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5月2日，紫禁城乾清宮中，一張大案上攤着一份條約文稿。
24歲的光緒皇帝一遍遍地繞着大案急走，時而停下來，望一眼那份李鴻章由日本馬關帶回來的條約。一聲沉重的嘆息後，他坐了下來，舉起毛筆，飽蘸朱墨，顫抖着在文件上籤下了一個大大的“允”字。之所以如此難於落筆，是因為這份條約的內容實在是太苛刻了。
這份後來被稱為《馬關條約》的文件規定，因為甲午戰敗，中國要賠償日本二億兩白銀，還要割讓遼東半島、台灣和澎湖列島，並增開重慶、沙市、蘇州、杭州等為通商口岸，允許日本在這些地方開設工廠。
這是自鴉片戰爭以來，對中國打擊最為沉重的一份條約。從1840年鴉片戰爭簽訂的《南京條約》開始，到1881年的《伊犁條約》，中國在近代以來歷次失敗中所付出的賠款總額也不到5000萬兩，而這一次的賠款數額，居然是歷次賠款總額的四倍。
以前中國雖也丟失過一些土地，不過大多位於邊陲，土地荒涼，人煙稀少，對人心震動有限。這次，丟掉的卻是已經開闢了幾百年的人煙稠密的台灣，以及屬於大清王朝龍興之地的遼東半島，對全體中國人的心理打擊是空前的。
期望一展身手的契機
回想這場戰爭的發生及結局，與光緒皇帝的性格才識密切相關。
光緒十五年二月初三，光緒宣佈親政。整整九個小時的親政大典中，皇帝一直精神煥發，神采奕奕。翁同龢日記中記載：“仰瞻天顏，甚精采也!”
對於大清帝國的無數臣民來説，這是一個充滿想象和期待的時刻。自從28年前咸豐皇帝死後，大清帝國一直沒有一個男主人。
慈禧太后對光緒也不無期待。光緒是個好學的皇帝，對書籍的興趣發自內心。資料記載，在宮中慶典演戲之時，他常挾一卷書，找一個僻靜的地方閲讀。他以恪守孝道聞名，對太后和師傅的話奉之唯謹。就像現在唯成績論的家長們一樣，太后內心雖對光緒的個性從未喜歡過，但仍認定他已經是一個合格的繼承人。
“除了口吃這一先天不足外，無論在哪一方面，都遠遠超過了當年的同治帝”。她相信，他從書本中學到的那麼多知識和真理，會有助於他將來取得成功。
在親政的頭幾年，年輕的光緒並沒有給大清帝國帶來驚喜。坐到馭手的位置後，光緒發現在很大程度上，是車在操縱他，而不是他在操縱車。帝國政治如同一架上好了發條的鐘表，一切都按照太后執政時的成例一成不變地運行。他並沒有多少自由發揮的空間。光緒期望一個契機，有機會一展身手。
光緒二十年七月，一封來自異國的電報，讓大清帝國的政治神經猛一下收縮起來。清日因為朝鮮，可能發生戰爭。
自從道光末期以來，大清國就不斷受人欺負。開始是英國，後來是法國，再後來什麼美國、德國、意大利……現在，西洋的國家輪完了，居然又輪到了東洋的小日本!對於西洋諸國，光緒不太瞭解，然而對身邊的日本卻是一向“清楚”的。
《二十四史》裏每部都有《日本傳》。“考日本之為國，不過三島，浮沉東海，猶一粟，土地、軍事俱不及中國十分之一”。雖然這些年聽説它開始效法西洋，搞什麼維新，但能有多大作為?如果他能抓住這個機會，打敗日本，自然會樹立起巨大的威信，也會有力地向太后證明自己的執政能力。
更重要的是，如果取勝，那就是道光末期以來，中國對外戰爭中的第一場勝利。這場勝利，當然會讓鬱悶已久的中國大大揚眉吐氣。“中國果能因此振刷精神，以圖自強，亦未始非靖邊強國之-轉機也。”也許這場戰爭會成為大清國勢的一個關鍵轉折點，由此由弱轉強，由敗轉勝，走向振興之路。
對於光緒的態度，包括師傅翁同龢在內的一大批朝臣，特別是絕大多數年輕的中下級官員，都堅決支持，一致歡呼。
在他們當中，曾國藩的孫子、翰林院編修曾廣鈞的言論最有代表性。他建議，大清此戰不但要擊敗日本，還要抓住機會乾脆把日本從地圖上抹去，把它變成中國的一個省。只有這樣，才能永絕後患!
