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竺晶瑩
題圖｜《非誠勿擾》劇照
29歲挪威女孩Cecilie在倫敦工作，她使用Tinder7年，配對數高達1024對，這意味着她右滑的這1024名男子也右滑了她（在交友軟件Tinder上右滑表示喜歡，願意進一步交流，左滑則反之），在算法眼中，他們有機會成為彼此的真愛。
然而，Cecilie目前仍舊單身。
她尚未從這1024名“真愛”中挑選到對的人，卻已經歷了一場驚心動魄的遇人不淑。“你之後還會上Tinder嗎？”紀錄片《Tinder詐騙王》結尾處，訪問者猶疑地向眼前的Cecilie發問。
“會，經常上。Tinder跟這事無關，我立刻就回到Tinder上了。” Cecilie早已釋然，即使她曾在Tinder上認識假稱家族經營鑽石產業的Simon，從而被騙25萬美元。
“你還在尋找愛情嗎？”
“我還在尋找愛情，一直都在……” Cecilie粲然一笑。
Cecilie在Tinder上有1024個配對，目前卻單身。圖片來源：《Tinder詐騙王》
沒有什麼能阻擋Cecilie追愛的步伐——25萬美元？——那只是個意外。身處IT行業的她認為人生的重點在於愛情，這是迪士尼童話從小深植於她內心的種子。“談戀愛是我最開心的時候。愛情最神奇的地方就是不管你心碎過幾次，你還是會憧憬愛。” Cecilie喜歡約會，在金色的燈光下，她對着鏡子抹上唇膏，用散粉撲壓實了眼角的浮粉，再度鑽入倫敦的夜幕之中。
無論倫敦、紐約，還是北京、上海，如今都遍佈着像Cecilie這樣在交友軟件上左滑右滑的年輕男女，他們中有人追尋casual sex，有人想戀愛甚至結婚，也有人只想聊天。更多的人，在無數次右滑之後仍未找到真愛。
那麼交友軟件如何塑造了我們當今的親密關係？為什麼算法推薦的對象並未讓我們的戀愛更容易？資本設定的算法與我們想要的算法，又有什麼衝突？為何我們越來越“愛無能”？關於這些問題，我和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與傳播研究所助理研究員孫萍、復旦大學哲學學院副教授王球進行了對談。
起點：加速化時代，加速化的愛
“我們處於一個加速化的時代，這讓周邊所有一切的運動速度都在變快，包括我們對於情感的需求——我不能等。”
孫萍解釋，我們需要及時去找到一個人的忍耐度比以往差很多。社交平台相當於一個軸心，周邊有很多可以被潛在連接的點，它幫助我們加速了連接的可能性。
根據《中國統計年鑑》數據統計，2019年我國單身成年人口已超過2.4億人。孫萍團隊在2020年完成了《“場域”新社交：95後社交觀念與社交關係調查報告》，調研組在探探平台針對95後人羣發放了問卷，共回收有效問卷4250份。關於“脱單/戀愛的主要途徑”問卷數據中，近六成參與者（58%）選擇了從“社交軟件相識”。在調研的深度訪談環節，有受訪者表示：“我對在交友平台上找到合適的另一半會有比較樂觀的期待。”
該調研也顯示，近半數（46.5%）年輕人使用社交軟件的目的是為了“尋找心靈契合的人”，超過三分之一（36.5%）的年輕人是為了“尋找同類愛好者”。在擇偶方面，年輕人也表現出同樣的態度傾向。“性格合得來”（67.8%）、“個人品質”（54.0%）、“有趣的心靈”（41.2%）、“有共同愛好”（35.1%）、“好看的皮囊”（32.7%）組成了“Z世代”擇偶新標準。
在這些情感訴求下，交友軟件的湧現層出不窮，而使用交友軟件的人數也在不斷攀升。根據相關數據，Tinder在196個國家可供下載，2021年，大約超過5700萬用户使用Tinder；以女性為主導的Bumble戰績也不俗，據Sensor Tower的數據顯示，在美國的交友軟件排行榜上，Bumble緊隨Tinder其後排名第二。在國內，除了主流的探探、陌陌以外，也出現了主打尋找靈魂伴侶的Soul，以及對LGBTQ人羣友善的Blued。
