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羣人舉着手機、相機在機場快速向一個地方聚攏，之後傳來此起彼伏的快門聲與喊叫聲，這些追星行為並不鮮見。很多人發出疑問：為什麼有些“粉絲”總能準確獲知藝人航班行程？今年4月，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法院宣判了一起案件，揭開其中諸多內幕。
被告人席上的秦某與李某，都曾在給航空公司提供呼叫服務的企業工作，擔任客服。兩人為何會成為本案的被告人呢？這還要從2021年説起，那時候，首都機場公安局的民警查獲一人，冒用他人身份證件試圖登機。之後警方調查發現，此人是為了追星，從網上購買了藝人航班的信息，並冒用他人的身份證件登機。辦案過程中又牽出了賣給她這些信息的人，正是本案的第一和第二被告人，秦某與李某。
非法出售上千條個人信息如何操作？
經過辦案機關偵查，從兩名被告人處購買個人信息的並不止此前在首都機場冒用他人身份的這一人。檢方指控秦某、李某在兩年時間裏非法出售了上千條個人信息。那麼，他們是如何操作的，又是誰來購買的呢？辦案人員循線追蹤，牽出了本案的第三和第四被告人，張某與徐某。庭審中，公訴人出示了相關證據，證實他們之間的交易。
兩名被告人多次購買航班信息 目的何在？
調查表明，兩名被告人都喜歡追星，也經常活躍在與之相關的各種網絡社交羣中，其中就有專門為“粉絲”提供藝人照片與行程的代拍羣。她們看到有人在代拍羣中宣稱，可以查詢藝人的航班信息，於是和對方聯繫，也就是被告人秦某與李某，並找她們下單。
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檢察院檢察官 徐華玲：她們可能更多的還是，比如説是出於想了解一下明星旁邊的出行人員是誰，或者是同行的人員。
在張某、徐某看來，通過這些航班信息，她們就能掌握藝人和相關人員的一部分行程，而後她們會趕到機場追星，有時還能坐到與藝人相鄰的座位，與他們近距離接觸。
因不確定買傢俱體需要 提供整個艙單信息
不過，在這些航班相關交易中，她們並不是只拿到特定人員的信息。被告人秦某和李某向法庭供述，由於她們並不清楚具體哪些人員是買家需要的，通常就會根據對方提供的航班號，將整個航班或者公務艙的艙單拍照後，發給購買者。
“拉艙單”等行為涉及侵犯公民個人信息
對於本案的另兩名被告人張某與徐某，檢察機關指控，她們以“拉艙單”“拉證件”“換座位”“敲機”等方式達到自己的“追星”目的，而這些行為，都涉及侵犯公民個人信息。那麼，這些聽起來頗有些“行話”色彩的詞彙是什麼意思呢？
辦案人員介紹，“拉艙單”是根據航班號，獲取整個公務艙的旅客艙單。本案中，通常秦某等人會將艙單信息拍照後以每條15元的價格打包賣給“粉絲”；“拉證件”則是指通過後台查詢乘機人的身份證號、護照號等信息。據被告人秦某等人交代，一條信息可以售賣到100至200元；
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法院刑事審判庭法官 商登煜：因為他們都是追星的人，根據他們自己此前所掌握的其他“粉絲”的一些情況，他們在看到這個艙單信息，這兩者一結合，是能夠識別出這個艙單信息具體是哪位“粉絲”的信息的。
而“換座位”“敲機”則發生在被告人獲取藝人等人員的航班信息之後。
“換座位”是指購買人利用訂票平台為他人進行退改簽等處理。“敲機”則是他們通過藝人的身份證等信息，委託其他“粉絲”或者從事代拍等人員查詢藝人的航班信息，本案中涉及的費用一般為5元一條。
庭審中，被告人承認，之所以非法購買艙單等信息，主要是為了滿足好奇心。而她們購買艙單信息時，並不全是針對藝人，有時還會出於個人目的對同一航班的其他“粉絲”加以關注。
公訴人認為，雖然被告人自認為目的在追星，但是她們的行為導致公民個人信息被泄露，還有一系列安全風險。
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檢察院檢察官 徐華玲：她的行為導致的客觀後果是什麼，就是大量的乘客信息，長時間處於一種失控狀態，這樣的失控狀態一旦被有心的人利用了，直接導致的後果就是對相關人員的人身財產造成非常現實的緊迫的危險。
對侵犯公民個人信息行為提起民事公益訴訟
被告人秦某與李某將艙單信息打包出售，檢察機關認為，這種行為同時侵害了社會公共利益，依法向秦某和李某提起附帶民事公益訴訟。
檢察機關表示，秦某與李某打包艙單出售的行為造成了更多不特定公民的個人信息外泄，並且無法對這些信息的去向與用途加以限制，極易造成更大的社會風險。
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檢察院檢察官 王星：這些被告人認為（“拉艙單”等行為）只是去為了出於（買家）追星的目的，但是這樣的一個動機，並不影響它侵害的這個法義的廣泛性和不特定性，她其實把其他和追星無關的一些人的信息進行了外泄，而且這些信息大部分是去向不明的，還有可能被非法轉賣或者非法的利用使用。
