貴圈：獨家調查：青年導演胡波之死

　　導演（資料圖）

　　騰訊娛樂專稿 文/紆軫 耿颺 葉彌衫 責編/子時

　　2017年10月12日，29歲的青年作家、導演胡波（筆名胡遷），在北京東五環一幢住宅樓的樓梯間裏，用一根繩子告別了這個世界。

　　此前，他已經出版了兩本小説《大裂》和《牛蛙》，執導的首部電影《大象席地而坐》於年初製作完成，而第二部電影的計劃正在推進之中。

　　對於一個不到30歲的創作者來説，這是一份出色的成績單。這個年輕人正走在通往所謂成功的道路上，但他卻選擇以一種最決絕的方式中斷了前行。

　　殉道者，這是我們從胡波朋友及同行口中拼湊出的印象。

　　也正賴於此，胡遷早前描述自己經濟窘迫、感情受挫、精神危機的微博被廣泛轉發。一個創作者無法得到合理的回報，令惋惜的人們執着於拼湊一個只有才華的年輕人是如何經歷了的種種苦難。甚至有網友義憤地表示，簽約的冬春影業，可能是這個滿腦袋只有藝術的年輕人，除了自縊之外，最錯誤的決定。在他離去後的巨大輿論聲潮中，折射出的是電影人的切膚之痛；甚至，他不是這幾年裏第一個、也許也不會是最後一個，選擇自殺的文藝創作者。

　　但在這篇《貴圈》裏，我們想呈現的只是一個真實的胡波。這一次，請讓他不作為任何行業、任何事件、任何大環境下的個體代表，只作為他自己，來被我們理解。

　　1.“我已經在外面綁好了繩子”

　　胡波的屍體，是在10月12日被他的朋友（化名）發現的。據《新京報書評》的報道顯示，當天恰逢趙亮的生日，他本想找胡波一起吃飯慶生，但整天聯繫不上人。晚上7時許，趙亮終於忍不住帶上胡波家的備用鑰匙直接上門找人。

　　倆人都住在北京五環外的某小區，平日常在一起喝酒聊天。胡波獨自租住的房子面積不大，趙亮開門後很快就打量了一遍，沒人在家，倒是5個月前被胡波帶回家的小貓不怕人，靜靜卧在地上看着他。

　　趙亮很快放棄準備離開，但就在轉身時，他看到了那個熟悉的身影——懸空着、掛在樓梯間。

　　早在2016年，胡波曾寫過一首短詩：“那頭顱掛在樹梢／好像接近死亡能使你懂得什麼／但世界啊／永遠像最初的樣子。”

　　我們不知道這種形式使他懂得了什麼，但對他的朋友，對趙亮來説，那一瞬間，他覺得“身體裏炸了一下”。

　　不到一個小時，噩耗在胡波的交際圈裏爆炸式地傳開。很多人有類似的感受，“心臟被擊碎了。”他的一位朋友對我們描述。

　　胡波去世訃告

　　而朋友（化名）的感受更為複雜，胡波此前不止一次對他表露過厭世情緒。10月5日，胡波連續給姜山發了兩條微信：“如果我現在離開這個世界，應該能給你留下一些禮物”、“現在為止我完成了三部電影（劇本）三本書，應該能給我父母留下一些稿費了。”

　　隨後他發了第三條：“我已經在外面綁好了繩子”。

　　看到消息後，姜山花了很長時間勸阻胡波不要亂來。幾天後他們還見了面，那天北京下雨，胡波將頭上戴的帽子摘下來遞給姜山，“可別淋濕了。”他覺得當天的胡波非常開朗，講了未來的規劃，細緻到新書應該怎樣裝幀的種種細節。

　　那時候他覺得，自己應該“已經勸住他了”。而幾天之後他覺得，那應該是胡波在交代後事。

　　另一位朋友“牧羊的水鬼”在微博上回憶了自己10月8日和胡波的最後一次談話，裏面涉及了死亡的訊息：

　　“以後我的墓碑上要刻一個吊死的人。”