陌陌、探探都是國內主流的交友軟件。圖片來源：CFP
那麼交友軟件為什麼會在這個時代出現，又適應了我們什麼樣的情感需求？
根據孫萍團隊所做的調研結果來看，中國青年人羣有焦慮性的一面，他們會社恐，好像有情感需求卻又不那麼敢説出來，所以他們會去社交平台。
孫萍認為，不同時代人們對於情感需求的模式不同。當下婚姻制度有逐步瓦解的趨勢，因為人們的經濟關係正在變得多元，可能有人同居但不結婚，人和人之間不一定要一紙婚約來束縛。另外，每個時代我們寄託情感的方式不同，今天是數字化時代，手機上的社交軟件就成為了我們承載情感需求的一種媒介。
她進一步解釋：“我們對於情感的需求內嵌在社會發展的理念中。當整個社會加速的時候，我們對感情的消費需求也會加速，那我需要媒介來完成，這時平台就適應了你。資本又有這個需求，它要粘住你，製造一種你需要它的焦慮。資本卷在KPI裏，我們卷在資本里，形成一個雙向的循環，就會越來越快。”
當交友軟件存在必然性時，技術和資本又如何塑造了我們的慾望？
在王球看來，情感需求在人性中有穩定的基本要素，被人接納、尊重、理解、被愛都是情感需求上的主旋律，現代人跟古代人並無太大分別。但是交友軟件的出現讓我們的慾望發生了些改變。而慾望不是一種單純的心理狀態，往往很多欲望疊加在一起，呈現出一棵慾望簇的狀態。
他進一步解釋：“技術和資本，重新塑造了我們的一些慾望。我們已經不再像中國古人那樣，堅持要在感情上天長地久，一生只愛一個人。現在我們的慾望已經被這樣一個技術理性工具重新建構了，所以技術迫使我們用一種理性的方式來管理我們的感情。”
“但交友軟件不光是技術，背後是資本主義的價值觀，它包括追求效率，甚至是追求競爭，鼓勵我們不斷去挑戰和競爭，把自己放在一個競爭市場當中。這重塑了我們的慾望簇，從而使我們對自己的情感狀態的認知和表達變得跟過去不一樣，而不是説我們的基本情感慾望發生了實質性的變化。”
算法推薦的對象靠譜嗎？
當現代技術嵌入了我們的親密關係之後，孫萍認為，人和技術之間是在互相建構。在交友平台上，算法既幫你匹配人，也在根據你的數據不斷自我學習來改變匹配的方式和效率。
技術一直在發展，會變得可怕又有效。當強人工智能實現時，在一種理想情況下，我們有足夠的數據量，足夠了解每個用户產生的數據，背後的用户畫像，這時算法匹配要比熟人介紹完美多了。孫萍説：“那裏面算法交叉的複雜性，就像愛情本身的美妙。”
不過，目前的算法遠未達到強人工智能的水平。現在尚屬於弱人工智能時代，很多算法還是基於人工加智能。但是，在找對象這件事上，算法還是比你更努力。
孫萍解釋了交友平台上算法的運行機制。算法會給你貼標籤，通過後台分析數據把一個用户的一些集羣列出來，然後再做用户畫像。比如有人每天用交友軟件，他在看別人照片、直播、瀏覽星座、跟人聊天這些過程裏產生的偏好數據就會生成他的標籤。另有平台是基於問卷來給用户判定一個人格類型，比如你認為自己更喜歡獨處還是三五成羣，這個簡單問題的背後就指涉了你的性格和生活習慣。
當人們無意識地在使用交友軟件時，其實後台的算法有時已經比你自己還懂你了。而算法也不會都推薦同質化的對象給你，一定是同質和異質都有，畢竟平台在意的是——你會覺得它的推薦夠靠譜。
靠譜意味着合適，那麼算法推薦與熟人介紹對象相比，誰更靠譜呢？
孫萍認為，算法推薦勝在樣本庫和數據量，你的朋友圈最多三五千人，但它的量級跟你不在一個層面，小的幾十萬，大的上億。不過，如果兩人在交友軟件上認識，一開始他們就要打信任折扣。而熟人介紹所謂的靠譜就是信任感，但同時壓力值也升高了，迫於熟人關係你得去回覆消息多見幾次面。所以算法推薦信任值低壓力值也低，熟人介紹則反之。最終到底是強關係轉弱關係，還是弱關係轉強關係，都存在很大的偶發性。