公益訴訟起訴人認為，秦某與李某應當承擔相應法律責任，包括向社會大眾賠禮道歉、消除違法行為再次發生與威脅、承擔賠償等方式。
庭審中，多名辯護人提出，不能將被告人出賣的艙單信息認定是個人信息，因為這些信息是航空公司內部使用的，內容由拼音、代碼、時間等組成的，不同於一般的實名信息。那麼法庭會如何認定呢？
對此公訴人指出，雖然艙單信息是由拼音等組成，但是通過與其他信息綜合比對，是可以識別特定自然人的身份的。
根據相關法律規定，公民個人信息是指以電子或者其他方式記錄的能夠單獨或者與其他信息結合識別特定自然人身份或者反映特定自然人活動情況的各種信息，包括姓名、身份證件號碼、通信通訊聯繫方式、住址、賬號密碼、財產狀況、行蹤軌跡等。
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檢察院檢察官 徐華玲：本案當中，從這個艙單的內容上來看，它一個就是反映了航班的出行的日期，然後就是具體的航班號，包括整個公務艙內所有乘客的姓名以及每個乘客對應的位置，那這樣的信息結合起來，實際上是一個實時地理位置的外泄。
對於公益訴訟人提出的賠償責任，被告人秦某的辯護人稱，艙單等信息出售後，並沒有為他人帶來實際經濟損害。
對此，檢察機關認為，秦某與李某的行為嚴重侵害社會眾多不特定主體的個人信息權益，並以此牟利，應當承擔賠償責任。
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檢察院檢察官 王星：在信息化和數字化的時代，個人信息不僅是一種人格權屬性的個人法義，還是一種重要的生產要素和價值資源，具有公共屬性和財產屬性，它可以被商業化利用，從而獲取一定的利益，基於此對非法獲取並出售不特定公眾的個人信息的，並因此獲利的這種行為，實際上已經損害了公民的個人信息權益，損害了社會公共利益。我們認為它可以以賠償損失的這樣一個方式來進行保護，因此被告人應當承擔相應的損害賠償責任。
四名被告人均構成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
2022年4月22日，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法院對本案作出一審判決：被告人秦某、李某、張某、徐某四人均構成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分別判處秦某、李某有期徒刑三年並處罰金。同時，秦某、李某三年內被禁止從事航空客服代表類職業。被告人張某被判處有期徒刑一年，緩刑一年，並處罰金；徐某被判處拘役五個月，緩刑五個月，並處罰金。民事公益訴訟部分，法院責令被告秦某、李某共同支付公共利益損害賠償款四萬餘元；責令被告秦某支付公共利益損害賠償款六千餘元，被告李某支付公共利益損害賠償款一萬八千餘元。責令被告秦某、李某註銷買賣公民個人信息使用的微信號，刪除存儲在其中的公民個人信息數據，並在國家級新聞媒體就侵犯公民個人信息行為向社會公眾公開賠禮道歉。
對兩名出售航班信息被告人禁業
一審判決中，法院對出售航班信息的被告人秦某和李某，處以三年內禁止從事航空客服代表類職業的處罰。那麼，禁業意味着什麼呢？
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法院刑事審判庭法官 商登煜：她在入職的時候明確簽署過訂座系統使用的承諾責任書，責任書裏明確規定了不得將客户的信息泄露給他人，不得非法利用她所擁有權限的訂座系統來進行非法獲利。
庭審表明，秦某、李某為了獲取藝人等航班信息，不僅自己拉艙單，在獲取不了一些航班信息的情況下，甚至會以“請客吃飯、代點外賣”這樣的方式去接近一些其他航空公司的客服人員，試圖獲取艙單信息。
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法院刑事審判庭法官 商登煜：至少她們應該知道，她們把乘客的這種艙單信息、身份信息，拍照發給他人，並以此來牟利的這種行為，必然是具有非法性的，別管是違反了公司規章，還是説違反了其他法律，從最低層次的要求來看，她們應該能夠意識到這種是不合規不合法的一種行為。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三十七條之一款規定：因利用職業便利實施犯罪，或者實施違背職業要求的特定義務的犯罪被判處刑罰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據犯罪情況和預防再犯罪的需要，禁止其自刑罰執行完畢之日或者假釋之日起從事相關職業，期限為三年至五年。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法學院教授 裴煒：在正常的航運的合同裏面，我們其實是基於信任，把自己的個人信息交給航空運營者，那麼這裏面我們是對於航空運營者保護我們的個人信息是有合理期待的，內部員工將個人信息非法提供出去的話，其實會影響普遍大眾對於航運關係，包括對我們背後的信息安全產生重大疑慮。
