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媒體對全國兩萬多名12歲至18歲中學生開展“青少年追星調查”，並結合調查採訪了眾多粉絲、業內人士和專家學者，發現青少年粉絲羣體易受人操控利用，飯圈互撕網暴、黨同伐異的不良風氣，容易對價值觀尚未形成的青少年帶來負面影響。
7月13日，國家網信辦發佈的《關於開展2020“清朗”未成年人暑期網絡環境專項整治的通知》稱，“嚴厲打擊誘導未成年人……應援打榜、刷量控評、大額消費等行為。大力整治明星話題、熱門帖文的互動評論環節煽動挑撥青少年粉絲羣體對立、互撕謾罵、人肉搜索等行為……深入清理宣揚攀比炫富、奢靡享樂等不良价值觀的信息”。
次日，新浪微博管理員賬號也發佈了一則社區公告，稱已與肖戰工作室在7月9日就粉絲引導管理相關問題進行了談話。一週過後，天津網信辦、河北網信辦陸續啓動了專項整治行動，管控無底線追星、飯圈互撕等現象，旨在為青少年樹立一個良好的榜樣。
不得不承認的是，粉絲羣體越來越年輕了。中國報告網《2020年中國粉絲經濟市場發展規模現狀及未來前景分析報告》顯示，90后里追星羣體佔比僅26.78％，95後為50.82％，00後則接近70％，學生黨是粉絲中的核心羣體，佔比過半。
流量至上數據為王
飯圈經濟大行其道
“飯圈”是粉絲圈子的簡稱，它是一種由追星粉絲自發組成的娛樂社羣，其成員多集中在青少年等低年齡階段的人羣中。
《法制日報》記者調查發現，如今的飯圈羣體在原有論壇粉絲制度的基礎上，有了更加多樣化的發展。在飯圈中，粉絲一般可以分為“粉頭”、前線粉絲、普通粉絲、“白嫖”粉絲等幾類。“粉頭”一般是指明星各大應援會的管理者和組織者，他們通常具有較強的經濟能力和較多的空閒時間，是飯圈粉絲中的領導者。
中國傳媒大學政法學院副院長王四新説：“飯圈內部劃分等級是人類社會在飯圈文化裏的反映。人類社會一直存在着各種不同形式的等級文化，所以在飯圈裏面的成員也自然根據自己與明星親近的程度，對明星瞭解的程度以及擁有相關資源的程度，把粉絲劃分為不同的等級。這種不同的等級也是飯圈內構建秩序的一種方法，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飯圈內部的穩定性。”
曾作為某粉絲團資深粉絲的劉欣然告訴《法制日報》記者，一個較為成熟或者熱度較高的藝人，可能具有官方後援會、粉絲個站和其他大大小小的資源博、數據博、打投組等分支。其中，體系化的官方後援會有着顯著的優勢，往往作為唯一對接公司的粉絲站，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集資、“輪博”（輪流轉微博）、做數據都更集中。藝人的官方後援會往往有微博藍V認證，這在平台側意味着是以企業或機構身份進行認證。比如根據微博平台認證規則，這些粉絲後援會都至少具有藝人公司確認的唯一官方後援會私信確認截圖，或明星經紀公司／工作室的營業執照及加蓋彩色公章的機構認證公函。
如今的明星後援會，早已不只是普通的影視、音樂、體育愛好者組成的興趣社羣，更像是一個有着明確職責分工的組織機構。在流量至上、數據為王的規則引導下，互聯網能將千千萬萬個粉絲聚集起來，轉化出驚人的力量，甚至可以改變藝人的職業發展路徑。
時下的應援主要分線上和線下兩種。
“線上應援，主要是為明星打榜、刷熱度。‘愛豆’（偶像的英文音譯）發微博了，要積極轉發評論、控評點贊一條龍；愛豆沒發微博，那就做好淨化和‘反黑’，積極簽到愛豆的超級話題，多提及並＠愛豆從而提升微博話題量。一旦愛豆明星勢力榜下降，那就要真金白銀地買小花花，2元一朵，一直贈送到愛豆升至理想的名次。”劉欣然説，除此之外，貼吧粉絲數以及明星的百度搜索和微信搜索熱度都要維持，如果愛豆參加活動，需要前線火速出高清圖上傳，還要剪輯愛豆各種圈粉視頻，吸引新粉絲鞏固老粉絲，“愛豆參與的綜藝節目和影視劇必須要刷播放量，愛豆如果代言了新產品，那就要討廠家開心，微博上大張旗鼓＠並曬單”。
