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漂的底層編劇:電影賺了4000萬,心疼60塊掛號費

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看客inSight (ID:pic163),作者:殍殍,內容編輯:百憂解,微信編輯:白白,題圖來自:視覺中國


疫情來臨前的2019年,全國院線電影票房總計642.66億元,網絡電影分賬榜TOP10中,7部影片票房超2000萬。這些龐大的數字使許多人認為,影視圈就像一個掘金場,演員、導演、編劇、製片……跟影視沾邊的從業者隨便一指就能賺個盆滿缽滿。


做了10年編劇的朱丁就被視為這樣一位“既得利益者”。儘管這兩年行業不景氣,他隨隨便便寫的一部劇就殺入了當年網絡電影分賬榜前三,成為了業內口中“賺了4000萬”的朱老師。


但是實際上的他依然只是一個窮北漂,無房無車無保險,看病都心疼60塊的掛號費。


有賺4000萬的本事卻不能使自己脱離貧困,在影視圈裏,或許並不矛盾。



2022年年關降至,這是朱丁連續在北京度過的第三個春節。疫情成為了部分不想返鄉過節的人的藉口,這部分人指的是“大齡廢物”——“28歲以上,沒房沒車沒結婚。”朱丁憨笑着對這個自己提出的名詞下着定義,看起來毫無悔過之意。


我和他約在青年路大悦城頂樓那家咖啡廳。朱丁小心翼翼地挖了一勺巧克力慕斯捲進舌頭裏,但沒有點咖啡,“一會兒回去還要趕個稿子,要規避風險。”這裏的風險指的是“偏頭痛”,編劇的職業病,但沒人對他負責。


6年前,他不到30歲,出差去另一個城市採訪退伍軍人,拍攝宣傳片。那是個很好的受訪者,老人經歷頗多但又被歲月打磨得温和,分享欲極強,一頓飯的時間兩人就能消滅一包煙。


終於,在採訪結束那天,朱丁獲得了豐富的寫作素材,也收穫了偏頭痛,平均每月發作一次,視甲方需求的噁心程度區分疼痛等級。


邁入中年之後,偏頭痛發作的誘因莫名增多,咖啡也成了萬惡之源。朱丁認為這是影視行業對他的間接傷害,“不在咖啡廳、在奶茶店裏聊項目,這像話嗎?”


正如同此時此刻,北京大街小巷因春節將至而格外冷清,但這家咖啡廳依舊是人聲鼎沸。隔壁桌的女孩先是舉起手機在落地窗前自拍了一張,然後開始和麪前的人吐槽:“他昨晚發給我的那是什麼東西啊?等了他一週的分集大綱寫得像屎一樣,他也真好意思開口要一集8萬!”


我和朱丁對對眼神,他努努嘴小聲説:“這一片,除了編劇、導演就是製片人,再邊緣的也是個影視自媒體博主。”沒想到,走進這個咖啡廳就是走進“影視圈”的第一步。


對着眼前裝蛋糕的空盤子,朱丁突然回想起這是他來北京的第20個年頭。他在北京住過7套房子,其中有4套在常營,朝陽區最東端,再坐兩站就是通州,“混得慘點的就住燕郊。”


搞影視就是搞圈子,順着地鐵六號線,我決定和朱丁去電影人圈子——常營看看。


北漂的底層編劇:電影賺了4000萬,心疼60塊掛號費

朱丁在常營居住的小區


朱丁所在的小區離地鐵比較遠,房租也相對便宜,5000塊的一居室已經是他能力範圍內性價比極高的選擇。小區很大,寵物狗含量極高,一路上遇見5、6個狗主人都和朱丁打招呼。朱丁説這些都是“狗友”,狗狗們一起玩得好,主人們也就自然成了朋友,當然,其中也有不少是搞影視的。


圈子總是很小,狗友、編劇、演員,大家被各式頭銜包裹,卻還是一轉頭又相見。朱丁給我指了指一個女孩:“剛才過去的那個邊牧主人,她男朋友是個童星,前兩天發了合照,我越看她男朋友越眼熟,在豆瓣上一查才知道,他是我第一部電影的主演,當時還是個小男孩。”


雖然同在一個小區,當年的小男孩已經買了房子,而朱丁仍是一個租客。在寸土寸金的北京,工作朝不保夕的朱丁還沒敢動過買房的念頭。


放眼偌大影視圈,沒有比“編劇”更基層、更自由的工作者了——失業是常態,有工作反而是一個意外。


大多數時間,朱丁都在等待身為製片人、導演的朋友介紹項目,在沒有任何酬勞的情況下提供幾千字劇本思路,然後開始等待項目啓動,或者等待項目無疾而終。


朱丁對此的看法是:“很多製片人並不知道自己期待什麼樣的作品,判斷項目的眼光也並不尖鋭。反過來,全都要求編劇具有極高的專業水平,片子賠了全是編劇的鍋。”