雖然秦某與李某供職的都是客服外包公司，法學專家表示，相關的民航公司也應肩負責任保護公民個人信息安全。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法學院教授 裴煒：針對這樣一種情況，其實在個人信息保護法裏面也是有相應規定，委託他人去處理個人信息的時候，企業對於受託方的信息處理行為，同樣也保有這樣一個監督的義務。
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檢察院檢察官 王星：在這個案子裏面我們還針對相關的航空公司，就是它的一些客服外包公司，都是進行了一些社會治理類的檢察建議，我們向他們制發了這樣的檢察建議，主動承擔起這樣的個人信息保護的企業責任。
整治“飯圈”亂象 警惕不理智“追星”
在這起案件中，被告人的行為究其根本是不理智的“追星”所致，2021年以來，為推進“飯圈”亂象治理工作，有關部門多措並舉，整治“飯圈”文化。作為“粉絲”，又該注意些什麼呢？
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法院刑事審判庭法官 商登煜：因為她們自己的這種法律意識的淡薄，不知道這種追星打探明星或者是他人的這種個人信息必要的一個底線，因此而觸犯了刑法。
法學專家表示，圍繞“飯圈”滋生的違法行為中，針對航空公司領域的侵犯個人信息行為已經逐漸形成了一條產業鏈，“粉絲”是這條利益鏈中的重要一端。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法學院教授 裴煒：一方面我們看到“粉絲”在追星過程中去獲取明星的相關的個人信息，另外一方面，就是有相應的航空公司員工去出售這樣的個人信息，兩者之間其實是有一個需求和供給的對應關係，現在我們看到圍繞着“粉絲”的這樣一種需求，事實上已經形成了一系列關於明星個人信息的灰色產業鏈。從這個角度來講的話，要想去真正地去切斷這個灰色產業鏈，其實是需要兩端去發力。
近年來，因為追星引發的混亂已經屢見不鮮。曾有藝人在機場被“粉絲”撞倒；有代拍和“粉絲”在圍堵藝人的過程中造成公共秩序的混亂；有因為代拍和“粉絲”的擁擠導致公共場所設施的損毀。究其原因，藝人行蹤的泄露不可小覷，在“粉絲”羣尤其是各種代拍羣中，藝人的行蹤軌跡早已不是秘密。
“粉絲”追星、代拍藝人的行為甚至有些觸及了法律底線。 2021年6月，熱衷追星的王某通過航空公司軟件使用藝人的身份證件號碼，非法查詢獲取藝人的航班軌跡信息100多條，後又提供給代拍人員劉某，兩人在機場代拍藝人。 2021年10月，法院判決王某、劉某二人的行為均構成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王某被判處拘役四個月緩期執行；劉某被判處拘役五個月緩期執行。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法學院教授 裴煒：比如説像個人信息，那他可能覺得自己（追星）只是一種熱愛，但是熱愛歸熱愛，手段到底是一個什麼樣子，他自己沒有法律性質上面的一個認知。
類似案件時有發生 應引起警醒反思
在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法院今年4月宣判的這起案件中，張某與徐某同樣是因為不理智的行為，觸碰了法律的底線。專家呼籲，類似案件的發生，應當引起警醒和反思。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法學院教授 裴煒：這個案件是跟“粉絲”追星有着緊密的聯繫，我們知道近幾年也發生了包括飯圈文化為代表的一系列相應的事件，“粉絲”如何理性地去追星，也是我們現在互聯網法和互聯網治理過程中的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點。
針對“飯圈”亂象，多部委先後發佈專項通知，集中開展綜合治理工作；與此同時，以公民個人信息保護為代表的數字法治的普法也是法治工作中不可忽視的一環。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法學院教授 裴煒：哪些行為可能侵犯到其他公民的基本權益，哪些行為有可能會去踩到法律的紅線，這個是要在日常生活中，包括在我們平時的法學教育過程中要去加大力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