王球則指出，我們使用交友軟件時，未必是在嚴肅意義上做選擇。在這個平台上所謂的選擇太容易了，你只要左滑或右滑，我們的手指滑多了以後甚至都成了肌肉記憶運動。“它所給我們的不是一種審慎的選擇，而是快餐式的。與其説是一種選擇，不如説是視覺與身體化的感知運動過濾而已。”
這種設計讓交友軟件顯得輕佻。它所呈現的參數往往是短期擇偶策略看重的，比如相貌、財富、興趣愛好。而當一個女性去評估陌生人是否有長期照顧自己和家庭的意願和能力，這就很難在算法裏被參數化。
反之，熟人社會的介紹人具有權威性和責任感，它符合長期擇偶的模式——評估對方的財富、地位，雙方是否門當户對，對方有沒有長期照顧家庭的意願和能力。王球説：“媒人不會隨便給你介紹高攀不起或配不上你的人。介紹完後還有售後服務，甚至結婚後夫妻遇到矛盾，媒人還有責任感來化解矛盾。但交友軟件缺乏權威性和責任感，更缺乏所謂的售後保養，它甚至不希望有售後，希望一直在銷售中，跟用户有粘度。”
因此，交友軟件也重塑了我們的擇偶模式，甚至打開了用户的野心。王球指出，今天我們已經不滿足於門當户對。互聯網讓你第一次看到自己在婚戀市場中的位置，原來會有高富帥或白富美喜歡你，比如有些女生希望通過美貌找到更高階的對象，有些男生髮現原來練出腹肌可以吸引更多女生。
王球補充：“在全局的婚戀市場中通過自己某些特徵的彰顯，你會發現原來自己選擇的餘地很大，這就打開了我們用户的野心。即使我們仍希望找到真感情，但在尋找對象的過程中，資本、算法和技術理性已經重塑我們的慾望簇。我們甚至不再清楚自己到底想要什麼。”
資本想讓你找到真愛嗎？
然而，即使算法的準確度越來越高，你也不一定會滑到最匹配的人，因為這背後還有資本在主宰。
資本的目的是擴大參與性。在照片先行的交友軟件上，大家都喜歡高富帥、白富美，但不能每次都只匹配這些人。孫萍解釋，算法本身的規制不能特別嚴格，它要給你推那種某一方面能打動你的人，這方面強點，那方面弱點。資本希望參與度和準確度之間達成一個微妙的平衡。
她繼而嘆了口氣：“目前算法的演進趨勢還是希望對準確度有追求，但我們這個社會的審美太單一了，大家的標準化程度如此之高，這是釀成很多悲劇的原因，而不是因為算法和資本。”
此外，公司本身又是個複雜體。孫萍曾與某交友平台的CEO交流理念，他希望平台能以最快速度給用户匹配到合適的人，你牽手離開平台後再向朋友推薦，打造好口碑，這樣就有源源不斷的年輕人進入到平台中，公司能良性運轉下去。但是，頂端的設計思想在產品研發過程中會不斷被打折扣，到了產品經理手上，他們的KPI就變成了新增用户有多少，日活量多少，聊天密度又是多少。
孫萍認為，當下中國所有社交軟件的核心邏輯都是想要佔有你的注意力，注意力帶來流量和利益。中國互聯網發展邏輯是榨乾你的注意力，每個app都在你的手機裏拼命吶喊：“快來點我！”隨着你使用時間增長，它的機制越來越完善，繼續粘住你。
但她指出，實際上一款產品好的發展路徑應該是守正創新。“這個‘正’怎麼來，我需要達成你們的需求，達成需求後你們可以離開，然後再有新的人來，我在這個基礎上創新，我不再去極度地佔有你、挖空你，而是去豐盈生態。”
王球將資本和資本家進行了區分。資本家需要承擔社會責任，最好既能賺錢又能實現社會責任，既然交友軟件有找到真愛的功能，他當然希望更多人找到真愛離開平台。而資本有自己的邏輯，去執行的工程師有別的做法。
但王球認為問題在於，資本邏輯與愛情在某種程度上是相悖的。“我們常説romantic，愛情是不可測的，反對理性的，因此愛情背後恰恰不是當代資本邏輯可量化、計算的那一套，這是很深層的悖論。當然有些人目標放低，他只想落實婚姻。”