據朱丁所説,市面上90%的編劇都叫“定金編劇”——靠拿項目總額的10%定金活着。


朱丁原本有一個一起創業經營編劇工作室的師弟,2年只拿到了4份定金但沒有一個成功項目之後,就去改行寫劇本殺了。靠着當時劇本殺的熱潮,師弟現在已經在天津買了房。


相比之下,從大學開始寫了近20年劇本的朱丁依舊可以用“貧窮”來形容。他最怕生病,由於沒有社保和醫保,自費掛號要50-70塊,這對於收入不穩定的朱丁來講,是一筆捨不得花的錢。



朱丁16歲那年就不上學了,“覺得跟那些人在一起學不到什麼”。“那些人”指的是那所二流中學的老師和同學,“其中有些人,從出生開始,已經認識一輩子了”。


在學校裏,他始終是“最不受待見”的那種小孩,他會在英語課上公然指出老師的語法錯誤,在老師用蹩腳普通話讀課文的時候給老師提意見。這種不圓滑與生硬伴隨他直到成年。


在每次參加與製片方的合作會議前,朱丁總會接到合作伙伴的羣待辦提醒,“不要上來就説別人的劇本low、項目差!對方是爸爸!爸爸會給錢!”


“他們明明也知道自己很爛啊,為什麼我不能説?我又沒説他們不賺錢。”朱丁不服氣。


朱丁創作的劇本曾被遞到一個“大佬”手上,這位製片人40出頭,已經有了幾部分賬千萬的作品。他看重朱丁寫劇本的能力,想把他招入麾下,於是提議讓朱丁先幫忙改編眼下一部網絡小説的影視劇本,朱丁當即給出了回覆:“那小説寫的也太爛了吧,我覺得我們都沒有必要在它身上耗費精力。”


對於這種自殺性行為,朱丁毫無知覺。但據在場的合作伙伴轉述,他們當時只想奪門而出。事後,大佬當然沒有再搭理過他們,而大家也決議朱丁在之後的合作上只負責講內容,“不能再得罪人了”。


也算是大佬寬宏大量,沒在圈子裏寫大字報給朱丁“使絆子”,多少讓他免於一場來自影視行業的“毒打”。不過要説毒打,朱丁人生第一次捱打也跟影視有關。


那一次,初二的朱丁日夜抱着電腦,在那款名叫《模擬人生》的遊戲中,他第一次撰寫了自己創建人物的人物小傳:“男,20歲,英俊瀟灑,孔武有力,夢想是成為遊戲設計師、導演或者一名將軍。”過分的想象致使朱家當月網費達到了驚人的600塊,氣得朱父抄起了拖鞋。


再往後,遊戲設計師的念頭隨着高中的文理分班而煙消雲散,和平年代也不再需要一位將軍,導演逐漸成為了朱丁唯一追逐的選擇。他決定不讀高中,從黃土高坡上的老家來到北京電影學院旁邊蹭課,15歲的朱丁自此成為一名北漂。


自學電影的時候朱丁的態度就像一個傳統的好學生。他每天早起上課,製片、編劇、攝影、錄音,感興趣的課他都去學習,豆瓣閲片量4000+也是在那個時候打下的底子。


在有了一定的學習基礎後,他開始向《看電影》雜誌投稿,先是翻譯國外影評人的文章,然後是自己的拉片心得,之後是對某一電影元素的研究和探討,所有這一切努力讓他最終進入了北京一所影視院校,那是2005年。


北漂的底層編劇:電影賺了4000萬,心疼60塊掛號費

朱丁書架上的電影書。在他讀書進修的時候,很多海外的優質電影類圖書還未被國內引進和翻譯


但據朱丁所説,他那時之所以如此奮進,只是希望能在大學裏面有一張屬於自己的牀位。


在北京,朱丁租的第一個房間是和房東住在一起的。老房子,隔音不好,那個在老家有妻有女的中年房東經常會帶一些陌生女人回到這個出租房。


“一般先講價格,”朱丁説,那個男人總是討價還價,然後在進入正題後就開始大聲播放歌曲,“總是SHE的《熱帶雨林》,我現在聽這歌都想吐。”後來,朱丁把這段經歷拍到了他的大學作業裏。


"大學期間?大學期間沒有什麼好説的,就和你們的大學一樣啊。”朱丁有些排斥回憶大學期間的陳年往事。


電影學院裏的男生女生都抱着一股“出名要趁早”的原生焦慮。每當有圈裏混得小有出息的校友回訪時,同學們都會積極踴躍地湧上台前,拋出一些試圖展現思想深度地提問,以期自己能被注意到,然後被學長甚或導演挖走當助手。“為一次不可能存在的自我展現煞費苦心”,朱丁這樣形容道。