皇宮教育的失敗
然而，並不是所有的人都那麼樂觀，比如北洋海陸軍最高統帥李鴻章和他的部下們。
其實早在20年前，李鴻章就已明確意識到，明治維新後的日本必將成為中國最危險的敵人。1874年，就是光緒入宮前一年底，李曾在一份奏摺中提到：“泰西雖強，尚在七萬裏以外，日本則近在户闥，伺我虛實，誠為中國永遠大患。”他所組建的北洋海軍，十分明確地把日本作為假想敵：“今日所以謀創水師不遺餘力者，大半為制馭日本起見。”
對國際事務頗有了解的李鴻章十分清楚這個小國20年來的發展變化。特別是在成功的政治改革之後，日本國的國家效率、戰爭動員能力等綜合國力已遠遠超過中國。
基於這種判斷，李鴻章提出了“避戰求和”的建議，建議光緒主動從朝鮮撤軍。如果避過此戰，中國就可以獲得一個戰略機遇期。在實力充足之後，再與日本交鋒不遲。
後來的事實證明，李鴻章這一建議是有道理的。如果這樣，日本挑戰中國的時間表就會被延後。然而，對李鴻章這一建議，光緒認為簡直荒唐可笑。主動撤軍，有失大清的體面，必不可行。他指示李鴻章抓緊時間，整軍備戰。在光緒的嚴厲催逼下，大清終於上了日本的圈套，走上與日本決一死戰的不歸路。
戰爭是一個放大器，它可以全面而清晰地展示一個人的素質。
在親政後的第一個重大決定中，光緒暴露了他知識儲備的嚴重不足。雖然從10歲起，太后就讓他學習閲讀奏摺，但親政5年後，他對國際事務，特別是對近在咫尺的這個鄰居，仍然是驚人地無知。問題就出在他接受的被認為是非常成功的帝王式教育上--
1919年，當溥儀的英文教師莊士敦走進這座宮殿的時候，他第一個感覺是時光倒流：“莊嚴肅穆的神武門，將我引進了一個空間與時間上與外界迥然不同的世界。通過這道城門，使我……從20世紀的中國倒退回了其歷史可追溯到羅馬帝國之前的古老中國。”
在高大的門洞之外，是生機勃勃的喧鬧的城市，而在門洞之內，卻是沉寂、荒涼的像時間被鎖住的另一個世界：“位於紫禁城深處的這些宮殿，與中國的共和世界在空間上相距不啻萬里之遙，斷非數百步之隔，在時間上相距無異千年之久，決非共處同一時代。”
雖然外面的世界日新月異，紫禁城卻還充斥着康熙乾隆年間的空氣。雖然在光緒出生前四年已有中國政府考察團遊歷歐洲，雖然在他七歲時中國已派出了第一批留學生，光緒皇帝接受的教育卻完全是傳統的。他的師傅是狀元出身的老儒翁同龢，教科書也與歷代皇帝毫無二致，不過是《帝鑑圖説》《十三經》《聖祖聖訓》之類的“帝王之學”。
按照時代的需要衡量，光緒的教育其實是非常失敗的。他的知識結構嚴重不合理。在挾炮艦而來的西方文明浪潮已經把古老的中國文明衝擊得搖搖欲墜之際，他的頭腦仍停留在中世紀。
《瀛台泣血記》的作者德齡在敍述她經歷的宮中生活時寫道：“一個人只要在皇宮裏住三五年就會變得愚蠢。”她指出，那是一個與世隔絕的地方，與外界絕少交流，見聞極為有限，生活極為刻板，極端迷信神權、迷信皇權，無形中造成一種凝固的空氣。即使是一個天資高的人也會被束縛得失去聰明。
雖然學習成績良好，然而除了書本知識以外，人情世故，乃至支配帝國政治的潛規則，在光緒的大腦中卻完全是空白。親政之後，經常接觸他的大臣們發現，這個年輕皇帝缺乏基本的社會常識和應變能力。
對軍事一竅不通，卻急於指揮
24歲的光緒其實對軍事一竅不通。戰爭形勢與他的想象大相徑庭。戰爭開始，清軍與日軍第一次交鋒於朝鮮成歡驛，即遭失敗，退守平壤。
此時，光緒尚不以此小挫為然，正式聲明對日宣戰，命對日“迎頭痛擊”。及至9月平壤之戰，李鴻章嫡系精兵又一次全面潰敗，放棄平壤北逃，此後不到半個月，清軍全部被趕過鴨綠江，日本佔領全朝鮮。
