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戰爭留下了很多未解之謎,很多至今在史學界仍無定論,其中最著名的莫過於方伯謙。
正史記載,“濟遠”號管帶方伯謙貪生怕死,黃海海戰中,他目睹鄧世昌率領的“致遠”艦悲壯沉沒,竟率艦逃走,由於逃跑倉促,還撞沉了已擱淺的“揚威”艦。李鴻章一怒之下上奏朝廷,方伯謙被斬首,死時僅41歲。
然而他死後,卻出現了很多不同説法,包括方氏後裔在內的一種説法認為,方伯謙作戰勇猛,率艦退出戰鬥僅是出於戰術考慮,他只是李鴻章等人為推脱失敗而找的替罪羊。華西都市報記者
記者在威海探訪時得知,當地有關部門在整理清朝遺檔時,發現了一份濟遠艦管帶方伯謙家的房契。“從房契上看,當時方伯謙在劉公島上共有28處房產。”海軍史研究會會長陳悦説。
看來,方伯謙不僅是“方跑跑”,還是名副其實的“房叔”。
逃離戰場 撞沉本方艦艇不施救
1894年7月23日,方伯謙作為編隊隊長,率穹甲巡洋艦“濟遠”、魚雷獵艦“廣乙”等抵達朝鮮牙山,接應、護衞清廷運兵船。25日凌晨4時,返航途中遭遇日本“吉野”、“浪速”、“秋津洲”3艦。7時45分,“吉野”開火,7分鐘後,“濟遠”發炮還擊,甲午戰爭中的豐島海戰打響。
戰鬥初期,“濟遠”號還能奮力還擊,但在大副沈壽昌、二副柯建章中炮犧牲後,方伯謙下令“濟遠”號向西北方向開溜,不久就掛出白旗,隨後又升起日本海軍軍旗。逃回威海衞後,方伯謙編造“尾炮退敵”説,謊報“擊死倭提督”,致使“吉野艦沉沒”,連外媒都據此報道。
此後,在9月17日的黃海海戰中,當前方的“致遠”號在鄧世昌率領下悲壯沉沒時,方伯謙竟然帶着“濟遠”號向旅順口方向逃去,慌不擇路之下,誤入淺水區,撞沉擱淺的“揚威”號,且未施救,倒車後繼續逃跑。“揚威”號管帶林履中憤然投海自盡。
9月18日凌晨2點,方伯謙率“濟遠”號最先回到旅順,7個小時後,其他艦艇才回來。其他參戰的北洋海軍軍艦回港後,拒絕與濟遠同泊。
濟遠艦主炮如今成了甲午戰爭博物館的鎮館之寶
旅順斬首 家人劉公島賣房產28處
豐島海戰謊報戰功,方伯謙被李鴻章饒了一命。這一次,李鴻章對他已徹底失望。9月25日,方伯謙因臨陣退縮被斬首,時年41歲。
陳悦説,最近威海有關部門在整理清朝遺檔時,發現了一批有關劉公島的重要資料,其中包括一份方伯謙家的房契。“從房契上看,當時方伯謙在劉公島上共有28處房產。”陳悦説,這是方伯謙被問斬後,其家人來威海處理後事,變賣房產時留下的。
“你看看劉公島上現在一共才有多少房子,北洋水師那會又能有多少房子?”陳悦説,“方伯謙就是一個‘房叔’,説不定當時北洋海軍不少人在島上還要租他的房子住呢。”記者探訪
“濟遠”兩當逃兵 主炮成鎮館之寶
甲午海戰期間,濟遠艦參加了豐島海戰、黃海海戰和威海保衞戰,三戰之中竟有兩戰逃跑。如今,該艦前雙主炮卻成了甲午戰爭博物館的鎮館之寶。
1986年和1988年,經國家文物局批准,曾兩次對“濟遠”艦實施打撈,共出水文物132件組,其中包括“濟遠”艦艦首的2門210毫米火炮(火炮下炮架未出水)。如今,這兩門主炮就安放在劉公島海軍提督署後院。
上世紀80年代初,海軍某部在旅順海域意外打撈到“濟遠”艦艦尾150毫米克虜伯炮等文物,使得沉沒了近百年的“濟遠”艦重新進入人們的視野。經國家文物局批准,由國家旅遊局撥款300萬元,計劃將“濟遠”艦整體打撈出水,修復展出。
1986年,煙台救撈局開始打撈,從5月持續到8月。這次沒能打撈出整艘“濟遠”艦,卻撈出了沉睡海底82年的艦前雙主炮。生產大炮的德國克虜伯公司聞訊,願以每門300萬美元的價格買走大炮。“聽説消息後,博物館原館長戚俊傑跑到救撈局,跟他們説這兩門大炮是文物,不能賣。”對這段內情頗為熟悉的陳悦説,在戚老先生努力下,這兩門大炮最終沒有流失。
1992年,在威海有關部門牽線下,戚俊傑先後5次與救撈局協商,最終以40萬元價格達成收回大炮協議。
1992年7月25日,豐島海戰爆發98週年紀念日,煙台救撈局運送兩門大炮的船靠到了劉公島碼頭。從打撈出水,經過6年努力,“濟遠”艦前雙主炮終於回到劉公島。
公案尋解
逃跑是出於戰術考慮?
