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度熱歌陷入難聽爭議，華語樂壇越來越多“標準化產品”丨業內説

TMEA騰訊音樂娛樂盛典公佈“年度十大熱歌名單”。

同時公佈的，還有“年度十大金曲”

筆者順着歌單把《雲與海》、《白月光與硃砂痣》、《浪子閒話》、《醒不來的夢》、《踏山河》、《千千萬萬》、《淪陷》、《可可托海的牧羊人》、《清空》和《執迷不悟》聽了一遍，感覺還好，10首歌裏大多並不難聽，有些確實有點耳熟。其實，自打有了TMEA這個頒獎典禮，依據流量大小設置出十大熱歌這個獎項後，“華語樂壇要完”幾乎就成了“年貨”口號。跟“X0後是垮掉的一代”、“你們是我帶過最差的一屆”一樣，經典詠流傳。

為什麼會這樣？

我們也許該思考的是，為何每年繁華流量和“可回收熱歌”都會迎來熱議？這背後“資本”是在如何規訓音樂產業？

算法、推薦機制下的娛樂產業概念圖。圖/IC PHOTO

樂壇下沉，有水準的音樂人從蛋糕變成“裱花”

從規模和養活的人數上看，華語樂壇其實正前所未有地健壯。它現在有着幾十億元的產值，雖然仍然只是個無足輕重的產業，但它的規模比此前任何時期都要龐大，也養活了更多的從業者。音樂人想要生存，也變得比哪怕是五年前要容易了很多。

那麼，從品質的角度講，我們品質高的歌曲變少了嗎？倒也沒有。陳建騏、葛大為、鄭楠、常石磊、郭頂、裘德這些老中青三代，每年都在出產為數眾多的高品質歌曲，各路獨立音樂人們每年也都有不少非常亮眼的冒出來。好歌其實一點都不少。

但我們現在面臨的問題在於，這些對藝術水準有所要求的音樂和音樂人，正在從蛋糕本身變成蛋糕上的裱花，而這恰恰是因為更廣大的聽眾羣體被觸達了。

郭頂等大批音樂人和音樂製作人，每年都在出產高品質作品。圖/郭頂2021年新歌《_5:15》封面

華語樂壇通過數十年的下沉，大概經歷了3個階段。上世紀80年代到2000年之前，人們瞭解音樂的渠道只有報紙雜誌和廣播電視，這些媒介都有編輯負責篩選內容。編輯、編導、DJ們主導了受眾能聽到什麼歌。這個時期華語樂壇完全是城市化的、有品味傾向的，而受眾沒有選擇，要麼你就聽這些城市流行歌曲，要麼你就不聽。而這個時期的供給側也並不充裕，唱片公司只有那麼幾家，每年推出幾百上千首歌。可聽的作品少，分攤到部分歌曲的曝光率就高。在大量循環播放下，“經典”由此產生。

而2000到2017年，互聯網普及並在影響力上逐漸逼近傳統媒介，出現了《東北人都是活雷鋒》、《老鼠愛大米》、《兩隻蝴蝶》、《愛情買賣》這樣風靡全國的網絡歌曲。尤其是刀郎的一系列作品甚至在銷量上達到了與周杰倫分庭抗禮的級別。這標誌着中國的流行音樂市場開始下沉，更多之前並未被納入到這個市場中的聽眾開始消費他們喜歡的流行音樂，才會出現刀郎這樣的“隱形頂流”。但在話語權上，傳統媒體依然佔據着絕對的主動。

所以這個時期似乎存在着兩個平行的華語樂壇：李宇春2005年是“天選之女”，但她首張專輯正版銷量是5萬張。刀郎、鄭源、黑龍、慕容曉曉的人氣、歌曲銷量、彩鈴下載量再高，也無法登上一些主流頒獎典禮，成為被認證的“明星”。

而直到移動互聯和短視頻時代的來到，這兩個平行的華語樂壇才迎來了融合。2017年以後，移動互聯網觸達10億人，市場進一步地下沉，聽眾變多、從業者變多、產業規模變大。短視頻逐漸成為了最具影響力的音樂傳播媒介，它徹底結束了傳統媒體時代對流行歌曲的編輯推薦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令沉默的流量發出了聲音。

你可能看見幾千幾萬個人喊着華語樂壇完了，然後翻開那些熱歌下面有幾千幾萬個人説這首歌“好棒棒”。你覺得已經很吵了，但其實還有好幾億人沒説話。而這些沒説話的人，把這些“完蛋”的歌推上了熱歌榜。我們都以為音量大的是大多數，而資本看到了誰才是真的大多數。

這種改變令流行音樂工業看上去前所未有地“公平”，無論你受過多少音樂訓練，擁有怎麼樣的人脈關係，大家都要站在同一個起跑線上去博得聽眾的歡心。正如我們所看到的，如果作品有一個達到高標的亮點，受到了廣大聽眾的認可，一些唱功可能不太過關的草根歌手不需要受到之前文化精英們的承認，就可以在大舞台上演唱。而這令一部分習慣了早先樂壇“精英推薦”模式的人感到冒犯，令他們喊出“華語樂壇完了”。2019年以來TMEA辦了三屆，這句話就喊了三年。

看似這是一場多數人帶來的產業革命。但是，公平真的來臨了嗎？

算法機制，讓音樂作品變成“標準化產品”

