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有品質的東西，觀眾還是會買賬的。
最早對《人生大事》導演劉江江有印象還是在2019年的"平遙創投"現場。那會兒，他帶着一部名為《上天堂》的電影站在台上提案。
導演的背景挺特別：寫出這部電影之前，他在河北電視台工作，負責一檔名為《村裏這點事》的欄目劇。節目在農民頻道播出，講的都是老百姓那點兒柴米油鹽的事。這麼一檔小欄目，導演拍了好些年，直到2017年節目停播，他才開始琢磨拍電影。
除了經歷特別，當天提案的項目也挺讓人印象深刻。華北殯葬文化、燕趙俠風、棄嬰……印象中還夾雜着主角坐牢、打傷姐夫等一系列家長裏短的事。乍聽起來這故事實在是有點"偏門兒"。
三年之後，當年這個"偏門兒"的故事有了個新名字——《人生大事》，它以最商業的面貌出現在了大銀幕上。目前影片總票房已將近4億元，對於今年以來過於慘淡的電影市場來説，它是一針強心劑。
生死的外殼，親情的裏子
故事好像還是原來的故事，但整個面貌都大不相同了。
依然是殯葬這行當，男主角依然鐵漢柔情。但故事從乾燥的華北平原搬到了汗涔涔的武漢，少了點凜冽，多了幾分熱鬧的煙火氣。
故事也不復雜，拋開"殯葬"這個奇觀式的外殼，甚至有些俗套。莫三妹，人稱三哥，一個坐過牢的痞裏痞氣的中年男人，心不甘情不願地接手了家族的殯葬生意。在一次納棺時，撞到了小女孩小文。
孩子不懂生死，只覺得是三哥帶走了與她相依為命的外婆，纏着他不放。一個糙漢，一個哪吒般倔強的小女孩，兩人湊在一起，互相嫌棄，彼此治癒。
"殯葬"肯定是電影最大的亮點。這是個中國影視劇很少會觸碰的元素，一來是題材敏感，中國人忌諱探討死亡；二來一談這事兒就苦了，商業賣相不好。
但《人生大事》切開了一個漂亮的口子，它消解了探討生死的恐懼感，帶觀眾跨越了走進殯葬行業的障礙。
朱一龍飾演的莫三妹一出場，這個行業的祛魅就完成了。三哥剃着個平頭，身上掛了件花襯衫，走起路來吊兒郎當的。
他鑽進有人去世的大雜院，伸手就拎起一張帶火的燒紙，給自己點了根煙。邊嚼着口香糖，邊走一套整理儀容、送人上路的流程，過於漫不經心，以至於讓人覺得這人真不敬業，但死亡好像也沒那麼可怕了。
女孩小文的視角又給死亡添了一層浪漫化的濾鏡。外婆早上沒醒來，被壞人三哥裝進箱子帶走了。去世的人會變成天上的星星，而三哥和他的朋友們都是"種星星的人"。
《人生大事》消解死亡忌諱的另一方式是將它日常化，甚至喜劇化。
"上天堂"這家殯葬店不僅是做生意用的，它也是三哥和小文的家。紙紮的童男、童女是掛在家裏牆上的娃娃，能有名字的那種。活人只要出錢，他們也能給辦個葬禮。
三哥父親去世了，骨灰盒用起來浪費，燒完裝在奶粉罐子裏就行。這些舉重若輕的處理方式讓《人生大事》規避了死亡禁忌。
光看主角的職業，很多人會想到那部經典日本電影《入殮師》事實上，這兩個故事一點也不像。
《入殮師》本質上是個"職人"故事，講的是一個新手入殮師從別人的死亡上感悟到了人生，並逐漸愛上這個特殊職業的過程。而《人生大事》披着"殯葬行業"的殼，每一次經歷別人的死亡，都是黏合自己家庭、親情關係的催化劑，本質上，它講的還是中國人最熟悉的親情故事。
刑滿釋放的三哥，曾經的小偷王建仁、小商小販銀白雪，再加上失去外婆的小文，幾個"被嫌棄的人"，因為一份被嫌棄的職業而組成了一個特殊的家庭，有點是枝裕和《小偷家族》的意思。