此外，交友平台還有把人物化的嫌疑。王球認為，資本無非希望更多用户用更長時間去深度使用自己的產品和服務。但當用户不得不根據交友軟件所需的指標去填上個人信息時，相當於把自己物化成了一個商品，放在市場上出售，這其實是對自我的貶低。在這種物化背後，很多人厭倦了使用交友軟件，是因為他們覺得自身最可貴的品質特徵沒法在上面標示出來。
終點：我們越來越“愛無能”
在《摩登情愛》首季首集中，Maggie在紐約不斷約會不斷失敗。這一天的約會對象幽默健談，在樓下得體告別，Maggie篤信還會有第二次約會，卻被門房Guzmin一眼看穿那男子軟弱又沒自制力。另一天的約會對象温柔體貼，隔天，英式口音的他還懂得早起去買早餐，Maggie暗喜這次該成了，可惜又以失望告結。
約會容易相愛難。圖片來源：《摩登情愛》
猶如Maggie與她的對象們，在不斷流轉的關係之間，曖昧似乎來得快去得快，而真愛兩個字越來越可望而不可即。那麼交友軟件的出現讓約會對象可以不斷更迭的同時，是否也讓我們越來越愛無能？
王球認為，至少大家在婚戀中呈現出了忍耐度越來越低的趨勢。以前兩人碰到矛盾、挫折，很多時候可以忍，因為也許過了這村就沒這店。但交友軟件上對象的多樣化、易得性讓你變得沒必要去忍耐，給人何必吊死在一棵樹上的幻覺。
他繼續指出，愛無能的背後是一種社會現實。一方面中國獨生子女成長中的社會環境，讓他們不習慣在家庭中扮演義務承擔者的角色。另一方面，他們承擔義務的方式也變得碎片化了，我們要對朋友、公司、家庭承擔義務，社會結構改變後，我們要對很多東西都承擔義務以至於我們火力不集中，不會單純只對感情承擔義務。
在孫萍的調研中，她發現95後在社交平台上呈現了不同狀態。由於男生在社交軟件上本身就偏多，他們就分成單機版和海王版。一類男生無人問津，玩成了單機版遊戲，沒有女生理他，他找女生也收不到回覆，因為他在算法裏真的不佔優勢。另一類可能就同時會約很多女生。而女性用户也分兩種，一種會被迫聊天，另一種就是見了很多人也沒有滿意的。
這種不平衡的狀態儘管勸退了一些人，但永遠也有人湧入平台。孫萍指出，平台本身就是種刺激，20年前你一天想認識50個對象是不可能的，現在500個都可以，平台提供了這樣一種連接的可能。一旦有時候人想去試試，就永遠停不下來。
她説：“交友平台讓你上癮的不是算法，應該是你未知的慾望。”
像挑巧克力豆一樣，你永遠不知道下一個是什麼味道。一方面我們沿襲着先人傳下來的DNA和傳統文化下的觀點，我們需要一段穩定長期的關係；另一方面我們又被鼓勵體驗更多的人生，而這兩者是衝突的。
“至於愛無能，指的就是不願負責任，不願付出。現在年輕人在社會壓力下選擇躺平，愛自己都無能，還愛你？”
孫萍提到朋友給她推薦的一本書，弗洛姆所著的《愛的藝術》，在那裏愛分成三個層次——瞭解、責任和尊重。她解釋，首先愛是瞭解，現在年輕人沒有時間去了解別人。再來是責任，這裏的社會結構性因素很多，你要在大城市有房有車有户口。最後關於尊重，實際上明面上的尊重是有的，但現在兩性關係矛盾的激化恰好反映了雙方都沒有基於一個尊重的立場。最高一層的尊重是很難的，即使在一對夫妻關係中，真正相互尊重、各自保持靈魂獨立的比例也不高。
“這三者我們現在都缺，我們不去了解，不負責任，也沒有尊重，所以我們愛無能。只能在交友軟件上過過癮，吃個速食愛情。”
此為“算法與活法”系列報道第五篇，該系列聚焦科技時代下我們的生活如何被“異化”，通過與學者或專家的訪談以期獲得些許洞察。此前該系列篇目有：
1. 《我們正掉入外賣陷阱》
2. 《算法與活法：當你不再被需要》
3. 《“人性第一”》
4. 《當一位牛津教授打破30年的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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