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蹦迪班長（ID：MrDisco007），作者：學委丹尼爾，題圖來自：《佐羅》
3月18日，已經86歲的電影巨星阿蘭·德龍向外界確認，因難以忍受心臟和中風等疾病折磨，他決定在瑞士接受安樂死，而他的家人也表示尊重老爺子的這一決定。
可能在非影迷的中國年輕人印象中，這個名字有點陌生。但如果你對60後、70後的女性長輩説起這件事，告訴她們“佐羅”要安樂死了，她們眼中很可能會閃現出少女般的惆悵。
四十年前，這位法國大爺可是她們的夢中情人。
在遠方有戰火，身邊有疫情的當下，一位法國演員決定去死的消息，或許沒那麼起眼，但卻戳中很多人內心，隱隱覺得一個時代最後的餘音，也即將消散。
而這些餘音，有阿蘭·德龍、高倉健等等國外影星的瀟灑身影，他們代表着國人開啓了一個豐富多彩的外國大片時代；還有來自童自榮等配音演員，曾在中國大地如“陽光、空氣和水”一般存在的譯製片之聲。
1. 愛上這個蒙面男人
70年代末，改革春風吹進國門，來自全世界的文藝作品也漸漸在國內生根發芽。
那年月的文藝青年戰鬥力絲毫不弱於後來去國外掃蕩奢侈品的大媽，書店經常人滿為患，甚至很多人在徵婚啓事中都有硬性要求：熱愛文學。
沒錯，這是書店
作為文藝的另一個載體——電影，也迎來了蓬勃發展。眾多國外影片也呈現在了觀眾眼前，電影院成了老少爺們最愛的地方，甚至還發生過電影院門口擠死人的悲劇。
1978年，兩部電影，一部來自東方的日本，另一部來自西方的法國，前後腳於我國上映，這兩部電影的男主角也很快成為了改開後的“初代男神”。
此前，英雄人物大多是《平原游擊隊》裏李向陽的形象，濃眉大眼，苦大仇深，不苟言笑，感覺你除了彙報工作和他不會有別的話題聊。至於女同志也忍不住覺得想和他搞對象感覺怪怪的，因為他總給你一種新婚之夜也會先上一節思想政治課的感覺。
而《追捕》和《佐羅》則打破了這種刻板印象。
如果説高倉健飾演的杜丘冬人更符合東亞文化中男人的形象，隱忍堅強、胸有激雷而面如平湖的話，那麼阿蘭·德龍飾演的佐羅則更加讓人耳目一新。
每當熱情奔放的弗拉門戈吉他響起，一身黑衣、戴着眼罩、瀟灑帥氣的佐羅就會從天而降，這位俠盜機智果敢之餘，還帶着輕鬆詼諧的態度，總能談笑間檣櫓灰飛煙滅。
此外，面對女主，他從不掩飾自己的愛慕。這種浪漫對當時在討論愛情還“羞答答”的中國青年來説，帶來的衝擊是全方位的，當佐羅對女主説出“要讓你快樂的時候”，銀幕上的女主嫣然一笑，電影院的男女青年也陷進去了。
總之在那個年代，阿蘭·德龍妥妥是廣大青年心中的頭號偶像之一，人氣之高，現在的哪個頂流都比不了。
當年這股轟轟烈烈的“佐羅熱”，在一些經典影視作品，老照片，以及親歷者的追憶中，都可以找到痕跡。
1992年火遍大江南北的電視劇《編輯部的故事》中，幾位角色談起自己的偶像時，女主戈玲和男主李冬寶就都提到了阿蘭·德龍。
當年開始做英雄夢的小孩子們，也都幻想自己化身佐羅，行俠仗義。
一位60後女士回憶起當年，就這樣描述：小孩子們玩遊戲時都喜歡扮佐羅，沒有像樣的裝備，就就地取材，把牀單當斗篷披在身上，再弄個眼罩，拿根棍子當長劍，在空氣中比劃出標誌性的Z。
可以説是80年代少年的Cosplay初體驗了。
而佐羅之所以能在中國這麼火，固然離不開阿蘭·德龍的帥氣，但還有一位號稱“中國佐羅”的幕後工作者，也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他就是上海譯製片製片廠的配音演員童自榮。
童自榮與阿蘭·德龍的關係，堪比石班瑜與周星馳。
2. 譯製片的從無到有
在佐羅熱映後的幾年裏，童自榮每天上班都要收到大批讀者來信，有的信件上的收信人直接就寫“佐羅收”。
圖源：BTV《檔案》
還有女生來信表示，自己未來的擇偶標準就一個：擁有佐羅，也就是童自榮那樣的聲線。
這些來信的背後，是我國譯製片的黃金時代。
在有聲電影問世之後，如何看懂外國電影就成了一個問題。
中國之前曾經嘗試過放幻燈片進行文字解釋，或者配備一個專門解説員現場翻譯的方法，被稱之為“譯意風”，甚至因此催生了一個很有時代特色的職業——“譯意風小姐”。不過這些方法都挺影響觀影體驗。
民國時期譯意風電影廣告
