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乾隆中期以後，官員之間喜歡借饋贈之名，行賄賂之實，以謀取不正當利益。這種灰色交易猶如軀體內的惡性腫瘤，四處蔓延，異常活躍。權力系統成為利益輸送的管道，官家制度在其傳導過程中，其剛性的一面也隨之層層遞減。遞減的制度根本無法約束食權者膨脹的慾望，這種自下而上的病原體傳導方式，將權力結構層層腐蝕。州縣將利益導向道府，道府再導向總督和巡撫，總督和巡撫則導向京城權要們，最後接棒的是皇帝本人。
在官僚機器的運行過程中，這種迎來送往的利益傳接成為權力的潤滑劑。作為這部機器的主人，乾隆皇帝居然也參與到了這場權與利的博弈當中。皇帝居然也接受朝中大臣們的禮品，送給皇帝的禮品就是“貢品”。皇帝什麼稀罕玩意沒見過，所以給皇帝辦貢是一項勞神勞心的活，各方面都要考慮周全，既要是天下奇珍，又要不流於世俗。
王亶望顯然在這方面是高手，所送禮品往往能夠博取乾隆的歡心。比如説，他準備送給皇帝一柄價值4000兩白銀的玉如意，經過一番衡量覺得還不足以表達自己的孝敬之心，於是又在玉如意上鑲嵌大大小小珍珠為飾。四分重的珠子大約值四五千兩白銀，重五分者則需六七千兩，如搞一顆像龍眼果那樣重3錢的珠子，至少要掏白銀2萬兩。像王亶望出手如此闊綽，在各省督撫中也是屈指可數的。就算他們有這份孝心，也沒有這份財力。
王亶望之所以下這麼大本錢辦貢，倒不是他比其他官員大方，而是因為他所任的浙江巡撫是天下肥缺，一年朝廷發給他的養廉銀就有1萬兩，又加上他兼管鹽政，每年又增加9800兩津貼，這些都是制度內的合法收入。如果其他官員也打腫臉充胖子，就是自己一年的俸祿都搭進去也置辦不起禮品，更不要説過節要貢，過年要貢，皇上“萬壽”(生日)要貢，皇太后“聖壽”(生日)也要貢。
雖然進貢標準不一，但別的督撫大吏乃至京中權貴在這件事上也不敢有絲毫的怠慢。他們也得打腫臉充胖子，想盡一切辦法緊跟而上，進貢成了當時各級官員爭寵賣乖的必備手段。其實進貢之風並不是始於王亶望，當時的大學士、雲貴總督李侍堯曾經一次性進貢品九十餘種。當時有人將乾隆朝進貢成風的罪責推到李侍堯的身上，認定李侍堯“善納貢獻，物皆精巧，是以天下封疆大吏從風而靡”。其實將吏治腐敗的責任一股腦推給某個腐敗官員是沒有道理的。上樑不正下樑歪，正因為皇帝好這一口，下面的官員才會投其所好。
連續的貪污案暴露出了官僚集團的貪腐黑幕，乾隆也並非不清楚官員們進貢與吏治敗壞之間的關係。乾隆皇帝在查辦王亶望貪污案的整個過程中，曾經三次降旨對進貢作出某種限制，我們姑且將其認定為乾隆對官員進貢之事的自我檢討。但乾隆這麼做，只是做做應景的表面文章。因為沒有官員會相信這種蔓延開來的腐敗之風會來個急剎車。
當然對於皇帝來説，不納貢並不代表不斂財。在權力系統的利益管道中，又何止這一種選擇。比如説“和珅跌倒，嘉慶吃飽”。如果説和珅撈取的是灰色利益或者黑色利益，那麼嘉慶抄沒其資產，是不是間接撈取灰色或者黑色利益呢?如果全部充入國庫，並將這些資產用於民生，就等於取之於民，用之於民，但實際上並未如此。就拿王亶望貪污案來説，被革職拿問的甘肅原任、現任的大小官員有一百多名，統統被抄家。在籍沒的家產中，金珠玉玩之類最貴重的一份，照例要送進皇帝的私人金庫—內務府廣儲司。如此轉了一圈下來，本來以為貪官被殺的殺，抄家的抄家，可皇帝還是將自己扣在了這條灰色利益鏈的最後一環。
這次全國性的抄家活動持續了兩年之久，甘肅省所有的貪官數年所積珍寶，可以説悉數歸入乾隆皇帝的私囊。皇帝對官員的借事罰銀，也幾近巧取豪奪。上面曾提到的江蘇巡撫閔鶚元的弟弟閔鶴元貪污賑銀1萬9千兩，乾隆皇帝命閔鶴元十倍罰出，即罰銀19萬兩。不久又發現閔鶴元虧空庫銀6萬多兩，也讓閔鶴元賠補。閔鶚元對其弟知情不舉，在皇帝審查之時又吞吞吐吐，乾隆皇帝命其“自行議罪”，自己給自己定個罪吧。
