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歲這一年,張桐終於成了一名“知名男演員”。電視劇《覺醒年代》的熱播,讓無數觀眾親切地稱呼其為“守常先生”;大量粉絲慕名前去觀看他的話劇巡演,並在台下為“大釗先生”喝彩。而在白玉蘭獎錯失入圍後,#張桐沒入圍 離譜#的話題空降熱搜前三,觀眾不惜用溢美之詞,將其奉為“演技教科書”的遺珠。
張桐。藝人供圖
出道近20年,拍攝過40餘部作品,拿過飛天獎優秀男演員,但弔詭地經歷着一夜盛讚。張桐冷靜地旁觀這一切的發生;更準確地説,他似乎極力想要婉拒這些謬賞。“觀眾的厚愛,我都心領了,很感動,但是我受不起。演技教科書是前輩、老師們的事,我只是一名學生,而且永遠是一名學生。”
看似過分自謙的回答,在張桐全程低沉、嚴肅,且講求邏輯自洽的對話中,形成了極具思辨高度的話語場。從高等學府退學轉修表演,一度經濟拮据只能吃最便宜的麪條;《亮劍》走紅後又一度經歷着被市場、被所謂影視圈規則的裹挾,抹殺了其內心對錶演,對正確與錯誤的認知規範……是反思與吸納,讓張桐在每一段蟄伏中,用思辨的方式看待困境,並一次次成功地站起來。
《覺醒年代》爆紅後,他同樣冷靜地提出反思:“觀眾對你的喜愛源於哪兒?你是通過什麼得到的?”這些在外人看來毫無意義的問題,張桐卻必須搞個明白。
在電視劇《覺醒年代》中,張桐飾演了李大釗。圖片來自該劇官微
“我依然感謝觀眾對我的喜愛,但我覺得這份榮譽是屬於大釗先生的。演員張桐只是一個載體。從這個角度來説,所謂的流量我不敢掠美。這些流量應該給予大釗先生和那些革命先烈。”
① 全程摸索,只為讓李大釗更真實鮮活
李大釗的精神,在拍攝至今的幾年中,持續影響着張桐。“飾演大釗先生,我是受教的。我們也經常在生活中遇到有人用一些詞彙指責我們。如今我會先反觀自己,我是用哪一種道德來約束自己?”
“我拍戲這麼多年,《覺醒年代》是特別特殊的存在。每一場戲,至今都讓我記憶猶新。”但實際上,張桐曾多次婉拒《覺醒年代》的邀約。
李大釗是建立中國共產黨的關鍵歷史人物,而張桐對他的瞭解,僅限於學校課本的寥寥數語。在劇組打電話邀約、導演面見、試戲試妝的每個階段,張桐都在反覆思忖,怎樣才能通過表演,讓這個人物既符合歷史,又真實鮮活?
“太難了。”張桐坦言。
他選擇角色,自有一套評判體系——演員首先要有自知之明——看待每一個角色都要基於敬畏,從而判斷自我能力可否將其塑造好。尤其像李大釗這樣的偉人。“如果沒有能力完成,還是儘量不要觸碰。”
直到和劇組主創就人物創作、拍攝進行了深度探討,張桐決定啃下這塊“硬骨頭”。《覺醒年代》是一個讓張桐倍感珍惜的劇組——導演張永新擁有清晰的創作理念:“堂堂正正敍事,踏踏實實講人”。拍攝中,每個人都可以各抒己見,沒有所謂的“一言堂”。大家經常會在導演的帶領下,一起探討每一句台詞、每一個動作的精準度。
“像這種(劇組)全情付出的戲,現在已經不多見了。往往我們會礙於一些方方面面的考量,難免有鬆懈和妥協,唯獨《覺醒年代》,上上下下,每一天每一場戲,都不敢有任何的鬆懈。”
而張桐也把自己的靈魂毫無保留地敞開,去迎接另一個靈魂的到來。拍攝前,他曾拜讀李大釗文集、自傳,翻閲《共產黨宣言》《資本論》,同樣也觀看了大量其他前輩對李大釗的影像詮釋。
但基礎功課對張桐而言,似乎遠遠不夠。歷史記載中的李大釗温文爾雅,骨子裏卻充滿民族激情。有時前一場戲需要“平實踏實”,後一場戲卻“大義凜然”。如何將這些概念化的詞彙,通過血肉形象一幀幀呈現於觀眾面前?