　　“墓誌銘上寫什麼？這裏吊着全宇宙最孤獨的人嗎？”

　　“反正活着也沒什麼好事，就是像工具一樣，寫作，拍電影。但創作本身是去經歷幾何倍數的痛苦。”

　　2.眾人眼裏的幸運兒

　　一個多月前，胡波就曾對姜山説了一句：“過幾天我給你表演一個上吊。”

　　那固然是當時微博上“表演一個XX”的流行句式，但姜山還是有點緊張，結果使得胡波反過來安慰他：“放心，我還有電影沒寫完，怎麼着都要熬到三十四、五歲。”

　　這個理由説服了姜山。“我覺得他心裏還有念想。”姜山回憶。

　　姜山並不是唯一一個這麼理解的朋友。李夏（化名）對我們説，胡波曾對他表示自己狀況在好轉，不僅又完成了一部新書，更重要的是，“還有一部新電影，不出意外會在年底開拍，由他的偶像、匈牙利電影導演擔任監製。”

　　電影是胡波的希望之光。不僅他的朋友這麼相信，在過去的很長時間裏，他自己就是最相信的一個人。

　　胡波兩次落榜，才考上北京電影學院導演系，上大一時他已經22歲，是普通學生正常畢業的年紀。

　　上大學之前他已經完成了自己的電影啓蒙：通宵在網吧看諸如《十誡》、之類的經典電影。他的同學馬噠在《我認識的湖》中記錄，胡波曾自信地和她表示：“《小時代》之類的爛片盛行過以後，中國觀眾會知道什麼是真正的好片，比如這樣的電影。我們就去做《血迷宮》。”

　　這或許註定他是個小時代裏的孤獨者。一次學期作業，胡波拍攝了一個關於一頭驢和一棟房子的短片。看完成片後，導師給他的建議是：多學學韓國電影，學習如何拍商業片。

　　“我直到畢業都不能不受限制地拍電影，想着考了這麼多年學圖什麼呢？就重操舊業開始寫小説。”在他開始拍電影后，胡波曾解釋自己創作小説的契機。

　　胡波小説集《大裂》

　　在沒有電影拍的日子裏，胡波專心寫作，最終完成了小説集《大裂》 。在台灣作家黃麗羣看來：“本書如其名，徹底是一本傷害之書。書中15箇中短篇小説，每篇小説都懷抱同樣一個任何人無從迴避的問題：‘我們還要活（被傷害）多久？’”他的好友事後提到胡波的創作，語氣裏透露出擔憂：“他在燃燒自己。”

　　但同時，小説創作中，也包含着他的電影儲備。2016年7月的青海西寧First青年電影節上，胡波帶着自己的劇本《金羊毛》走上了創投會的宣講台。

　　青年電影節，胡波登台介紹他的項目《金羊毛》

　　所謂創投會，就是為資方和電影新人之間搭建的交流接洽平台。通常，一個導演、編劇帶着自己的項目登台“路演”，只要創意夠好、描述夠吸引人，就有可能在日後變成一部真正的電影。

　　相比他富於魅力的文字表達，胡波平時並不愛説話，曾經採訪他的記者描述他“總是能一句話就結束談話”。那天在創投會上的表現，據當時在現場的製片人楊城回憶説：“胡波在路演的時候有些緊張，發揮得不算好。

　　當天主持人在介紹他出場時，還特別向聽眾指出這位演講者有些害羞。果然，胡波在登台後剛説了一小段就卡主了，他站在台上一動不動，顯得有些無措。隨後，是全場長達幾十秒鐘的寂靜。接下來的時間裏，胡波努力重新接上話題，但內容已經完全跑偏。

