廉價的一個詞。但是，當滑板鞋所能夠賦予人的滑行姿態與粗糙的現實對人的摩擦形成對比，我們可以瞬間明瞭夢想着擁有一雙滑板鞋的意味。
當我們刨開一切可能的解讀空間，迴歸到他的真實創作動機來看，作者最初就只是為了表達當擁有了小時候夢想已久的一雙滑板鞋的愉悦心情。但在歌曲傳播過程中，這種發自本心的愉悦卻淪為一種笑料用於娛樂大眾，源於他曾經遙不可及的夢想在現代化的大城市裏不過是多數人唾手可得的事物。
這種錯位，是社會性的，也是時代性的。
當一個人最夢想的東西——滑板鞋，這裏展現出的是鄉土與城鎮的碰撞。聯繫龐麥郎出生農村卻夢想着成為國際化巨星的心態，以及從一夜爆紅到精神病院的悲劇性際遇，這種碰撞具有明顯的時代意識形態烙印。
在這種巨大的錯位之間，龐麥郎試圖以一套屬於自己的語言體系構建他自己的王國。他把陝西稱為“孟加拉斯圖”，把漢中稱為“加什比克”，全國有200多個城市被這樣的龐氏英文命名。他覺得這樣更加國際化。
或許正因如此，賈樟柯才會評價這首歌讓他為之哭泣，他總是為底層社會中無法化解的結構性孤獨而哭泣，為那些被巨大的歷史躍進拖着走的時代而哭泣。總之，我們很難將這首歌的質量與其熱度之間的矛盾簡單地歸結為偶然。
從龐麥郎身上重新認識瘋狂
當龐麥郎被強制送入精神病院這個消息在被擴散開來，人們開始紛紛猜測他走向瘋狂的原因，對此普遍存在兩種論調，一類認為這源於藝術家心智與現實格格不入的永恆衝突，一類認為這是一夜爆紅後無法承受的巨大心理落差。而龐麥郎的個人形象也在這兩種論調中游移在藝術家與庸人之間。
龐麥郎走向瘋狂的原因自然是多重且無法確知的，明晰的只有人們是如何看待他身上的瘋癲的，這也是更值得討論的。
不久前，一條2012年排查疑似精神病患者的舊聞被重提。其中，“無故不上學、不上班、不出家門、不和任何人接觸”、“對人過分冷淡，寡言少語、動作慢、什麼事情都不做，甚至整天躺在牀上”、“過分話多（説個不停）、活動多，到處亂跑，亂管閒事等”等11個問題成為衡量疑似精神病患者的線索。
由此聯想到今日龐麥郎被強制入院，我們會發現，在理性主導的現代社會，我們關心的不再是“瘋癲是什麼”，而是如何矯正非正常行為。然而，何為正常？
我們的常識大都由“排斥”的方式建立起來，因為只有在表達互斥的語法中我們才能通過釐清事物之間的區別而快速認識它們。反之，一旦我們發現它們總是有所勾連、交疊覆蓋，我們便很難對一個甚至是最基礎的事物做出判斷。錯誤往往發生於，我們這種構建常識的方法被用於對他者的認識上，便造成我們對人性的忽略。
而龐麥郎入院事件在輿論場中引發的巨大騷動，雖然其中不乏並不禮貌的指指點點，但總算是將大眾的目光同時聚集於精神病這一症狀與個體的人性之上。由此，我們得以從龐麥郎身上重新認識瘋狂。
福柯的《瘋癲與文明》如此總結瘋癲的歷史進程：在文藝復興時期，瘋癲是神秘的啓示；在古典時期，是罪惡；在近現代，是病情。而在對龐麥郎入院的討論中，他的瘋癲涵蓋了以上所有特點。
憑藉《我的滑板鞋》這一略顯瘋癲的作品走紅，他的天才無疑與神秘的啓示有了聯繫。當被經紀人告知他患有精神病多年，大多數人都認為這並不讓人意外，因為他的舉動一直就不太“正常”。
那麼，以上這些關於瘋癲的認識，是瘋人應得的嗎？對此，福柯認為，瘋癲的歷史只是一場理性的獨白，瘋癲自身卻是沉默的。因為瘋癲被拒斥在理性話語之外，失去了發言的地位。就如被強制入院的龐麥郎，早已失去了與喧譁輿論對話的機會。
排版 | 安林
往期熱文
原標題：《病人龐麥郎》
閲讀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