圖片來源：上海黃埔區檔案館
當時最受歡迎的譯意風小姐：盧燕
直到1949年，也就是新中國誕生的那一年，國內電影工作者終於嘗試給外語片配音。
1949年5月，東北電影製片廠譯製的蘇聯電影《普通一兵》，就是第一部譯製片。
不過當時對怎麼配音還沒什麼經驗，請來的演員也都是外行，全程用東北口音飈戲。什麼“我腳着吧這事就非我莫屬了”，“拉倒吧，你可憋説了”充斥在電影中，不看畫面光聽聲音，你以為這是段發生在鐵嶺的故事。
不過萬萬沒想到，當年配音演員的自然發揮，竟然在幾十年後成了一股潮流，如今流行網絡的東北話版《老友記》《貓和老鼠》，味道跟1949年的這部譯製片一樣一樣的。合着如今東北網友整得花活，都是太爺爺那輩早就玩過的。
話説回來，給《普通一兵》配音的文藝工作者也進行了一些加工，比如蘇軍戰士喊“烏拉”時，如果直譯成“萬歲”那口型對不上，所以配音演員改成了“衝啊”。
此後四年多的時間裏，中國引進180多部譯製片，在這個過程中，和角色實在違和的方言配音逐漸被摒棄，慢慢形成了極具中國特色的翻譯腔。
翻譯腔的特點就是硬凹出了不同於中國人日常表達習慣的語調，但它又是中文，同時把很多外語的口頭禪直接直譯了出來，比如動不動就“看在上帝的份上”、“我發誓”，罵人的時候説“你這個愚蠢的土撥鼠”，打人的時候要説“我要狠狠地踢你的屁股”。
現在已經習慣聽原聲看字幕的觀眾總是把翻譯腔當做笑話來説，但在當時因為我國文盲率極高，而且給電影配字幕也有很大的技術障礙，所以翻譯腔的出現，其實是給了那時候老百姓一個便捷地領略外國文化的窗口。
童自榮就是在這種大環境下愛上配音工作的。
3. “中國佐羅”的光輝歲月
1961年，蘇聯電影《白夜》由上海電影譯製片場引進，17歲的童自榮很快就被迷住了，甚至沒事的時候就會喃喃自語，模仿着片中人物唸叨“娜斯金卡、娜斯金卡”，成為一名配音演員也成了他的夢想。
那個時候，每次看到電影資料中配音演員的名字，他都會心跳加速。
後來童自榮考進了上海戲劇學院，畢業後留校工作，幾年後才得以進入上譯，開始了夢寐以求的配音事業。
第一排右一為童自榮
在最開始的五年裏，童自榮接到的都是小角色，往往在電影裏只有一兩句話，直到1978年《佐羅》的到來。
電影中，阿蘭·德龍一人分飾兩角，他既是懦弱膽小的總督，也是鏟奸除惡的俠客，對於演員這是種挑戰，對於配音的童自榮來説也是如此。
為了將兩個角色成功區分，童自榮想出了一個土辦法，他特意準備了兩雙鞋，一雙是笨重的勞動皮鞋，一雙是拖鞋。
每當需要給佐羅配音時，他就穿上皮鞋，一有這種儀式感，範兒就起來了，能展現出佐羅的一身正氣；而當給總督配音時就換上拖鞋，懶散的狀態下，總督的猥瑣油滑也展現得淋漓盡致。
因為童自榮華麗的嗓音將佐羅演繹得惟妙惟肖，所以很多中國觀眾都形成了一個認知：阿蘭·德龍説中文一定是童自榮的聲音，而童自榮的長相，一定就是阿蘭·德龍。
1987年，52歲的阿蘭·德龍來到中國，在上海，兩位佐羅終於首次碰面，阿蘭很感謝童自榮讓佐羅説出了一口流利的中國話，並希望之後自己的作品都能由童自榮進行配音。
同剛建國時主要引進蘇聯和東歐電影不同，那個時代的譯製片可謂百花齊放，既有名著《悲慘世界》《簡愛》，也有拉丁語系的墨西哥電影《葉塞尼婭》，既有奧地利的傳記影片《茜茜公主》，也有美國大片《第一滴血》《超人》，懸疑題材的《尼羅河上的慘案》，災難片《卡桑德拉大橋》，喜劇《虎口脱險》，以及日本的《望鄉》《追捕》等等。
墨西哥電影《葉塞尼婭》
英國電影《尼羅河上的慘案》
而童自榮的同行、同事們，比如為杜秋配音的畢克，為茜茜公主配音的丁建華，為雷斯上校（《尼羅河上的慘案》中角色）配音的邱嶽峯，以及劉廣寧、喬榛等等配音演員，在那個時代就是最潮的一批文化先鋒。
但隨着社會的發展，他們卻逐漸被邊緣化。
先是隨着盜版錄像帶、VCD的泛濫，讓國內觀眾可以第一時間看到來不及引進、不方便引進的國外電影，比如《異形》這種驚悚科幻片，《本能》這種大尺度片。相比之下，上海、長春等幾個電影製片廠譯製的作品，數量拼不過，類型豐富程度、內容刺激程度也拼不過。等到互聯網普及，字幕組誕生，民間的生產力就進一步得到釋放，廣大觀眾的選擇就更多了。