　　最終，那場宣講會有7個得獎者，胡波自然不在其中。

　　但王小帥的妻子、冬春影業的製片人注意到了這個年輕人。經她牽線，王小帥在活動後看到了《金羊毛》的完整劇本——劇本與宣講的差異，用王小帥在給胡波小説集《大裂》的序言裏的話説，文字“散發出一股迷人和離奇的氣息”，這和“作者在台上絮叨的古希臘失之千里。”

　　在人生的第28年，這個一直下着苦功的年輕人，忽然成了眾人眼裏的幸運兒。冬春和他迅速簽約，一個月後，項目正式啓動。

　　他自己在那時候應該也有幸運的感受：“如果沒有這個平台的話，根本就不知道要等多久才能夠拍出這部影片，不知道要怎麼進行下去。它相當於是一個起點，這個起點特別重要。”

　　只是他那時未必知道，這個起點，對於他的人生，還將會通往何處。

　　3.崩潰的6個月

　　合作一年之後，今年9月初，胡波在微博上描述“的人還都覺得你運氣特好時”，已經需要用“CTMD”來表達自己的情緒。

　　據胡波身邊人透露，冬春影業提供的影片製作經費大約是70萬，這對一部長片來説相當緊張。當時胡波曾通過朋友圈，向電影學院的同學們發出過招募，希望得到他們的友情相助。正式開機後，據片場工作人員回憶，拍攝過程雖然充滿艱辛，但他在現場充滿了熱情。

　　電影拍攝現場，王小帥親自指導胡波

　　今年3月份，影片順利殺青，接下來的部分好像順理成章：後期製作、剪輯、選送電影節……可是，就像影片的片名從最初參加創投時的《金羊毛》變成了《愛在花盛開時》又變成了他小説中的故事名《大象席地而坐》一樣波折，胡波和冬春影業的分歧也從這個時候起開始出現。

　　胡波最先交出了一個時長4個小時的粗剪版本，但作為監製的王小帥希望他把時長壓縮在2個小時左右，以適應市場規律。隨後胡波交出了修改版，但是，僅僅比粗剪版剪去了10分鐘。對於王小帥和冬春影業來説，這個版本依然“不合格”。

　　楊城回憶，今年6月胡波曾經請他看過3小時的電影。“這是他自己比較滿意的一個版本，雖然有點長，但是讓人印象很深刻。”

　　影評人賽人也在一個私人放映場合看過這個版本的《大象席地而坐》，認為這是一部有特點的影片。他還記得一個細節：當時主辦方介紹胡波的時候，甚至忘記了他的名字，只介紹説“這位是導演”。

　　但同樣有看過電影的業內人士認為，“他的感情太不剋制了，好的電影作品應該是在宣泄的同時有反思，但是他顯然還沒有這個思辨能力和控制力，電影裏有太多不必要的細節，最後的隱喻其實也很淺顯。”

　　對於這個顯然將自己視為“作者”的電影人，3小時50分鐘，已經是他對作品的最大讓步。但是，如果將之置於電影工業，這部電影是否屬於合格產品，甚至導演是否屬於合格的流程執行者，可能尚需兩説。

　　有知情人向《貴圈》透露，王小帥和劉璇開始對胡波的項目非常重視，也很看好。但胡波因為堅持3個小時50分鐘的版本，曾與劉璇爆發過激烈的衝突。

　　胡波照片中的眼神透露着無邊的孤獨

　　也就是在那段時間，胡波身邊的朋友發現，他開始變得痛苦消沉，除了寫作外，他用打遊戲和喝酒來發泄心中的苦悶。他開始一把一把地掉頭髮，並在微博上寫下“留髮之後也開始掉頭髮”。或許，那時的胡波已經意識到，對於這部自視甚重的影片，他只是一個執行者，隨時有“出局”的可能性。