這是一個新的家庭模式，掩藏着的是每個人舊家庭的裂痕。
三哥和父親是父子，但更像是仇人。哥哥的去世橫在三哥和父親之間，再加上坐牢、搞砸生意的新仇舊恨，父子倆更像是一對兒仇人。本是為女朋友打架入獄的，一出來女朋友就跟人跑了，三哥成了徹底的loser，一個大冤種。
小文父母去向不明，失去了相依為命的外婆，舅舅一家又無法接納她，這個性格剛烈的小女孩沒了家。
王建仁和銀白雪也是徹底的社會底層，爹不疼、娘不愛的，不然也不會在三哥想要領養小文時，毅然決然地出面——都是沒有着落的人，湊合一起過也沒什麼大不了。
殯葬店的生意，別人的死亡是三哥、小文父子情的催化劑，也是三哥和父親漸漸和解的助推器。親情故事貼着死亡寫，情緒牽着情感走，這的確是個討巧的方式。
"好哭"是硬通貨
《人生大事》討巧的設計還有很多，甚至可以説，整部電影都是用極強的技巧搭建而成的，無論是人物塑造、故事推進，還是商業性的考量。
這很像是監製韓延能給電影帶來的東西。《人生大事》肯定是他喜歡的題材，他導演的《滾蛋吧，腫瘤君》《送你一朵小紅花》都是講生死的故事。
韓延的生死故事從親身經歷者的角度展開，劉江江的故事從第三方視角展開，視角不同，這些故事的結構和氣質卻是極其相似。
導演韓延
《人生大事》與《滾蛋吧，腫瘤君》《送你一朵小紅花》一樣，都是大半部喜劇，最後用最能打到中國觀眾淚點的方式，把情緒頂到頭。只要觀眾走出電影院能評價一句"好哭"，這電影就成功了一半。
在喜劇的部分，《人生大事》借了殯葬行業的光，笑料和荒誕感做得更足了。
喪葬店的隔壁是婚慶店，小文大鬧葬禮現場，給活人辦一場帝王般的葬禮，幼兒園表演送葬節目……把喪葬文化日常化的處理帶來了很好的喜劇效果。這些笑料提升了觀眾觀影的體驗感，也讓電影后段的煽情更為有效。
除了大結構上的套路，《人生大事》在人物塑造、細節和符號的使用上，也有很強的技巧性。
丸子頭、紅纓槍、霸道的性格……小文就是個當代小哪吒，觀眾一眼就看得出。相對應的，三哥被五個指頭的沙發壓在地上，就像孫悟空被壓在五指山下——他是哪吒不打不相識的好朋友孫悟空。借用中國觀眾再熟悉不過的這兩個意象，電影裏兩個主要人物的性格和命運一下子就清晰了。
"上天堂"一語雙關，是店名，也是大家對逝者的祝福。地上的事兒糟心，抬頭看天就浪漫了，從死後變成星星，種星星的人，到最後那場煙花，《人生大事》用一套系統化的隱喻將整個故事浪漫化了。
電影有好幾場非常精巧的戲，都贏在細節：
小文在骨灰盒上亂塗亂畫，三哥本以為會激怒去世孩子的父母，沒想到母親舉起孩子生前為她塗的指甲，和骨灰盒上的那麼像；
三哥的父親去世，他送老爺子“上天堂”的方式是用煙花把骨灰種在天上；仇人般的父子，都要一隻腳踩在座位上坐着，動作那麼同步……
一兩個意象和技巧不難，難的是從結構到細節，把這一系列技巧熟練地歸攏到一條主線上，形成一個閉環。
或許是太想提升這個故事中的人物衝突和情感濃度，想塞進太多符號和隱喻了，只要稍微一細想，這故事還是有很多生硬的地方，尤其在一些大的情節轉折上。
電影第一幕，三哥就決定收養小文了，兩人的感情基礎不過是幾天的相處。王建仁和銀白雪怎麼就這麼心大，以夫妻的名義簽了領養協議？父子之間到底多大的仇，一單生意砸了，父親就來砸店？怎麼就這麼巧，前女友的丈夫死了，恰好又需要三哥來辦後事？小文一被親媽帶走，三哥的父親就去世了，這也太倒黴了吧？