經過這些“野路子”的培養，一邊看電影一邊看字幕，幾乎已是每個影迷的必備技能。而聽慣了更為自然的演員原聲後，拿腔拿調的翻譯腔逐漸被新的觀影羣體所摒棄。新一代觀眾走進電影院時，都會首選原汁原味的聲音。
不少引進方為了吸引關注，開始了“粉絲經濟”，與其選擇專業但不甚有名的配音演員，不如選明星來配音，比如《黑客帝國2》當初的一個噱頭就是李亞鵬為主角尼奧配音，然後惡評如潮。
李亞鵬對此非常委屈：我配音只賺了一千塊，你們犯得上這麼罵我嗎？
他可能不知道，這一千塊是多少專業配音演員求而不得的工作機會。
進入新世紀後，童自榮這些配音演員已經很難找到像樣的配音工作，收入也不理想。他每年只在同學聚會的時候才會打一次車，快退休時還和老伴住在一個9平米一個7平米的兩居室中，當有記者採訪時，屋子裏都擺不下設備。
退休前的童自榮，圖片來自三聯生活週刊2003年第47期
同時，社會節奏的加快也不再允許年輕的配音演員像老一輩那樣深耕細作，童自榮在給《加里森敢死隊》配音時，曾經一邊騎車一邊默背台詞而撞到了汽車上，如今的配音演員很多都省去了這一步，照着台詞讀一遍就行了。
“法國佐羅”阿蘭·德龍宣佈了自己迎接死亡的方式，“中國佐羅”童自榮也已經退休多年，年過古稀。
時光的列車飛馳而過，一代人的青春符號之一，又對所有人説了再見。
4. 一同謝幕的種種
矯情點説，謝幕的不止是一個演員或者説曾經輝煌的某一羣體，一同謝幕的還有曾經那個時代的一些精氣神。
比如，俠盜精神。
曾幾何時，俠盜是古今中外世界人民喜聞樂見的文學形象，中國有三俠五義、梁山好漢，法國有亞森·羅賓，英國有羅賓漢，日本有石川五右衞門。
他們亦正亦邪，遊走在法律邊緣，但卻把正義看得比身家性命還重，殺的是貪官污吏土豪劣紳，救的是平苦百姓忠臣良將，官府視他們如眼中釘，百姓視他們為救世主。
但如今如果再有類似的文藝作品問世，想必會被眾人先扣上個“三觀不正”的帽子，然後大肆批判一番。
讓人神往的，還有比上一個時代更廣闊的討論空間。
1979年，《大眾電影》第五期封底放了一張《王子與灰姑娘》中擁吻的照片，一石激起千層浪，某省政治處的幹部寫信給雜誌社，大發雷霆，認為將這種照片放在雜誌封底太不像話，甚至用了“不是不報時候未到”這樣的字眼。
但此後，各地讀者紛紛來信表達各種不同看法。兩個月裏，雜誌社收到了一萬多封來信，因為實在回不過來，只能單獨開闢一個專欄，專門刊登讀者來信，讓真理越辯越明。
再看眼下，現在的人可能沒有那個耐心再去列數據講邏輯，看到讓自己不爽的或者認知之外的，找到那個小按鈕並點一下就完事了。
當然，總有一些人，拿出80、90年代仍在上演的保守事件，來印證“現世最好”。但在我看來，這種對比挺沒出息的，畢竟時間都過去了二三十年，如今比當年的物質、精神條件更好，並不值得吹噓，更沒必要嘲諷前人。
判斷一個時代是不是夠好，更關鍵的一個標準在於：同上一個時代相比，它有沒有帶給人希望，併為後人開闢更廣闊的空間。
以這個標準，那麼80、90年代相對於之前的60、70年代，無疑是一個讓絕大多數國人看到希望、感到安全、相信未來會更好的時代。
正是那一代許多不安分的人們，冒着被剪掉褲腿的風險穿起喇叭褲，揹着聽黃色歌曲的罵名聽鄧麗君，才讓昔日“離經叛道”的存在，如今變得無比尋常。
那現在人們的所作所為，又有沒有為後人開拓更廣闊的天地呢？
童自榮在退休前曾説：懷舊是美好的情感，但對那幾年津津樂道，卻並不能改變現狀，再創輝煌已經不現實了。
沒錯，隨着越來越多舊時代人的落幕，一個迥異於曾經的時代正在拉開帷幕，不管你覺得苦不堪言還是樂在其中，都無法阻止它的開啓，正如無法阻止上一個時代落幕一樣。
部分參考資料：
1.中國佐羅童自榮，BTV檔案
2.“佐羅”與“黑客”的聲音，三聯生活週刊
3.【影視科普】翻譯腔究竟是怎麼來的？它的發音為何那麼奇怪？，B站@司空離
4.1980年代，中國電影的狂飆突進，同舟共進
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蹦迪班長（ID：MrDisco007），作者：學委丹尼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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