　　曾與冬春影業接觸過的人士向《貴圈》透露，與青年導演合作時，冬春影業通常會提出“作為項目的第一齣品方”以及“承擔影片製作”的條件。這一點從胡波生前的採訪中也能得到佐證：“如果僅靠個人的話，其實我也沒什麼行業資源，沒有主創團隊、演員等等。最終影片拍攝團隊，除了攝影師和其中一個演員外，都是冬春這邊幫忙整合的。”

　　但與其説這是胡波與冬春之間的矛盾，或許説，這是一個青年導演，與目前的製片體制發生的矛盾。事實上，在項目操作過，製作公司負責經費以及製作成本，承擔更高的風險，也因此，擁有更大的話語權、決定權。甚至不乏已經成名的大導演都遇到“沒有剪輯權”的例子，比如《長城》的剪輯權就不在手上，為了保留秦腔的場面，他幾乎已經要和美國方面鬧僵。至於缺錢缺資源的青年導演，更不待言。

　　而如果一個導演想離開所簽約的公司，要麼自己走人，如果想帶走項目，只能“打包買走”。很顯然，胡波不能放棄自己的電影，但他同樣也沒有“贖回”版權的本錢。

　　胡波在微博上透露電影讓他感到屈辱、絕望

　　同學馬噠還回憶了這樣一個段子：早年間，胡波在學校附近的城中村拍畢業作品，當地不少地痞流氓拿着砍刀過來討要場地費，而胡波只是“淡定的拿着他的小本子蹲在牆角，一心一意地畫他的分鏡”。

　　這是他的專注，也可以是他的執拗與拒絕。而在關於電影剪輯的過程中，他的這個特點又體現了出來。當時胡波幾乎停下了手頭一切的電影工作，就像在大學期間，無法拍自己想拍的電影，於是開始寫小説，那段時間，他又重新開始寄情文學創作，在辭世之前，他寫完了第三部小説。

　　如今外界風傳胡波已失去自己作品的署名權，但他一位知情的朋友告訴《貴圈》，胡波在停工後曾收到過一封律師函，出品方以“消極怠工”為由，要求他去簽署放棄署名權的協議。胡波一度要籤，但一直拖着沒去。

　　只是冬春影業方面一直沒有公開相關合作細節，讓這一層關係引發了輿論的猜想和討論。劉璇曾經對於騰訊娛樂回應説：“我們選擇沉默，寧願被挑事，也不回應。希望那些看熱鬧的人會散去。”

　　如今，這個問題終於解決了。就在胡波舉行遺體告別儀式的前一天，我們得到了消息，冬春影業將把《大象席地而坐》的所有權益捐贈給胡波父母，包含版權及收益。後續在親友的監督下，將由胡波父母將影片委託FIRST青年影展進行後期及系列工作。

　　沒有人能想像，如果胡波還能聽到這個消息，他將作何反應？至少在他去世之前，“當那些人拍着網劇寫着商業片劇本胡吃海喝換車旅遊的時候，走過來説你運氣真好啊真羨慕啊，我真想取出我珍藏的鑿子和斧子。”

　　他沒有對別人動用鑿子斧子，他只是對自己用了一根繩子。

　　4.如果生活可以在電影之外

　　胡波微博透露自己生活困境

　　在胡波的微博中，引起轉發和討論最多的是他在9月3日的一條。而在這條微博當中，最引人關注的又是他的經濟問題：“這一年，出了兩本書，拍了一部藝術片，新寫了一本，總共拿了兩萬的版權稿費，電影一分錢沒有，女朋友也跑了，隔了好幾個月寫封信過去人回‘噁心不噁心’。今天螞蟻微貸都還不上，還不上就借不出。”

　　很多人因此認為他是一個特別清貧的創作者。但事實上，他提到的兩萬指的僅是“版權稿費”，而他這段時間持續的文學創作，曾在文藝期刊和 “ONE” 上發表多篇作品。據朋友估計，胡波每個月零零散散的稿費也接近一萬。他的一位大學同學也向我們表示，“沒聽説他經濟特別困難。”