在婉拒了幾次《覺醒年代》的邀約後,張桐最終還是接演了李大釗這個角色。圖片來自該劇官微
張桐婉拒了以某一段戲,來例證他如何把握先生的“分寸感”。他列舉了與先生“共同經歷”的“亢慕義齋”宣講、《共產黨宣言》頒佈、“南陳北李”相約建黨,中國共產黨成立後先生登上長城極目遠眺……是每一段戲的層層疊加,助推他一步步走近先生。直到最後一場戲,他和整個劇組都仍在摸着石頭過河。
但李大釗的精神,卻在拍攝至今的幾年中,持續影響着張桐。劇中,李大釗曾與毛澤東於北大紅樓探討“何為道德”。李大釗回答道:道德是用來律己的,不是用來責人的;道德是用來躬行實踐的,不是在嘴裏空喊的。
張桐的腦海中,時常與先生重複着這一場時空相疊的對話。“飾演大釗先生,我是受教的。我們也經常在生活中遇到有人用一些詞彙指責我們。如今我會先反觀自己,我是用哪一種道德來約束自己?這種道德是否成立?”相較《覺醒年代》帶來的熱度與流量,思想的火炬,是大釗先生給予張桐一生最重要的滋養。
《覺醒年代》後,張桐先後在電視劇《光榮與夢想》、電影《紅船》中飾演李大釗。但實際上,還有很多類似的劇本均被張桐婉拒了。“我是有私心的。”張桐説。《覺醒年代》對李大釗的鋪墨在1921年戛然而止,而《光榮與夢想》將其拍到了1927年。張桐希望把大釗先生的影像人生,儘量鋪陳完整。
在電視劇《光榮與夢想》(上圖)及電影《紅船》(下圖)中,張桐再次扮演了李大釗一角。圖片均來自作品官微
“現在這個階段,我不想再重複去觸碰這個角色了。除非我在某一階段,可能對先生有了更深的感悟,我也許會再和觀眾做一個彙報與交流。”
②天生“反骨”,渴求思辨的“怪胎”
是否對當年衝動退學有過懊悔與反思?“懊悔過。但如果我沒有這些挫折和經歷,我可能到死,也不會多層角度去看待自己。人生不就是在不斷地試錯中,摔倒了,爬起來,總結經驗,完成自己嗎?”
若將大釗先生之覺醒,微縮至如今每一個平凡的個體,張桐似乎也具備同類的天賦——早在19歲時,他便開始探尋自我的價值。
1999年的夏天,張桐考上了南開大學計算機系。在這個學術氛圍百花齊放的校園裏,來自天南海北的老師、學生們,自由分享着對人生、對未來價值的思考。偶然一次機會,張桐在軍事學院聽了一堂名為“論青年人的人生價值”的演講。老師從歷史的、當代的,理想的、現實的,談到物質的、精神的……講座結束後,張桐一夜未眠。
“我才19歲,為什麼我的未來就只能這樣?大學畢業,結婚成家,找一份朝九晚五的穩定工作,就這樣一成不變地過完自己的一生?”冥冥之中,張桐心懷不甘,“我總覺得我的經歷和我拓展的範圍,應該不止於此。”
與其説,自我思辨是張桐與生俱來的天賦,其中也不乏與傳統對抗的少年叛逆。張桐是土生土長的天津人,從他記事開始,家裏舉行家族聚會時,爺爺為尊,以張桐父親為代表的父輩都要按規矩入席,子孫一輩需要遵循的規矩更多。爺爺理所應當地為父親指導着人生觀念,父親也沿襲家族傳統,為張桐規劃了平穩順遂的人生道路。
但張桐卻天生“反骨”。他迫切地、不惜一切地,想要打破條條框框的束縛。六七歲時,張桐就會試圖思考一些“沒意義”的話題,“人死了之後會去哪兒?”他也會刻意與父母對着幹,越不讓他出去玩,他越要去;甚至不考慮對錯,只想自己願不願意,能不能與眾不同。“這種叛逆,其實更像是小孩子賭氣,是沒有道理的。但我就是想證明,我是一個獨立的個體。”
張桐。藝人供圖
正是這種帶有自我反思的叛逆,以及對思辨的渴求,讓他在2000年自作主張從南開大學退學,選擇出國見識更多思想交鋒。幾乎是臨時被“通知”的父母,帶着失望、憤怒、不解,與兒子爆發了長時間的爭吵,但最終也只能妥協。他們賣了家裏的房子,供兒子出國留學。
去哪兒?學什麼?學費從哪裏來?未來從事什麼工作?張桐幾乎都未考慮,少年的叛逆與執拗,讓他只想儘快遠離父母庇護,去見識外面的世界。
“恰恰是這些經歷,促使我在後來終於和自己達成了某種和解。”張桐回憶説。
他陰差陽錯地來到法國,在里昂戲劇學院接觸到表演。張桐第一次意識到,原來世界上有無數看問題的角度,每個人的方式方法都截然不同。但,“為什麼每個人又都篤定自己是對的?為什麼我的很多想法在別人眼中是錯的?到底什麼是對,什麼是錯?”張桐再次迫切地想得到答案。
