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峯老師發文回憶少年時期的生活，堪稱網吧的一股清流
1995年6月5日，高度383.95米的深圳市地王大廈即將封頂。這座建築的高度當時居世界第四、亞洲第一。 賀延光/攝
1978年11月的一天，剛剛上任的香港招商局第29代掌門人袁庚，在香港召開的招待酒會上推介蛇口，將當時荒灘一般的蛇口贊為中國的夏威夷：“那裏的海灘上佈滿了綿綿細沙，海風吹過，樹林在陽光下瑟瑟抖動。”此前，袁庚是交通部外事局局長。
如今的蛇口，再無荒蕪。40年間，蛇口從一個僅有4000多人的漁村，蜕變成擁有40萬人、GDP超千億的濱海新城。招商銀行、平安保險、中集集團等全球著名企業從蛇口誕生。回望歷史，僅從1979年到1984年短短几年，這裏就創造了24項全國第一。
蛇口微波山腳下時間廣場上佇立着一塊醒目的招牌：“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似乎還在向人們訴説着那一段激情澎湃的歲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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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根試管的誕生
“時間廣場就是1979年蛇口工業區開山填海‘第一炮’的原點。”今年已經68歲的周為民指着那片地告訴記者。作為袁庚當時從清華大學招來的首批大學生之一，周為民很快成為蛇口建設的中堅力量，歷任原蛇口工業區管委會黨委宣傳處處長，原工業區房地產公司、招商國旅、招商港務總經理，工業區副總經理、民選董事等職。
在此之前的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確定了把全黨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並提出了改革開放的目標任務。
實際上，早在1978年4月，國家計委、外貿部就派遣經濟貿易考察組赴香港、澳門實地考察。之後考察組向中央建議，借鑑港澳的經驗，把靠近港澳的廣東寶安、珠海劃為出口基地、加工基地和吸引港澳同胞的遊覽區。1979年1月6日，廣東省和交通部共同起草《關於我駐香港招商局在廣東寶安建立工業區的報告》。1月31日，李先念代表中央批准了這個報告，同意將深圳南頭半島的50平方公里（後實際確定為9平方公里）土地交招商局建立廣東寶安工業區。
今天，在位於蛇口的招商局歷史博物館中可以看到這份文件的原文展出件。和這份報告同台展出的，還有一份地圖複印件，上面有一條清晰的鉛筆印。為什麼李先念劃出的50平方公里土地後來變成了9平方公里？原來，當時李先念對袁庚説，“給你們一塊地可以，就給你們這個半島吧。”但是向來膽大的袁庚卻沒敢要整個半島，只要了頂端的一部分。
當時的袁庚已經62歲，周為民曾多次聽到袁庚在公開場合講述“這一小片狹長的土地就像試管一樣”。如果説深圳經濟特區是鄧小平為中國改革開放劃出的第一片試驗田，那麼蛇口就是中國改革開放的第一根試管。
1979年1月，廣東省決定將寶安縣改為深圳市，開發建設出口基地。此後，廣東省委提出，廣東的對外開放應該先走一步。1979年4月中央工作會議期間，廣東省委希望中央下放若干權力，讓廣東在對外經濟活動中有必要的自主權：允許在毗鄰港澳的深圳、珠海、汕頭舉辦出口加工區。
中央要求廣東進一步組織論證，提出具體實施方案。在如何命名實行特殊政策的地區，是叫“自由貿易區”“出口加工區”還是“投資促進區”問題上，鄧小平明確提出，還是叫特區好，陝甘寧開始就叫特區嘛！他還針對特區説，中央沒有錢，可以給些政策，你們自己去搞，殺出一條血路來。
1980年8月，五屆全國人大十五次會議決定，批准設立深圳經濟特區，並通過了《廣東省經濟特區條例》，經濟特區建設正式通過立法程序確定下來。
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
剛剛創立的蛇口工業區，百事待興，求才若渴。1981年，蛇口工業區開全國之先河，在《廣州日報》刊登啓事，面向全國招聘管理人才。
為了招到合適的人選，袁庚到北京，騎着自行車就去了清華大學，將發起成立清華大學學生經濟管理愛好者協會的顧立基、清華企業管理系首屆研究生的餘昌民和時任清華大學團委副書記、黨委委員的周為民招致麾下。