就在這種格格不入的氣氛下,朱丁享受了人生中最有前途的一段日子。但畢業就意味着好日子的終結。



像大多數學電影的人一樣,朱丁畢業後就被迫轉行了。


他先是去了廣告公司做影視策劃,聽起來是他該做的,但實際上“只要會造句,是條狗也可以”。面試時説的創意、激情、夢想,在工作中一個也用不上。


他寫的第一個廣告劇本關於一瓶牛奶,朱丁認真設計了30秒視頻內一家三口的人物背景、性格特點,以及他們之間的矛盾衝突,得到的前輩回覆是,“你以為你拍電影呢?”


之後的4年裏,朱丁經歷過多家甲方的洗禮,已然開始對這份不需要創作意願和能力的工作得心應手。每天流程化地開會——分析產品、做PPT、競標,他甚至有了自己的team(團隊)


那幾年他日子也過得很滋潤。那是2013年,朱丁26歲,北京打工者月均工資不到6000元,他自己每月就能拿1萬元,做成一個項目還會獲得相應的提成。有一回他很大方地獎勵了自己一塊百年靈手錶,價值5萬。


與此同時,自媒體公眾號逐漸在文藝工作者和小資青年當中風靡開來,朱丁很多搞影視的同學和朋友也紛紛做起了影評號。他沒有跟着去湊這個熱鬧,因為私下裏,他發現自己很久都沒有那種“看完一部電影后想要一吐為快的感覺”了。在豆瓣上,他的最後一篇電影長評停留在了2013年8月17日。


那時朱丁的創作完全被品牌形象、利益、亮眼這些詞語裹挾着,“魔性”“洗腦”“記憶深刻”是最低目標也是工作法則,但這並不是一個影視從業者打心裏能接受的。胸懷電影夢卻被工作嚴重透支了自我輸出的能力,朱丁認為這種犧牲實在沒有必要,最終退回原點,創立工作室專職寫劇本。


剛辭職的那段日子,朱丁興致勃勃,每天約見不同的導演、製片、影視策劃,他們的名片上無一不頂着金光閃閃的頭銜,自我介紹裏面總有幾個特別牛逼的項目名字,朱丁對這些華而不實的表象照單全收。


他努力在每個人面前表現自己,而表現方式就是絞盡腦汁提供最好的創意。“我真傻,真的。”每每想到當年,朱丁不免痛心疾首,宛如警方藍色通報中的電信詐騙受害者,愚蠢的典範。


北漂的底層編劇:電影賺了4000萬,心疼60塊掛號費

帶着項目參加一個又一個電影節,這是朱丁他們影視人的常態


項目洽談往往以小編劇的自我介紹開始。坐在桌子對面的大佬則不緊不慢地透露自己有個項目在準備,主題定了,但還沒選好人接手,自己的建議是給有想法的年輕編劇一些機會。


面對這樣的橄欖枝拋來,彼時還是年輕小編劇的朱丁躍躍欲試,短暫而激烈的頭腦風暴,一個個想法噴湧而出。


但對方依舊錶現得波瀾不驚,抬眼看一下時間後表示,要回公司開會了,下次再找時間細聊,從此在小編劇的世界裏失聯。


現在已變成行業“老油條”的朱丁解釋道,回公司開的這個會,多半是選題策劃會。實際上,離開小編劇視線範圍的下一秒他們就緊急打開Word文檔開始速記,同在文檔裏的一般還有從另外幾個小編劇那裏嫖到的思路。


在2017年,30歲的朱丁終於接到一家業內爆紅的影視公司邀約,改編一個熱門IP。對方表示希望可以先看看大綱和人物小傳,之後再繼續溝通後續工作,時間限定在一個月。


這一階段沒有任何金錢和署名上的承諾,但這卻是影視圈裏的常規操作。對缺少機會的小編劇們來説,免費的試稿有可能是通往大項目的鑰匙,沒人會拒絕。


朱丁通宵達旦,在截止日期前提交了所有內容,卻在第二天就被告知這個項目已經交給了某個明星的工作室負責,公司領導決定的。朱丁憤懣無比,但也無可奈何。


幾個月後他和圈中好友吃飯,兩人抱着一肚子怨氣開始對影視行業吐槽,不約而同的都提到了這同一家公司、同一個對接人,最後發現兩人連項目都是同一個。“鬼知道他們還找了多少人免費試稿,最後不過是給內定的大佬陪跑。”


那天的吐槽大會因此結束,兩人都因自己小透明的身份而感到或多或少的淒涼,以致於連怒火都澆熄了。


“我們一般都默認做電影的人家裏都很有錢,因為沒錢的話肯定活不下去。”專職做編劇的那兩年,朱丁住去了燕郊。每天中午在沙縣點兩份炒河粉,其中一份留着晚上吃,因為這樣可以省點外賣錢。