光緒大為震怒，認為這無疑是李鴻章臨場指揮不力的結果--這個老滑頭顯然缺乏戰爭的決心和勇氣，所以他的部下才這樣缺乏血性和忠勇。他以李鴻章未能迅赴戎機、日久無功為罪名，擬拔去李的三眼花翎，嚴加議處，希望他“激發天良”，痛改前非，用心指揮。
然而諭旨還沒有發到李鴻章處，1894年10月，日本人即突破由三萬中國重兵把守的鴨綠江，排闥直入，兵鋒直指瀋陽。把守鴨綠江的是著名勇將宋慶，他的軍隊也是中國裝備最好、最精鋭的部分，中國軍人的表現堪稱勇敢頑強，然而在日軍強大火力面前還是不堪一擊。
直到這時，光緒才不再埋怨清軍不“敢於勝利”了。他這時才發現，原來日本的軍事實力和中國根本不在同一水平線上。現在，這場戰爭已不是滅不滅日本的問題，而是中國會不會被滅的問題了。
光緒如同站在瞬間決口的大堤旁的指揮者，第一反應就是命令無論如何馬上堵住缺口。聖旨雪片一樣從京師飛來，每一道都口氣急迫。光緒要求將軍們迅速把日本人截住，不得讓他們前進一步。
光緒不知道，他這樣指揮，正是犯了軍法的大忌。日軍侵入中國境內的那一刻，李鴻章就已經明白這場戰爭不可能再是一場局部戰爭，而必然演變成決定國家生死存亡的命運之戰。他給皇帝上了道長長的奏摺，提出了“打持久戰”的主張。
李鴻章説，形勢很明顯，敵強我弱，日軍利於速戰速決，我軍利於“持久拖延”。日本的國力無法支持它打一場漫長的戰爭，如果中國能以空間換時間，不爭一城一地之得失，把日本拖住，就能將日本人拖垮。
應該説，李鴻章提出的這個戰略是當時的唯一取勝之道。他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持久戰法的提出者，他的建議，堪稱對中國軍事史的一個歷史貢獻。此議一出，許多老謀深算的大臣紛紛表示同意。
然而光緒卻沒有這個耐心。日軍在中國境內前進得越遠，光緒就越驚惶失措。他最擔心的是日本人接近北京，讓他和太后上演一次倉皇辭廟的慘劇。戰前下的所有決心這時已經不翼而飛，他所有的心思，都在於如何把日本阻止住。他催戰甚急，不斷把最優秀的軍隊調上前線，而所有的前方將帥，都讓他大失所望。
光緒對他們的態度只有兩種，一種是不斷地指責，指責他們不負責任，指責他們“膽怯”“無謀略”。另一種是恫嚇，動不動就以“軍法從事”“決不寬貸”的聖旨相威脅。在光緒的不斷催促下，最精鋭的部隊不斷被送上鋒線，不斷被日軍吞噬，正中日本人的下懷。
陸軍的失敗，很大程度上與光緒的指揮思想有關。海軍同樣如此。光緒的邏輯是隻要戰敗就是有罪。甲午戰爭的第一戰豐島海戰之後，光緒對海軍提督丁汝昌極為不滿，要撤他的職，經李鴻章力保，才僥倖留任，不過光緒對丁的惡感一直沒有消除。
北洋海軍的最後覆沒，與光緒皇帝賞罰失當有直接關係。幾乎從戰爭開始，光緒就不斷下嚴旨，威脅要將那些不敢拼命的海軍軍官“從重治罪”。在光緒的威脅下，著名勇將鄧世昌、劉步蟾、楊用霖先後自殺。
最高統帥丁汝昌承受的精神壓力更大，“惟望死於戰陣”。每次作戰，他都身先士卒，站立在無保護的地方，“恆挺身外立，以求解脱”。在自殺殉國後，丁汝昌仍被光緒“朝旨褫職，籍沒家產”，兒孫流離失所。直到光緒死後才恢復名譽。
在這場戰爭中，光緒的性情急躁、毫無耐心暴露無遺。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完全不是擔當大任的材料。
從主戰迅速滑向主和
翻閲光緒老師翁同龢的日記，很容易在字裏行間發現一些令人吃驚的事實。大部分讀者頭腦中那個清秀、文弱的皇帝，其實有着完全相反的另一面：暴躁、偏執、驕縱。