周為民是蛇口工業區幹部培訓班第二期學員。“我去的那一年就要了10個清華學生和10個上海交大、同濟大學等學校的學生，一共20個。”他説，這對於當時中國每年畢業大學生只有十幾萬的總數來説，非常難能可貴。
“培訓班每年一期，一直開辦到1997年和夜大合併。”周為民説，參加培訓的人數以後也逐年上升，被人們稱為蛇口工業區的“黃埔軍校”。
很快，袁庚帶領的隊伍在蛇口開始了“五通一平”（通水、通電、通航、通車、通訊、平整土地）和招商引資工作。
周為民向記者講述了一個“4分錢驚動中南海”的故事。當時工人的收入是由工資加獎金組成，其中獎金分別為7、6、5元三個等級，工人對每月幾元的獎金收入興趣不大，幹勁不高，每人每天運泥僅20-30車。為了調動積極性，袁庚決定實行定額超產獎勵制度，做法是每人每天定額運泥55車，完成定額每車獎勵2分錢，超過定額每車獎勵4分錢，並且“上不封頂、下不保底”。
這一嶄新的分配製度改革一下子調動了大家的積極性，每人最少一天能運送八九十車，幹勁大的甚至高達130多車，一天能領到三四元的獎金。碼頭施工進度大大加快。
但是，這種做法在當時還是石破天驚，備受質疑，因為“帶有資本主義的嫌疑”，一度被勒令停止。這一情況反映到中央，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谷牧作出批示，“特區既實行特殊政策，交通部、勞動總局這些規定在蛇口完全可以不實行”，蛇口工業區才恢復了定額超產獎，隨後，這一分配獎勵制度逐漸推廣到了全國。
艱難探索，改革不停步
對照蛇口分配製度改革的經驗，1982年，深圳在中港合資企業竹園賓館等進行工資改革試點，1983年把試點擴大到更多的企業。這項改革開國營企業自主決定分配的先河，對於全國企業都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除了分配製度改革，蛇口在那一段時間，創造了24項全國第一。第一個進行工程招標、第一個實行幹部聘任制、第一個實現住房商品化、第一個建立社保體系、第一個在企業內部進行民主選舉等……
也是從蛇口起航，深圳經濟特區開啓了一系列不同於國內其他地區的特殊政策和管理體制，即實行以市場調節為主，在對外經濟活動中實行更加開放的政策，找到了一條打破僵化的計劃管理體制、儘快把經濟搞上去的新路。
現在看起來稀鬆平常的制度，在當時的每一步，卻是“成如容易卻艱辛”。深圳特區創辦之初，面臨大規模建設任務，但是傳統體制吃大鍋飯，工程質差價高。建築管理體制成為深圳首先面臨的改革問題。1981年，深圳特區房地產公司制定了《房地產公司工程招標實行辦法》，深圳開始放開建築市場。次年，政府又出台工程招標制度，這一做法被譽為深圳“敢闖第一例”。
深圳自創辦特區伊始，就基本放開了生產資料價格，除了鋼材、水泥和木材等生產資料外，其餘全部放開，且指令性計劃管理的物資比重逐年降低。1982年，政府率先實行價格闖關，調高主要農副產品收購價格，擴大差價，對企業下放定價權和實行一定幅度的浮動價格。制度實行後，物價一時高漲，但由於深圳物價高於內地，國內外商品紛紛流入，商品供需很快平衡，這項制度使市場的價值規律發生了作用。
經濟學家樊綱這樣評價深圳這一時期的改革探索：經濟特區在中國前所未有，而理論和現實、傳統體制和實際發展需要之間又處處充滿矛盾，改革者既要艱苦探索，又要頂住壓力忍受各種指責。但深圳終究是殺出了一條血路。
深圳最大的成功還是觀念的創新。今年已過花甲之年的周為民有件事此生難忘。剛來深圳準備紮根的他，因為“四五”運動時經歷過牢獄之災等情況，按照國家某部委的一文件要被遣返離開深圳，袁庚發聲：“我要用我餘年的政治生命，為這個年輕人孤注一擲！”
此事後來驚動了時任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政治局委員胡啓立，他在袁庚和工業區總經理喬勝利起草的關於周為民的報告上批示：對於那些立志改革，但因思想偏激，説錯了話，哪怕是做了一些錯事的年輕人，要着重教育，不可輕易劃到對立面去……
至今，這份報告的複印件還保存在蛇口的改革開放博物館，激勵着更多深圳人大步向前，改革不停步，奮鬥不停歇，不斷續寫更多“春天的故事”……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劉芳 來源：中國青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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