線下應援，則主要是為明星刷現實中的熱度。
“通常是包下地鐵公交車身和廣告牌，公共電視播放愛豆宣傳片、承包外灘巨幅廣告牌和時代廣場大屏幕更是每家必備。愛豆如果開演唱會或參加頒獎典禮，那就需要現場舉燈牌、統一應援服裝、提供各色應援物品；愛豆若是出演影視劇，那就搞好劇組應援，送花、送飲料、送餐等，導演、編劇和其他演員的小禮物也一個都不能遺漏，幫愛豆做好人情公關。”劉欣然説。
應援經費除來源於販賣周邊產品之外，也有自發的集資行為，比如前兩年被詬病的“創造101”集資事件。“創造101”粉絲集資主要用於投票點贊，這種集資行為無任何保障，全憑粉絲對組織者的信任，因此也常會引發粉絲詬病。不只是“創造101”，許多粉絲都曾質疑過粉絲站的應援金去處，強制粉絲站公佈明細。
低齡粉絲盲目跟風
為了愛豆出錢出力
媒體調查顯示，有42.2％的中學生自小學就開始了追星生活，有52％的中學生追星時間在3年以上。《法制日報》記者在微博超話社區明星板塊排行前十的明星社區中發現，有不少粉絲的微博資料顯示其年齡在11歲至23歲之間。
事實上，初中生狂熱追星，甚至充當某明星的“粉頭”在娛樂圈已經成為常態。一位擁有5000微博粉絲數的“粉頭”小兔告訴《法制日報》記者，她今年15歲，由於小學生、初中生的時間比較多，所以常常會被安排進行做數據、控評等，“我們的零花錢比較充裕，所以很樂意為偶像花錢，我們付出的情感也最多”。
有着7年飯圈經歷的網友小七告訴《法制日報》記者，飯圈中最討厭的粉絲就是“白嫖黨”，因為他們“飯”愛豆，卻不為愛豆花錢，如買專輯、看演唱會等，但是又享受着其他粉絲所獲取的資源。
小兔説，不同明星的粉絲氣質往往也不同。在花錢方面，一般粉絲不會給學生黨有太大的壓力，不過在打榜競爭等比較激烈的情況下，粉絲們當然希望能夠出自己最大的力，大部分做數據和買專輯等行為，都是粉絲們出於“對自家哥哥的愛”，想要禁止打榜、刷量、做數據等行為不太現實，“除非完全取消榜單，否則誰能忍受自己的偶像排名落在別人後面”。
今年5月，佛山公共電視頻道曾經採訪到一名“追星族”的母親黃女士。黃女士表示，為了買更多明星的周邊產品，女兒阿欣還問同學借錢。後來，該同學加了黃女士微信，説阿欣找她借了200元錢沒還，於是只能來找家長解決問題。
《法制日報》記者通過觀察這些年齡在11歲至15歲之間的粉絲微博發現，其內容多集中在微博控評和轉發帶有其偶像姓名的微博上。其中，還有不少關於和其他明星粉絲進行“罵戰”的微博。
《法制日報》記者調查發現，這類爭吵、辱罵性的內容常常是由於某些營銷號惡意對某幾個明星進行對比或者醜化而引發的。劉欣然告訴《法制日報》記者，許多低齡粉絲不能分辨內容的真偽，常常在營銷號甚至“粉頭”的引導下，與對家粉絲進行爭吵。
在媒體報道中，代理過上百件明星維權案的北京律師朱曉磊表示，這兩年，很多明星名譽權案被告主體開始變成了粉絲，“一種情況是，相關藝人在番位上有異議，而這些人都有強大的粉絲羣，有一些不理性的粉絲會通過抹黑對方來抬高自己喜歡的偶像，侮辱誹謗的形式非常多樣，如造黃謠罵髒話、詛咒對方、P遺照等”。
同時，在應援集資中也頻繁出現未成年人的身影。在某主流的粉絲應援集資平台上，如果用户選擇支付，粉絲應援集資平台會提示該平台不向未成年人提供服務，未成年人需要在徵得監護人同意的前提下使用平台服務。而有的粉絲應援集資平台在為應援項目支付時，則沒有年齡限制的明確提示。
