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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是讓自己的丈夫“去死”，潘金蓮是因為水性楊花，瓊瑤卻是因為愛得太深。
——國館君按
山無稜，天地合，乃敢與君絕。
瓊瑤小説中的生死絕戀，曾經惹得多少痴男怨女痛哭無奈。世事難料，就連作為作者的瓊瑤，現在也陷入了這樣的苦情煎熬之中。
瓊瑤已經快80了，而她的丈夫——平鑫濤先生也已經90了。很不幸的是，平先生因為失智、中風住院，需要插上鼻胃管維繫生命，接受進一步治療。
但瓊瑤堅決反對這一做法，理由是平先生在清醒的時候，就已經立下遺囑：
“當我病危的時候，請不要把我送進加護病房。我不要任何管子和醫療器具維持生命，更不要死在冰冷的加護病房裏。無論是氣切、電擊、插管、鼻胃管、導尿管……通通不要，讓我走得清清爽爽。”
平先生要的，是有尊嚴的活着、有尊嚴的離去。作為四十年的靈魂伴侶，瓊瑤尊重丈夫的意見。
雖然可以想見，做出決定的時候，她肯定是心如刀割。與潘金蓮一樣，她恐怕都要忍受“殺父”罵名，只是，她讓丈夫“去死”，只是因為愛得太深，不忍他再受任何苦。
而同樣作為平先生摯愛的他的兒女，當然不肯放棄對父親的治療，他們提出現在還不是父親“病危”的時候：
“即使父親得了失智症，不記得我們也沒有關係。只要他在自己的世界裏好好活着就足夠。”
作為繼母的瓊瑤最終沒有説服三個子女，捂着滴血的心頭寫下激憤的文字：
“從今以後，請你們自己照顧（父親），我要去過我自己的生活了！”
這場家庭倫理悲劇，註定分不出對錯。以這樣的方式暫告一段落，作為當事人的瓊瑤和平家子女，必定百般滋味在心頭。
即便是作為有清醒頭腦的旁觀者，肯定不會覺得這事不關己，因為這樣的倫理困境，隨時可能發生在自己的家庭，隨時讓我們在心裏升起理智與情感的法庭，做出兩難抉擇。
騰訊新聞一位記者講述了自己的經歷：
記者的姥爺去世之前，他們按照醫生建議放棄治療，讓姥爺自然衰竭，慢慢餓死了。
下葬後的某天，他的母親忽然夢到了姥爺，而且夢境多日重現，總是揮散不去。在夢中，姥爺一直唸叨自己就是被幾個兒女活活給餓死的。
這件事對記者打擊非常大。後來他爸爸也病危，一家人決定再也不輕易放棄了，於是把他送進了重症監護室，動用了能用上的所有醫療手段，無論如何都要讓父親活下去。
等到他們去探望的時候，看着滿身插滿根管的父親，雖然感到壓抑，但好歹性命保住了。結果父親見到家人，第一句話就是：
“你們為什麼把我一個人留在這兒？我不要留在這裏！”
父親決絕的話語，以及在生命最後時刻眼神中的恐懼與不安，再一次重擊了記者的心坎：
“後來大半年時間，父親臨終前的眼神在我腦海中縈繞不去，我依舊像母親放棄對姥爺的治療那樣，為堅持對父親的治療而愧疚不已。”
倫理困境中的兩難，就在於在病人無法決定自己生死的時候，我們要替他們做出非生即死的選擇；而這樣的選擇，很多時候無論哪一個都是錯的，無論是哪一個總以犧牲掉某種價值為代價。
我們所能選擇的，只有一個相對於另一個而言，哪一個的痛苦更少一些。
然而，我們本來可以做得更好。
華裔醫生張玉蛟在美國從醫30多年，見過無數這種兩難處境，但其中不乏處理得非常好的案例。
她的一位得了肺癌晚期的病人，在清醒的時候同樣立下了遺囑：
“如果我出現生命垂危，我不希望接受人工插管，不接受人工的心肺復甦或人工的營養餵養，希望大家讓我平靜地逝去。”
和平先生的遺囑如出一轍，對不對？不同的是，這位病人的遺囑明確了事發突然的時候，他的妻子最有權力替他做處理，做決定。
而這種指定人，是有法律效力的。
結果在妻子的要求下，醫生讓病人回家了。
之後的某一天，病人的妻子帶上兩個孩子，來到醫生的門診室。醫生一開始有點緊張，不知是不是要發生醫鬧了。
但不愉快的事終於沒有發生。這位妻子告訴醫生，他的先生一週前安詳地去世，他的遺囑裏，有一項是死後要感謝所有醫生。所以他們今天穿得像過節日一樣，特意來感謝他，還送了一個小茶杯作為禮物，並且説：
“您的工作很辛苦，希望您工作期間別忘了多喝水。”
我們可以看出來，對於中國人來説難以解決的親情倫理慘劇，在別人看來沒那麼難以解決，因為在問題發生之前，他們已經做好了預防機制——
病人在身體狀況良好的時候做好預囑，當自己身體不能自已的時候，誰來替自己做出決定，如果病人自己沒有指定，那就按照配偶第一，子女第二，父母第三，兄弟姐妹第四的順序來決定。
你也許覺得這很無情——病人自己的生命，怎麼能由他人來決定？但恰恰是這種做法，顯得最富有人情味——法律以強制形式，免去了病人家屬之間的糾紛與無奈。