一時間,他成為羣體中的“怪胎”。當他拋出這些問題,只能得到:“你這是認死理!”“為什麼要問這種問題?”“照着對的幹不就行了”……人云亦云的環境令張桐厭倦。他開始轉求於書本尋找答案。在大量拜讀哲學、國學書籍後,他驚喜地發現,原來不止他會面臨這些困惑,即便是蘇格拉底這樣的哲學大家,也會追問一些看似“虛無縹緲”的問題:什麼是正義,什麼是非正義;什麼是誠實,什麼是虛偽……
“原來我不是一個‘怪胎’,我只是和別人思考的方向不一樣。”在法國的兩年,張桐逐漸扔掉了探究對與錯的執念,開始去理解別人的角度,並和他人分享自己的想法,爭取達到求同存異。
當記者問及,後來的這些年,是否對當年衝動退學有過懊悔與反思?張桐頓了一下,“懊悔過。但如果我沒有這些挫折和經歷,我可能到死,也不會多層角度去看待自己。人生不就是在不斷地試錯中,摔倒了,爬起來,總結經驗,完成自己嗎?你如果一直在温室中,突然摔倒了,再和別人説‘我當初聽你的就對了’,那你的自我在哪兒?這一生,不是活得很冤嗎?”
③一年半的朝不保夕,等來了《亮劍》
張桐有時會懷念那段無拘無束、等待機緣的清貧歲月:沒有被任何執念拽着走,沒有非要完成的目標,反倒活成了一個孩子。他將這種狀態理解為“務實”。
思想的豐盈,卻無法違背生活的苟且。
遠走兩年後,家裏的生活變得越來越拮据。為了照顧父母,對自我的追尋只能暫時停下,張桐黯然回國,帶着幾百塊錢成了一名“北漂”演員。
那時,他在大興黃村合租了一間地下室,每月80塊錢租金。早上6點,他便蹲在北影廠門口等待機會。只要劇組工作人員從門口一出來,他就與一幫羣眾演員圍上去。當一天羣眾演員,可以賺到20塊錢,張桐只能吃很便宜的面,或者以饅頭鹹菜充飢。
慶幸的是,思想的充實與辯證看待事物的態度,讓張桐在現實的迷茫間,尋到樂觀處世的方式。沒有戲拍的時候,張桐跟大爺下棋、嘮嗑,一下就是四個小時;和街邊形形色色的人打成一片,“每個人想問題的角度都不一樣,這太有意思了”。有時,他還會坐公交車去很遠的地方,或者早起去天安門廣場看升旗;他還一度躲在屋裏,閒來無事創作過劇本。
張桐有時也會懷念那段無拘無束、等待機緣的清貧歲月——沒有被任何執念拽着走,沒有非要完成的目標,反倒活成了一個孩子。他將這種狀態理解為“務實”。“與其把自己變得焦躁不安、慌里慌張,為何不把內心充實起來?不是隻有月入多少萬才是成功。可能我賺不了多少錢,但我不羨慕別人,也不慌亂自己。”
這種朝不保夕的日子持續了一年半,直到他遇到了電視劇《亮劍》中的魏和尚一角。劇組即將開機,他陰差陽錯地最後一個敲開導演的門。導演問他會不會功夫,他硬着頭皮説“會!”想都沒想地嚮導演伸了下拳頭。這其實是他僅會的幾招。自信、懵懂,甚至略有莽撞的氣質,讓他趕上了這趟“末班車”。
電視劇《亮劍》中,會功夫的魏和尚。動圖來自張桐微博
雖然魏和尚的戲份不多,但他愣頭愣腦卻正義凜然,敢和團長拼功夫,與敵人拼紅纓槍,是當年最鮮活的小人物之一。而一切,也似乎都在《亮劍》的熱播後,變得好了起來。憑藉這個角色,張桐敲開了事業的大門——至少,圈裏的人都知道了,有個演員叫張桐。
機會也由被動變為主動。《仁者無敵》《霧柳鎮》《鐵梨花》《野鴨子》等劇本紛至沓來,此後四年,他拍了至少12部作品。“我把每一次扮演都當做是我重新活一次的機會,是一個學習和吸納的過程。它更像是一種遊戲,我越來越看重能不能玩得爽,或者能不能玩得跟以前不一樣。”
但這種對錶演的認知,也讓張桐在忙碌中很快陷入囹圄——都是戰爭戲、年代戲前來邀約,題材重複;他多次試圖尋求不同的體驗,“這個你讓我演行不行?”“這類角色我也行”,但總是回到原點。
“非常焦灼。有時也會覺得這個遊戲,食之無味,棄之可惜。”但如果不持續重複地演下去,他或許又會回到擔憂温飽的苟且之中。“求同存異吧。”近兩年張桐不斷為自己尋找與市場環境的和解,“儘量在有限的前提下,或者是同質化角色的前提下,找到(表演的)不同,哪怕是細節上的不同,調性上的不同,氣質上的不同……這算是我給自己的體驗,尋找些差異化吧。”
④在“被虛榮”與自我掙扎中警覺
《亮劍》熱播後一段時間,他還住在小平房裏,蹬着一輛破自行車,在街邊溜達。《覺醒年代》播出後,他約三五好友,在街邊的露天籃球場打球。“我也是個人,我怎麼就不能這麼打球了?”