僅僅從光緒九年二月到六月半年間，《翁同龢日記》就記載了十三歲的小皇帝六次大發脾氣：二月十五日，小皇帝不知什麼原因，在後殿大發脾氣，竟然“拍表上玻璃”，被碎玻璃扎得鮮血淋漓，“手盡血也”。又過了一個月，“與中官鬧氣”，“撲而破其面”，把太監的臉打破了。
小孩子性情不定情有可原，但如此頻繁地大發脾氣，甚至有自殘舉動，絕非尋常。這一方面反映了小皇帝在宮中生活所受壓抑之深，另一方面也説明了這個人脾氣之暴烈非同一般。連翁同龢都感覺到這個孩子的脾氣十分不祥，在日記中寫下了“聖性如此，令人恐懼”。
雖然處在太后的高壓統治之下，但不要忘了，他畢竟是一個皇帝。“皇上”這個地位給人性造成了損害，他一樣也不能避免。
從進宮的第一天起，小光緒就立刻感覺到了身份的變化。紫禁城中的小光緒時時刻刻生活在“與眾不同”的暗示之中。與後世傳説的連宮中太監都可以虐待小光緒相反，“對於宮中許多忠誠的僕人來説”，“抬頭看皇上一眼都是令人望而生畏的事”(《紫禁城的黃昏》)。
雖然在太后面前他必須畢恭畢敬，但只要出了太后的宮門，他所遇到的就是絕對順從。他沒有機會培養正常的耐挫能力。這種環境對孩子的性格不可能不發生致命影響。
在太后面前，他大氣都不敢出。而在自己的宮中，小光緒卻異常地任性、驕縱、暴躁。這一點甚至在朝廷上也不是什麼秘密。光緒年間曾服務於宮中的陶湘在寫給大臣盛宣懷的信中提到這樣一件事：1904年，光緒要太監給自己的卧室安上電話。太監説這種新鮮事物剛剛傳到中國，北京城內尚沒有貨物供應，得聯繫進口才行。光緒登時大怒，限太監一日內找到，否則掌嘴。後來因為怕太后知道，才作罷。
陶湘在信中説：“藉此(事)可知老太太之嚴待非無因也，藉此可知當今之難以有為。實可憂也。且聞當今性情急躁，雷霆雨露均無一定，總之，太君無論如何高壽，亦有年所，一旦不測，後事不堪設想。”
這場戰爭與後來那場著名的改革之所以失敗，與光緒性格中的這種分裂很難説毫無關係。
戰爭剛剛開始時，慈禧太后尚不以為意。進入光緒二十年以來，她的全副心思都用來準備自己的六十大壽上了。然而她做夢也沒有料到，祝壽典禮剛進行到一半，戰火已經燎掉了遼東半島，接下來就要點燃整個大清地圖：1895年2月，遼東全部失守，海防重地大連旅順陷落，北洋水師的大本營威海衞被攻克，北洋水師全軍覆沒，中國海岸防護力量盡失，由此門户大開。日軍海陸兩路，隨時有能力直指北京。
慈禧太后再也坐不住了。在光緒帝手忙腳亂地指揮戰爭之際，慈禧開始秘密召見大臣，謀劃講和。她已經看出，和前兩次鴉片戰爭一樣，這場戰爭清朝毫無取勝希望。
是戰還是和，朝廷上下相持不下。在兩難選擇中，光緒陷入了痛苦的深淵，經受着地獄般的折磨。有生以來，光緒從來沒有經受過這樣大的壓力。他的意志品質難以適應這樣一場意想不到規模的戰爭。繼續這樣一場戰爭需要的是超人的意志力，而結束這場戰爭更需要超乎尋常的現實感和判斷力，這些光緒都沒有。
準備赴日談判的全權大臣李鴻章進京，逼着光緒在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上表態：到底同不同意割地?不割地，和議自然難成;割地，這千古罵名誰能承擔?老謀深算的李鴻章聲稱，他堅決反對割地。“割地不可行，議不成則歸耳。”如果日本人必要割地，“鴻雖死不能畫諾”。連積極策劃議和的太后也反對割地。當聽光緒説朝臣有割地之議時，太后大怒，忿然説：“任汝為之，毋以啓予也。”
光緒的決心下得比人們預料的快。他面召李鴻章，痛快地授予割地之權。光緒現在已經從堅定的主戰派一變而成為堅定的主和派，他甚至比太后更渴望議和。光緒説，如果不割地，那麼“都城之危即在指顧，以今日情勢而論，宗社為重，邊徼為輕。”