互聯網時代下的音樂產業概念圖。圖/IC PHOTO

短視頻給所有音樂人設置了公平的起跑線，但在歌曲通往聽眾的路徑上，隨着音樂內容供給量的爆發式增長，每首歌誕生時，都客觀地處於被汪洋大海般的其他作品淹沒的情況。帶些諷刺的是，想要在這片海中浮出水面，依靠的還是推薦機制。

通過對用户市場的極大拓展，短視頻和流媒體平台背後的資本將原本屬於傳統媒體編輯的推薦權力轉移到了自己手中。他們強調自己的推薦依據是算法，但在短視頻時代的第四年，所有人都意識到，算法是可以被金錢的投入所影響的。

來自某大型音樂集團的版權庫經理T先生向筆者介紹説，大約從2019年之後，就很難再有歌曲是單純因為“好運”而得到流量了。短視頻平台已經形成了一套成熟的流量分發策略，而其中的每一個環節都需要花錢。

目前已經形成的產業鏈條是：平台或大唱片公司出錢扶植音樂人成立工作室，二者約定一個作品版權收入的分成比例；工作室產出作品，用扶持方給的資金在短視頻平台投放推廣；除了直接購買流量的抖+類產品外，還要投放給彈唱類網紅、把作品改編成舞曲的DJ和跳舞的網紅小姐姐，通過他們造成的瞬時流量引爆後續的模仿和參與；歌曲如果火了，就可以通過授權給明星演唱會和長綜藝演唱來獲得利潤。T先生透露，一首網絡神曲授權給明星在網綜演唱的收入可以達到十幾萬元，而節目組會為此買單。他所經手過收入最高的一首歌曲已經累計創造了超過千萬元的營收。但與此同時，這首歌營銷中的費用也達到了200萬元以上。這種“機制”令更多音樂人把資金花在作品推廣上。

通過這套機制，資本實踐了對於流行音樂（—個原本基於藝術的產業）的某種規訓，來讓它從一個出產作品的、浪漫的、意外性高的產業，變成一個出產產品的、成熟（也無聊）的、可控性高的產業。從源頭上，平台通過扶植計劃增加創作者和作品數量，來降低內容在整個產業鏈中的價值。新入局的訊飛音樂開出了一年30萬的製作和推廣預算來給到旗下的創作者工作室。而其他大平台，這一預算能達到200萬之多。

這待遇看上去優厚，但當大量的歌曲被生產出來，不管它個體的質量如何，音樂作品整體都會變成一個稀缺性低的資源，這就在客觀上提高了平台手握的推廣資源的價值。而在推廣資源的尋租環節中，平台又可以部分回收前期投資給工作室的資金。

無形中，內容生產方的議價權被壓低了。

在提高產能、壓低內容價值的環節完成後，資本還要實現產品的標準化，提高其可重複性。在現行的算法機制下，明眼人都發現：即使作品質量好、編曲先進、巧思也很多、原創度高，也完全不能保證作品的收聽量。但如果按照之前“熱單”的套路仿製一首，反而有更高的概率部分複製前者的成功，因為算法會給聽過前者的用户推薦風格類似的新歌。

所以我們可以觀察到，今年的十大熱歌多多少少都會有些以前熱門單曲的影子。對於部分有所要求的聽眾來説，這糟透了，但對於資本和大量要求不高的聽眾來説，這簡直太好了——因為商品最怕的就是品控不穩。聽起來相像的歌曲可以穩妥地從同一批聽眾中重複榨取流量。你音樂人最好不要來什麼“突然的自我”，聽眾也最好給我乖乖呆在舒適區裏，資本嘴上沒有這麼説，但會通過算法一遍遍地對雙方進行“教育”。

各大音樂平台都早已有了“每日推薦歌單”，根據用户收聽興趣和習慣自動生成。

TMEA頒發十大熱歌，也是一種“教育”。一部分人説“華語樂壇完了”，而另一部分人得到的信息則是“想火就得這麼寫”。關於增加可重複性這件事最極端的現象發生在今年11月，歌手許佳豪在某平台獨家發佈了熱門單曲《刪了吧》之後，對手平台在短短三週內上線了至少8首做了“微調”的各種版本《刪了吧》。每一首都做了“恰到好處的改動”，而該平台甚至還大搖大擺地將其中一首送上了熱歌榜前20名。這一套已在其他領域屢經考驗的經典操作，一方面稀釋了對手熱門歌曲的流量，另一方面也是在試探着規避版權保護，將音樂變成可重複生產的標準工業品。

我們很容易看到資本的目標：一旦競爭不再激烈，內容成本的壓低就成為了定局。到時候做音樂的人都已經這麼多了，你嫌報酬低不幹，有的是人幹。擁有上下游多個環節的大資本，可以通過資金在自己內部的循環不斷提高音樂作品宣發的資金門檻，排除個體做大的可能，同時提高鏈條不全的競爭對手的運營風險。

“資本抹去了一切向來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職業的神聖光環。它把醫生、律師、詩人和學者變成了它出錢招僱的僱用勞動者。”這一振聾發聵的論點就在此刻，就在音樂這個行業被實踐着。華語樂壇在體量上日趨茁壯，但它正在資本的規訓下，將更多的詩人變成僱工。

華語樂壇身體無恙，但越來越不浪漫了。

□優作(樂評人)

新京報編輯 田偲妮 校對 吳興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