“方伯謙無罪論”恐為杜撰
方伯謙生於福建閩縣(今福州),15歲時考入福建船政學堂第一期,畢業後進入海軍。光緒二年(1876),他被選為留學生,到英國格林威治海軍學校學習4年,歸國後歷任“鎮西”、“鎮北”炮船、“威遠”練船管帶。1885年,調管“濟遠”號。
雖然學歷和履歷很光鮮,但方伯謙在甲午海戰中的不堪表現,卻徹底把他葬送。
據統計,方氏家族三代先後有10人服役於中國近代海軍,且多有成就,堪稱“海軍世家”。方伯謙被斬首無疑讓這個“海軍世家”蒙羞,因此家族後世無人認可他是逃兵的説法。
方伯謙無罪三“證據”
第一個證據是一件“血衣”。據説方伯謙夫人上京喊冤時手裏一直攥着一件血衣,是“濟遠”號大副沈壽昌的腦漿鮮血所染,當時,方伯謙就站在他身邊,親眼目睹手下戰死。這件證物百年間被方伯謙後人反覆提及,以證方伯謙的勇武。
第二個證據是光緒二十一年(1895)在上海刊印的《冤海述聞》一書,作者署名“冤海述聞客”。該書多處提到方伯謙,為其冤死鳴不平。書中寫道:“嗟乎!濟遠船回時,不察情形,不經審訊,強加罪名,置之死地。獨不思濟遠受傷大小七十餘處,炮械壞不堪用……且各船得回旅順者,其陣亡受傷尚不及濟遠之多,濟遠非逃,不辯自明……”
濟遠艦上的魚雷
第三個證據是1981年在福建師範大學圖書館發現的《盧氏甲午前後雜記》,該書作者系黃海海戰親歷者盧毓英。該書也提到“濟遠”作戰勇猛:“濟遠當敵之衝,迎擊既久,炮多炸裂傾倒,無以應敵,於是亦逃。”
三樣證據最終都指向一個觀點:方伯謙率艦撤離是出於戰術考慮,李鴻章、丁汝昌拿他當了替罪羊。
史學界質疑“無罪論”
不過,對於方伯謙無罪的“證據”,史學界褒貶不一。首先,一些史學者認為,“血衣”很難説明什麼問題。衣服上的血不是方伯謙的,也許他正是親眼見到戰友死得如此駭人,才魂飛魄散,撤退保命。
其次,《冤海述聞》很難作為標準史料參照。“冤海述聞客”的身份無法確定,不排除是有人委託寫手,根據當時的航海日誌等資料或講述的故事,再收集一些報道和官方文書捏合而成。且書中多處説法不能盡信,如書中提到戰艦撤退原因是“炮械全壞,無可應戰”。但據戰後統計,黃海海戰中,“定遠”、“鎮遠”、“靖遠”、“來遠”等艦中彈皆超過百發,“濟遠”中彈卻只有15發。有人據此質疑:“來遠”中彈225發,尚能夠堅持戰鬥到底,“濟遠”為何不能?
最後,《盧氏甲午前後雜記》的作者盧毓英雖親歷黃海海戰,但他當時主要在艙內,根本沒機會觀測到戰場上的真實情景,其所言大部分都引自《冤海述聞》,真實性存疑。
因為史料無法統一,多數史學者認為,對方伯謙的評價目前還是“維持原判”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