光緒現在只有一個心思，那就是快快結束戰爭。只要能結束戰爭，什麼條件他都打算答應。他被戰爭弄得太苦了。
然而，日本提出的條件之巨，還是大大出乎舉朝的心理預期。不但割地要割遼南，還要割台灣全島，並且索要軍費竟然達三億元。李鴻章一閲之下，立刻愕然，他急電北京：“日本所要軍費過高，並且遼南為滿洲腹地，無論如何不能割讓。這兩條中國萬不能從，和約不成，唯有苦戰到底。”
4月3日，光緒召羣臣會議。幾乎全體朝臣都不同意，要求李鴻章全力辯駁，如果日本人不退步，那麼就把戰爭打到底。只有“光緒之意，頗在速成”。
光緒在和議上籤了字，結束了這場大清國有史以來最屈辱的戰爭。
皇帝的間歇性抑鬱症
那些經常接觸光緒的大臣們發現，親政以來，光緒的表現都是兩極式的。有的時候非常振作，諸事用心，精力十足;然而相當多的時候又無精打采，意志消沉，處理政事只是順水推舟，得過且過。
光緒朝的大臣們都熟悉一個引人注目的情況：出現在奏摺之上的光緒硃批，一段時間內字體異常宏大、端正、有力，神采飛揚，而另一段時間則細小、傾斜、無力，經常帶着虛白，看上去軟弱鬆懈。特別明顯的是，後一種字體只有前一種字體大小的四分之一。
如果不事先説明，任何人也不會相信這兩種字體出自同一人之手。在清代皇帝之中，這種情況是絕無僅有的。這説明光緒的情緒經常處於從天堂到地獄般的大起大落之中。
國勢衰微的大清帝國比任何時候都更需要一個堅強的領導者，就像一艘暴風雨中的大船迫切需要一個好船長。然而正所謂“時來天地皆同力，運去英雄不自由”，在清帝國的上升期，上帝簡直像揮霍一樣把頂級精英一個接一個地投入到愛新覺羅氏家族。從努爾哈赤到乾隆，六位皇帝都保持了非常出色的整體意志水平和身體素質。然而，到了大清帝國時運背舛之時，登上皇位的人偏偏也一個比一個差勁。
小載湉可能是清代歷朝皇帝中身體素質最差的一個。如慈禧所説，剛剛進宮時，“氣體不充實，臍間常流濕不幹”。從師傅翁同龢的日記中看，小皇帝身體確實很差，不斷地因腹痛頭疼而請假。從生到死，光緒幾乎都是在連綿不斷的大病小病中度過的，身體常年處於亞健康狀態。
晚清之時，皇族精神上的孱弱也到了登峯造極的地步。巨大的壓力和自身過於軟弱的秉賦，使小皇帝的日常表現越來越兩極化發展。有的時候，他能把自己的精神調動到最佳狀態，把意志水平調動到極高程度，一絲不苟地“學做聖人”，表現得非常振作進取。然而由於先天缺乏剛毅氣質，他難以長時間剋制自己，振作狀態很難持久。一旦受挫，他又會極度失望，心氣因此一掃而光，陷入長期的萎靡不振狀態。
師傅翁同龢也注意到了這個奇怪的現象，他在日記裏記到，小皇帝有的時候精神振作，學習起來勢如破竹。然而，過了一段時間，光緒又會莫名其妙地陷入“不能用心”“精神渙散”“勉強敷衍”“百方鼓動不得”“倦怠遷延”的狀態。翁同龢焦慮、憂愁、嘆息甚至無可奈何。
用今天的話説，光緒患有間歇性抑鬱症。聖王教育使他成了一個完美主義者，一件事情，只有做到完美，對他來講才有意義。他缺乏那種退而求其次的現實主義態度。他的信條是要麼最好，要麼乾脆最壞。要麼傾盡全力，把事情做得盡善盡美;要麼破罐破摔，逃避現實。
他的心理在兩極間跳躍。在消沉時期，他極度厭惡自己，覺得渾身上下無一可取之處。在振作時期，他又相信只要毅然“改惡從善”，堅持到底，一切都會瞬間改觀，自己也會變得異常完美--在“甲午戰爭”和後來的“戊戌變法”等重大歷史時刻，我們能清楚看到這種不成熟的心理模式給國家的前途和命運帶來的致命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