當總有人要為此付出代價的時候，就讓大家都怪罪於法律。如果人都死了，還導致了家庭破碎、骨肉相殘，這其實是對逝世者最大的侮辱。
堅強如瓊瑤，其實也給自己立過類似的遺囑，並且以一貫的抒情筆調定下題目叫《預告自己的美好告別》，裏面寫道：
“我曾説過：‘生時願如火花，燃燒到生命最後一刻。死時願如雪花，飄然落地，化為塵土。’我會努力的保護自己，好好活着，像火花般燃燒。
至於死時願如雪花的願望，恐怕需要你們的幫助才能實現，雪花從天空落地，是很短暫的，不會飄上好幾年。
人生最無奈的事，是不能選擇生，也不能選擇死。好多習俗和牢不可破的生死觀念鎖住了我們，時代在不停的進步，是開始改變觀念的時候了。”
她之所以“嘮叨”，是怕自己的兒女在面對生死抉擇的時候，依然選擇讓母親人工延長壽命，而這其實與平先生子女的做法一樣，也是今天絕大多數人的想法——
生命如此美好，能延長一小時是一小時！哪怕這一小時，也得拼命靠着各種儀器手段，延長親人的生命。哪怕同樣延長的，還有親人的痛苦。
生命有自然衰朽的過程，即使沒有病痛，很多人也躲不過肉體壽命終結的一天。
但在我們“未知生，焉知死”的強大傳統之下，忙着生存，忙着享樂，從來沒有正視過死亡問題，也從心理上無法接受死亡這個事實。
正因為我們的社會大到國家層面，小到普通百姓，都在極力迴避，所以法律體制跟不上，教育資源也跟不上——死亡教育，在我們的成長中一直缺位。
正視生死，讓我們從小知道活着的價值，離去的自然，長大後就不會有那麼多撕心裂肺，無所適從。
問題並不難，但我們一直在避而不談，當難關真正找上門來，我們才發現：我們既不懂得怎樣好好生存，也不懂得好好死去。
我們對於死亡的焦慮，迴避不是最好的辦法。如果加以適當引導，死亡並不是不會顯示出正面的意義。
北京師範大學有一門熱門選修課，名字叫“影像中的生死學”。老師是一個已經63歲、身形瘦弱的小老太太陸曉婭。
陸曉婭精心挑選了12部電影，在12節課上分別放映——臨終關懷、瀕死體驗、喪葬文化這些平時鮮為人談起的話題，一一讓學生感受、討論。
第一堂課，放映《時間規劃局》，學生直面鏡頭裏病人脈搏變為零的那一刻。由於內容過於壓抑、沉重，有學生情緒受到很大擾動，直接被嚇跑，不敢再來上課。
但留下的學生，在不斷被挑起死亡焦慮的同時，感受到了難以言傳的對於死亡的孤獨體驗。
一次在課堂上放《心靈病房》，主角是一個大學女教授，已經是卵巢癌四期。電影裏有一段痛苦治療後的心理獨白。在聽完這段獨白以後，其中一個女生提前離開了教室，大哭一場，因為她想起自己姥姥去世之前，也像電影中的女主角一樣。
而另外一個女生，則開始理解了父親的願望：有朝一日生活不能自理，希望女兒能夠讓他早日離開。
影片放映完，老師都不會馬上開燈，而是讓大家“和自己在一起”：可以流淚，可以感到慚愧，這都是非常好的對生命的覺察。
陸曉婭説：
“我只是告訴學生，如果到生命的最後，你可以死得很坦然，那其實你需要你這一生：第一，自己生命是有意義的，第二呢，自己是有價值的。”
而學生也終於明白：
“原來死亡還有這樣的能量。”
死亡的力量，就是當你意識到它、認識到它是我們必須面對的時候，就會想到我怎麼活得好。
醫學博士陳作兵的父親被確診為惡性腫瘤晚期，住進了陳作兵工作的醫院。
父親問兒子：如果積極治療，還能延長多少時間？
兒子如實回答：效果好，也許幾個月，但化療、放療的副作用是脱髮、無力、胃口不好等。
聽了一輪描述以後，父親沉思半晌，説：讓我想想，明天上午告訴你。
第二天，陳父親選擇放棄治療，回老家。
於是，陳作兵將父親送回老家的村子。
在那段日子裏，父親不再打針吃藥，不再戒口，每天想吃什麼，就叫妻子變着花樣做。
他每天與鄉鄰聚舊聊天侃大山，給老朋友打電話。天氣好的時候，和老夥伴們一起出去，看着滿山的小桔梗花、野草莓，偶爾發現冒出的筍尖，都夠他們開心好半天。
沒人和他玩的時候，他就去地裏種菜，種大畝大畝的蒜，因為按照他們老家的習俗，人去世後的喪禮需要用到很多大蒜。
陳作兵每個週末都會帶着妻女會鄉下陪父親，父子倆一起在池塘邊乘涼、玩耍，嬉笑怒罵，談生命的過往，而父親説得最多的一句話是：“以後對你媽媽好一點。”
陳父親的身體雖然越來越差，但精神卻越來越好。一年後父親無可避免地離去，但最起碼活出了一段生猛活潑的最後時光。
我們每個人都終會有與死亡短兵相接的時候，不是在別人身上，就是在自己身上。希望到那時候，我們都有足夠的能量，笑對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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