那幾年朱丁原創的作品被遞給了不少人,但在好評過後總會緊跟着一句“就是過審太難了”,便沒了下文。但所幸,也有老闆想要試一試他的業務能力,發來一篇命題作文,創作一部網絡電影。


那是個11月,朱丁懷着“賺一筆過年錢”的想法接下了這個活,誰知道會賺4000萬。



電影上線一年後,圈裏人都在傳“朱丁那小子混出來了,賺了4000萬”,甚至傳到了朱丁的圈外女友耳朵裏。


他的女友一頭霧水,但心裏又莫名激動,當下發微信給朱丁:“你不要隱藏了,我都知道了”“你是不是去年掙了四千萬沒告訴我”。


“千萬要健康、千萬要快樂、千萬要平安、千萬要幸福?”這是朱丁的第一反應。


朱丁確實賺了4000萬,但那是替別人賺的。“編劇一般只收一筆錢,劇本費,在開拍之前就打過來了。”


早在兩年前,朱丁就已經收到了來自這“4000萬”的收益——5萬塊,之後這部網絡電影成為平台爆款、點擊率極高、為製片公司狂賺,這些結果和影響看似和朱丁密不可分,但實際上又與他毫無瓜葛。


緊隨4000萬而來的是抑鬱。


北漂的底層編劇:電影賺了4000萬,心疼60塊掛號費

在寫出4000萬大戲的之前和之後,朱丁的工作台一直都是陽台上這張小破桌子


所謂網絡電影或者觀眾俗稱的“網大”,受眾多是那些本就不肯花錢進電影院的人,看電影的追求也不過就一個字,爽。


製作方也從後台統計的數據推測出來,網絡電影的觀看時間都是碎片化的,可能一部電影會分好幾次看完,所以給朱丁的要求也是故事情節簡單粗暴、不用過度縝密,同時還要有源源不斷的視覺刺激。


在創作這部網絡電影前,朱丁想的不過是“混口飯吃”:“大部分網絡電影是沒有人看的”,他私心希望自己創作的這一部也是越少人關注越好。朱丁顯然並不認同自己“網大從業者”的身份,然而看着與日俱增的點擊量和播放量,他感到了焦慮。


朱丁開始頻繁瀏覽電影下面的評論和彈幕,“編劇是腦殘吧”、“什麼鬼東西”、“毫無邏輯可言”,這些意料之中的評論撲面而來。


電影創作者是一個很特殊的職業,它可以讓從業者最簡單、最直接的瞭解到每個觀眾的看法,不想了解也不行,一種公開處刑。


“大部分人的工作是有糊弄的餘地的,最差的結果就是工作失敗、領導罵你,但我不行,全世界都會罵我。”朱丁很難過。


一部作品的質量會受到各個方面影響,題材、劇本、經費、剪輯等等,而批評與評判往往最終都會聚集在編劇、導演和演員身上,這些因素最顯而易見也最直接的進入觀眾的視野。


4000萬的網絡電影票房和分賬,對於朱丁來説不過是蓋在影視市場大蕭條背景上的一塊遮羞布。各大平台投資的影視項目逐年減少,工作機會顯得格外寶貴,對於朱丁這樣的影視編劇來説,“爛劇”也是生存的機會。暫時拋棄掉理想和追求,去解決掉基本的生計,這是一個非常可悲但確實無法反抗的社會法則。


由於過多的觀看量,這部電影在豆瓣也有了評分,“我每天都上豆瓣看一下”,最終電影的分數穩定在4分左右,朱丁感到崩潰。


在部分從業者的心裏,豆瓣分數基本可以衡量一部電影的品質,朱丁也習慣在每次看電影前他先上豆瓣看看電影的分數。以往他看到6分的評分都會覺得這電影不用再看了,想不到如今迎來一種巨大否定的人竟然變成了自己。


不過事後,朱丁也反思了自己從這部4000萬作品收穫的益處,“以前出去開會別人都叫我小朱,現在大家都叫我朱老師”。除了稱呼的改變,朱丁的身價也漲了一番,這意味着5w的編劇費在下一部作品可以達到8-10w,工作機會也會增多。我問朱丁,這樣算不算生活有了保障,朱丁想了想,“買房的話還是有點距離”。


朱丁現在仍在繼續創作他想寫的劇本,並嘗試推動它們,讓它們真正成為一部部走向熒幕的電影作品。


而關於那部4000萬的網絡電影,朱丁最大的希望是把自己出現在其中的名字替換成藝名,因為雖然賺了4000萬但豆瓣評分只有4分左右,這對於一個電影工作者來説,總歸是沒有面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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