今年5月底,張桐正在上海出演話劇《雷經天》。前一天排練至凌晨兩點,第二天一大早,張桐朦朧中便聽到手機不停地振動,許多朋友發來了“慰問”的消息,“我都不知道怎麼回事。”實際上那一天,上海電視節白玉蘭獎公示了入圍名單,張桐沒有入圍任何獎項。這件事很快登上微博熱搜前三,#張桐沒入圍 離譜#的話題閲讀量甚至超過2億次。
大量觀眾的意難平,似乎已超過任何獎項的認可。張桐是意外的,感動的,感謝的。但他卻不敢把這樣一份喜愛,掠美為張桐個人的“流量”。然而毋庸置疑的是,《覺醒年代》播出後,張桐確實變得愈發忙碌起來——與《覺醒年代》劇組一起參加各類研討會、宣傳活動,參與中國共產黨成立100週年文藝演出《偉大征程》;接演新劇本,粉絲以倍數增長,也得到了不少廣告主的青睞。
張桐參加中國共產黨成立100週年文藝演出《偉大征程》,再次飾演李大釗。圖片來自張桐微博
實際上,這種感覺對張桐而言並不陌生。《亮劍》播出後,他也曾體驗過“紅”。那時他對“紅”的概念就是走在大街上會被人認出來,戲約越來越多,再也不用租住在只有10平方米的小房子,上廁所還要跑到很遠的地方,賺的錢足以為爸媽換個居所,改善生活。
但温飽解決後,冷靜下來的張桐也很快開始拒絕這種“紅”——他感到越來越不適。此前幾年,他習慣了率性自由的生活,不願意過分“注意形象”,喜歡穿着背心和短褲,在北京街頭漫無目的地逛大街,愛吃路邊攤,和任何一個自己感興趣的人聊幾個小時。“我願意當一個路人,願意當一個普通人。”但《亮劍》之後,越來越多的人會要求他,“你得穿得得體一點兒了”“你怎麼沒洗頭就出門?”
“對我來説,那樣很假。”曾有一段時間,張桐總是在“被虛榮”與自我掙扎中彷徨。但他堅定不移地選擇後者。不敷衍那些表面化的要求,依然我行我素,該打球打球,該遛彎兒遛彎兒。《亮劍》熱播後一段時間,他還住在小平房裏,蹬着一輛破自行車,在街邊溜達。有時一些人認出他,找他簽名,他也能開心地和人家就地聊個10分鐘,最後甚至對方會邀約他“改天去喝酒!”