雖然細想之後有這麼多不合理，但除了個別極其追求邏輯和故事合理性的觀眾，大部分觀眾忽略了這些Bug，至少是抱了極大的寬容心來看待。
為什麼會這樣？歸根結底，《人生大事》是一部情感和情緒驅動的電影。生死、親情本身就能輕而易舉觸動情緒，這種觸動幾乎不需要技巧，是生理性的。小文外婆的聲音最後會被複原出來，一條條播放，這件事觀眾不知道嗎？當然知道，但聽到去世的外婆對小文説話時，觀眾還是會跟着哭。小文叫三哥爸爸，這改口是不是來得太早了？你還來不及想，就被朱一龍那長睫毛的含淚大眼睛給感動了。
説白了，《人生大事》這類電影對情感、情緒的調動是一種"特效"，和好萊塢大片裏的視覺特效一樣，只要笑料、哭點出現得足夠密集，處理得比較好，情節Bug和合理性的坑就會被填平。所以，除了結尾小文親生母親的出現實在有點突兀，整部電影的情節問題基本被填平了。即便填得不夠平，這些所謂硬傷也不太會絆住你，讓觀影情緒斷掉。
硬朗的三哥，脆弱的朱一龍
除了導演、編劇對情緒的把控能力，推動《人生大事》的情感，彌補電影邏輯硬傷的另一大功臣是男主角朱一龍。
不管是不是對朱一龍的演技抱有期待，看完《人生大事》，都會覺得朱一龍的演技是令人驚喜的。
平頭、花襯衫，佝僂着背，大剌剌地在街上橫晃，張嘴閉嘴都是老子……三哥這個角色顛覆了大家對朱一龍的認知。
如果説硬漢、市井氣、底層感是這個人物帶給朱一龍的改變，那三哥內在的脆弱感，哭起來的情緒帶動能力就是朱一龍帶給這個人物的。
朱一龍穿着背心，捏着煙，頹喪着臉，從雜亂、燥熱的巷子裏走出來，鑽進了"上天堂"。他佝着的背，抽煙的姿勢、神態，一瞬間確實容易讓人想起《春光乍現》裏的梁朝偉。
朱一龍對喜劇元素的把握也挺讓人驚喜的。《人生大事》是一部寫實的電影，無論是生活細節，還是故事設定，都是極其接地氣的。但故事裏偶爾會有看似很脱線的情節，比如，殯葬店裏三個人的友情，突然下的收養決定，撞到前女友劈腿，醫院裏搶出殯的生意……
一些漫畫式的情節依附於三哥直愣愣但又脆弱的性格，好像也顯得沒那麼突兀了，甚至還多了些喜劇效果，這些的確要歸功於朱一龍的演技。
大概是三哥、小文這條故事線太突出了，明星效應又足夠。《人生大事》顯而易見地刪減了其他人物線的戲份，東北女孩銀白雪的背景、王建仁的過往經歷都沒來得及交代，兩人怎麼好上的也略去不表。包括三哥的家庭關係、小文的家庭情況都有些顯得功能性，一切都為兩人的關係遞進和成長服務。
這在電影的敍事邏輯上有點失衡，但從商業片的商業邏輯上來考量，似乎又特別合理——抓大放小吧，保住電影最動人、最有討論空間的部分，對觀眾來説就已經足夠了。
寫着寫着，我又看了一眼票房情況。《人生大事》的票房已經3億多了，對於今年以來過於慘淡的電影市場來説，它是一針強心劑。
至少，它讓願意相信的人有理由繼續相信，即便在市場和大環境再不好的日子裏，做出真正有品質的東西，觀眾還是會買賬的。
《人生大事》的故事對在生活中掙扎的觀眾來説，也是針強心劑。面對和探討死亡是為了更好地活着，更好地面對未知的生活，更好地愛自己和愛別人。
眼前，這才是我們的人生大事。
監製/寧李Sherry
編輯/Timmy
文/宋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