　　這一點在他的微博上亦有印證，在三里屯被人搭訕時，他曾透露一個月“收成好的時候”可能有兩萬元。

　　好友姜山還記得胡波在今年5月，曾向他抱怨過房東一下子漲了1000塊房租，但當他主動詢問是否需要經濟援助時，自尊心很強的胡波拒絕了，“他説總會有辦法的。”

　　辦法或許是，5月之後，胡波的第二部電影開始籌備，除了能從新合作的出品方處獲得一部分資金，這件事似乎給他帶來更多精神上的正面意義。相比之前，他反覆在微博渲染着“終於明白了什麼是導演工作”，對自己不在寫作狀態的抱怨，而在5月下旬，他開始養貓，“本來想着一起積極面對生活。”

　　胡波的小貓如今再也找不到自己的主人

　　在他的朋友看來，胡波與冬春影業僵持的這段時間裏，日子過得很苦。但相比經濟上的困窘，更大的是精神上的痛苦。在微博上，可以看到一個創作者的自我懷疑與否定，在那些日子裏，他酗酒、打遊戲、虛擲光陰，沉浸於各類無望的小情緒。 也可以看到他在作品發表之後，“轉一篇厲害的小説”的滿意，對別人的書評的點贊——也許被理解被肯定，始終是他極深的需要。

　　除了養貓，他似乎也嘗試在更多方面喚起與人生的羈絆。他的前女友此前沒有給出原因地突然離開了他，在電影剪輯完成後，胡波試圖重新聯繫她，但對方在幾個月後，回了一句“噁心不噁心”，頗使他受到打擊。

　　但他對別人，似乎仍然保留着最大的温情和善意。今年七月，胡波到西寧參加了他的偶像、匈牙利導演貝拉·塔爾的大師訓練營，也是這個機會，使大師有可能成為他第二部電影的監製。訓練營期間，在沒有資金、團隊的情況下，胡波用一天的時間拍出了一部短片，短片女主角是一個當地的小姑娘。當胡波知道這個小姑娘熱愛寫作的時候，他特地請朋友把他的電腦從北京快遞到西寧，送給了那個小姑娘。

　　就像馬噠在文章中講述的，當年她畢業離京，胡波送她的離別禮物是黑膠唱片，以及，還寄去了一台唱片機，“這樣才能體現出你是個牛逼的錄音師。”

　　在馬噠的眼中，胡波是個一眼就能發現“不是個正常的人”。他專注、執拗，不苟言笑，看人直勾勾的常使人尷尬，“頭髮亂得像幾個月沒有打理過的雜草”，“一雙眼神迷離的眼睛藏在鏡片後”。

　　但在這種情況下，她仍能看到：“他是我在電影學院認識的人中最簡單的一個。在電影學院我見到最多的就是諂媚和奉承。不知他是不諳世事，還是不屑於讓自己陷入世俗紛擾，總之我羨慕他能活得那樣純粹。愛就是愛，恨就是恨。我喜歡你就請你吃飯，討厭你就跟你吵架，並且沒有中間地帶。”

　　水鬼回憶，在離別之前，胡波見了她最後一面，當天他穿了一件毛茸茸的灰色衞衣、天藍色背心、新球鞋，帶着頂漁夫帽，時尚而健康。他説接下來年底拍電影，明年排戲劇，可能這兩年沒精力寫作了。

　　當時她以為他充滿希望。

　　只是他把這種希望，帶去了另一個世界。

　　後記：

　　我們再也不能真正得知胡波為什麼會選擇和世界告別，死亡可能有千萬種原因，但卻只有一個結果。或許用不了多久，輿論便將湧向下一個熱點，胡波這個名字很快就會被大眾遺忘，成為無數面目模糊的早逝者之一。除了親人摯友，或許只有那隻短短陪伴了他幾個月的小貓偶爾還會想起，那個曾試過和它一起積極面對生活，但卻最終先走一步的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