當年熱播的電視劇《亮劍》,讓張桐(右一)第一次體會到什麼叫“紅”。
正如《覺醒年代》播出後,張桐也依舊穿着大背心,約三五好友,在街邊的露天籃球場打球。遇到來來往往的熱心觀眾遠比《亮劍》時更多,朋友調侃他,“你注意點兒形象!”張桐笑道,“我有啥形象?打球不都是光着膀子出汗嗎?我也是個人,我怎麼就不能這麼打球了?”前幾天,他還曾邀請偶遇的粉絲一起上場拼了一局。
“我更願意活出一個真實的我。真實的我就是,我對任何人都很尊重,但是我又有自己對於生活上的主張——隨性、率真、樸實、獨立。我也不想去騙大家,告訴你們張桐是一個多麼精緻生活的人。我就是很隨性。”
近幾年,演藝圈也有太多張桐看不懂,也不想搞明白的事情,打破着張桐對真實、隨性,甚至對錶演的既有認知。例如,不少年輕的演員一見面就問,“桐哥,你粉絲多少?”張桐想不通演員為什麼要關注粉絲量。對方理所應當地勸説,“你得買一點兒,不然好多戲都不找你。”
聽多了,張桐也就不在意了。《覺醒年代》的“紅”與《亮劍》的“紅”實質相同,但所處的市場環境卻天差地別。演員逐漸淪為資本的產物,流量的載體。張桐捋了捋這幾年間的經歷,“演員”被流量與資本衝擊的大趨勢下,他竟然幸運地每年都還在拍戲,還總能遇到一羣有同樣價值觀、使命感的夥伴,可以等到《覺醒年代》《絕命後衞師》這樣的劇本。雖然能播的劇只有不足一半。
2018年,張桐憑藉《絕命後衞師》斬獲第31屆中國電視劇飛天獎優秀男演員獎。圖片來自張桐微博
“要麼你就變成和他們一樣的市場產物,要麼你就篤定你經過驗證的價值是真的有價值,依然去做自己。辯駁沒有意義。我只知道自己該幹什麼就夠了。”
【新鮮問答】
娛樂被商業化後,對演員對行業是恐怖的
新京報:近幾年影視市場逐漸以流量當道,也出現很多亂象。在你出道的十幾年間,曾經有過突破個人原則,讓你感到失望或矛盾的事情嗎?
張桐:有,而且衝擊蠻大的。因為我們在二十多歲的時候,接觸到的觀念是,你把你的戲演好,你把你的人做好,然後你就靠着這個不斷地去發展。這是被我們當做真理的一套價值體系。
但最近五六年,這種觀念轉變得讓我覺得毛骨悚然,就是所謂資本的介入,所謂流量概念的引入,變成了一個純商品化的娛樂。這種商品化是建立在追捧的熱度上,在於炒作。它與本身的價值無關,或者説它只取自於本身被追捧價值的部分流通。
那麼演員淪為這種被追捧的價值載體的時候,我只是覺得恐懼。因為你強調這部分,那麼另外的兩部分“好好做人”“好好演戲”,勢必會被無限制地降低。這是一個辯證的看法。那麼當這一部分不再有價值的時候,你等於顛覆了整個羣體的核心價值。以往抱有這種價值的人,一定會茫然而無所適從。這是對於整個行業的衝擊和摧毀,是一個很恐怖的事。但是在這種前提下,你有辦法嗎?你沒有辦法,你只能選擇是否相信你的這套價值體系依然有價值。
張桐。藝人供圖
新京報:你會不理解當下很多年輕藝人,一夜爆紅之後,或許在很長一段時間後被流量裹挾而失去自我這個現象嗎?
張桐:我非常理解,畢竟我也是從二十多歲過來的。但我只是覺得,那種生活會讓我有一種警醒意識——那種生活對於張桐來説,是否真實?好比我是一根草繩,只不過你綁到了螃蟹上,大家會對你有過高的期望。但是,你本身就是一根草繩。
我很清楚我是幹什麼的,我也很清楚我的來源是哪兒,我不會説因為拍了一部戲,成了公眾人物,就變得不再是一個平常的人了。我依然會選擇自己的生活方式。
新京報:你也合作過很多年輕演員,彼此交流時,會把自己對於流量,對於浮躁的理解和經驗分享給他們嗎?
張桐:不會,因為每個人有每個人的選擇,我無權干涉任何人的選擇。除非他們來問我,我只會跟他們分享我的選擇。
其實我分享選擇,就是分享我認為的價值,但是我永遠無權,也不想把這個東西輸出給任何人,因為我沒有這個資格。都是從年輕過來的,我也知道“兜售”這種東西,其實在別人看起來可能是另外一個角度。我二十多歲的時候喜歡周杰倫,也有人不喜歡,就罵(他),我就來火。長大以後,(我明白)你有你的選擇。我經歷過(兜售)了,我幹嗎還幹這個事兒?
我沒有義務和權利為他們的成長去負責任,我也很尊重他們的選擇,只是有一個前提,誰選擇的,誰為它付出(有可能出現的)“代價”。這是亙古不變的道理。
新京報資深記者 張赫
首席編輯 吳冬妮 校對 趙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