閔鶚元只好懇求皇帝，再允許他罰銀4萬兩。閔鶚元每年就一萬兩的養廉銀，用來償付弟弟的罰項已所剩無幾。沒過多長時間，就連這筆養廉銀也被乾隆“永行停支”了。既然弟弟貪污，那麼你這個哥哥也不配享受國家發的養廉銀。
其實官員的廉潔還真就不是一時半會能夠養出來的，就拿以廉潔自律聞名的閔鶚元來説，到後來也還是在官場灰色生存的各種規則面前低下頭，走上了“苞苴日進，動逾千萬”的權錢交易之路。而他變法兒籌措來的近30萬兩罰銀，大都被指定繳到了內務府。乾隆初年，內務府的日子並不好過，如果皇家遇急事只能靠户部的銀庫(類似於中央銀行)來暫時接濟。到了乾隆中期，在大造圓明園等皇家林苑，以及滿足皇帝種種揮霍的同時，內務府卻奇蹟般地實現了扭虧為盈，其所屬機構廣儲司、圓明園、造辦處三座銀庫更是歲歲盈積。就連户部也經常從內務府借錢，從這一微妙變化中可以看出，乾隆皇帝在斂財方面絲毫不遜於他的那些臣子。
乾隆四十一年(1776)初，六十六歲的皇帝第四次東巡山東。與前幾次東巡有明顯不同，這一次，沿途前來接駕的王公大臣特別多：以前只是河北、山東的地方大員全數到來，而這一次附近的蒙古王公，幾處鹽政、織造，甚至連遠在湖廣、四川、廣東的封疆大吏也都聚集於此。一路之上儀仗塞路，鬧得山東地界是翻天覆地。大員們爭先恐後來到山東，只是為了滿足老皇帝愈演愈烈的一個喜好：收受貢品。乾隆的此次山東之行，也成了各地大臣們的賽寶大會。每位大員的車隊都是珠光寶氣，世間罕見。
我們來看一看乾隆這次短途旅行都收到了哪些貢品：二月十六日，在黃新莊駐蹕時，蒙古阿爾善親王羅卜藏多爾吉進了“金六十錠”，淨重五百九十二兩。親王説，這是預備皇帝一路上賞賜他人之用。六天後，還是在黃新莊，河南巡撫徐績給皇帝進了數車衣料，包括貢緞袍五十端、貢緞套五十端、寧袍五十端、寧褂五十端、杭綾一百端、汴綾一百端、貂皮一百張、烏雲豹一千張、銀鼠一千張。
由北京到山東，一路之上，幾乎每個驛站都有大量的貢品在等着乾隆皇帝查收。內務府派出大量接收人員，源源不斷地將這些貢品裝車運回皇宮……皇帝出一趟差，賺得盆滿缽滿。乾隆年間的貪風之熾與懲貪之嚴，兩種風氣的激烈碰撞，讓人看得一頭霧水。我們就拿王亶望貪污案來説，整個甘肅官場可以説是到了無官不腐的地步。一件貪污案處理下來，前前後後竟殺掉大小官員50多人，不能説懲貪不嚴。可這種霹靂手段並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貪風依舊愈刮愈猛。乾隆對這個案子的處理頗值得玩味，雖然整個甘肅官場到了無官不腐的地步，可最後受到國法處置的只有200人，要知道，一個省的官員接近千人。
那麼其他五分之四的官員呢?答案是，大部分官員已經被帶病提拔或者異地交流了。這些漏網的官員就是沾了集體腐敗的光，涉案官員之多讓乾隆也覺得心驚，最後不得不抬高立案的門檻，涉案金額由最初的一千兩提高到一萬兩。既然一個林子裏都是貪吃的野獸，為了保持生態平衡，那就抓大放小。皇帝用事實證明，腐敗有個邊界，沒有撈出界就是安全的;一旦撈出界，就是危險的。危險係數會隨着參與人員的增加而得到稀釋，人越多，也就越接近“安全”的彼岸。
這也正是“齊黑”效應的題中應有之義。當這條權力鏈上的所有人都準備一條道走到黑的時候，黑與白的對比也就失去了參照。在這種情況下，誰是“黑”，誰又是真正意義上的“白”呢?不過都是行走於灰色地帶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