“應援集資一般都是官方後援會組織，先設目標金額，達到上限後停止，無年齡限制，打錢的金額也沒有限制。”北京一位經常跑明星現場的粉絲呂小姐對《法制日報》記者説，追星的基本上都是初中生，就像淘寶下單，只要給錢就行，因為比賽過程中需要一直投票，所以款項也要不斷進賬。
此前，在某選秀選手打投組的羣聊中，當《法制日報》記者詢問未成年人通過平台打款是否有限制時，負責人稱沒有任何年齡限制。在15名等待考核進入打投組的粉絲中，有12人年齡在18歲以下。
辯證看待飯圈文化
引導推動健康發展
《法制日報》記者調查發現，目前各個明星的打投組、反黑組中都有學生黨、未成年人。
對此，重慶大學新聞學院副教授楊秀認為，羣體性孤獨是網絡飯圈文化形成的一個很重要原因。從社會的角度來看，當代青少年成長於一個物質比較豐富的時代，可學業競爭壓力卻很大，非常需要同伴來緩解其精神壓力。
“長期接觸互聯網信息的青少年們，在思想上與家人、朋友、老師等可能會產生較大的溝通差距。此時，他們需要找到一羣與自己有着共同愛好、思想的人去交流和溝通，而飯圈就成為他們心中的最佳渠道。”楊秀説，追星是一種集體性活動，向外界展示的是一種身份的認同。飯圈內部在價值觀、生活方式上具有高度的同質性。這種相似或相通的特徵使得成員間更容易溝通、信任和理解，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他們的孤獨。
在王四新看來，資本是一種強大的力量，它總是通過各種各樣的方式掌控各種各樣的羣體，千方百計地使其實現自己的利益。資本通過控制粉絲，讓粉絲自覺自願地捲入一些行動來實現自己的訴求是資本最常用的一種方式。
“一般來講，資本會通過這幾種方式來實現對粉絲的控制。”王四新分析認為，首先是投入巨資進行商業化的運作，通過事先設計好的流程以及準備好的包裝手段，把明星打造成各方面完美無缺的形象，讓其在粉絲中獲得很高的地位，並使粉絲在人格上、能力上對明星產生巨大的認可；其次，在把明星包裝成粉絲認可的形象之後，就可以進行比較具體的商業活動，“比如可以通過讓粉絲參與公司組織的某些活動，讓粉絲和資本、明星之間獲得穩定而長久的忠誠關係，然後再通過粉絲自發地宣傳，來擴大粉絲對相關明星代言產品的認可，最後進行變現”。
據新浪微博社區管理官方微博＠微博管理員14日上午消息，7月9日，微博與肖戰工作室就粉絲引導管理相關問題進行了談話。微博方面同時公佈了一批根據有關社區規則被關閉的賬號，這些賬號主要涉及攻擊媒體機構以及發佈不實信息引導“罵戰”。
一場針對未成年人追星過程中不正常現象的糾錯行動正在啓動。
楊秀認為，我國法律對於一些由極端飯圈文化所導致的名譽侵權、網絡誹謗等發揮了很重要的規範作用。但目前法律所能解決的僅僅是一些基礎的、底線的問題，想要真正治理好飯圈文化還需要全社會的綜合治理。另外，在治理飯圈文化的法律法規方面，不單單要從懲罰性的角度來規範，還應從激勵性的角度引導和推動網絡社羣健康發展，“飯圈的形成在社會背景、技術發展、青少年心理等作用下有一定的必然性。我們應辯證地看待飯圈文化，發揮其對社會影響的積極作用。”
“如果未成年人能夠從家庭、學校和周邊的人裏獲得充分的理解和支持，或者他們能夠與周邊的人有很好的溝通，形成健康的人格，有正常的渠道使得自己得到認可，其加入飯圈或者對飯圈文化認可的程度就會減弱，就不會通過這種畸形的方式來獲得認可。”王四新説。
在如何讓飯圈文化能夠發揮更大積極作用的問題上，王四新認為相關機構的監管一定要到位，這是防止飯圈文化走向極端成為資本牟利工具的一個前提，同時也是保護飯圈粉絲權益的一個前提，“只要這些粉絲在法律法規的約束下，在相關部門機構的監督下，不做出格和違法亂紀的事情，那麼他們身上的這種組織能力、創造能力就能夠更好地去做對社會有益的事情”。
來源：法制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