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4年農曆甲申年三月，闖王李自成的大軍攻破北京，三十五歲的崇禎皇帝讓太監敲響緊急狀態下召集官兵勤王的大鐘。可平時那些在朝廷上慷慨激昂的東林黨，無一人出現，早就作鳥獸散了。只有太監王承恩陪在旁邊。真正成了孤家寡人吊死在紫禁城北面煤山一棵槐樹上。
崇禎吊死的時候，太監的評價是“若魏忠賢還在，天下本不會如此的。”文官的評價是：“獨夫授首，何足道哉!”
崇禎皇帝對東林黨的遺恨：朕非亡國之君，諸臣盡為亡國之臣。
可惜，崇禎到死的時候才發現東林黨“偷税漏税”的真面目
在明朝後期有一個“怪現象”——任何國家加強對私人經濟活動控制的政策，任何國家試圖增加工商業税收的行為，都必然遭到他們在朝廷的利益代言人——東林黨堅決一致的抵制排斥，而且這樣的抵制活動，幾乎無一例外的獲得了成功，而且這樣的成功進一步讓他們相信自己的正確性。“不與民爭利，藏富於民”幾乎成了他們無往而不勝的理論法寶，“農本商末”在他們那裏的意思僅僅是你國家要打就只能打農業的主意，你要增加農業賦税，可以商量，你如果想要增加工商業税收，那就休想!“不言利，只言義”，那都是對國家政府，對皇帝説的話，意思是你政府，你皇帝只要説説義就可以了，來説利就不好，就不光彩!
明代的財政在萬曆之前以農業税為主。而張居正改革重在税收，重點從徵收收農業税，轉移到徵收工商業的税收。這自然大大觸動了江南的工商利益集團，在這個背景下，東林黨開始形成。
張居正一死，他們就廢除這個税收制度。想逃税，沒那麼容易!萬曆皇帝心知繼續徵收微薄的農業税，不但國庫不夠用，而且農民也無法忍受。萬曆仍想方設法從江南的資本家中收入税收。由於管理外庫的的户部不接受工商税，只收農業税，萬曆便把工商税收到內庫。這就是所謂的萬曆貪財之迷。而實際上，萬曆三大徵所用的錢，正是內庫的工商税。
通過“廷擊”、“紅丸”、“移宮”三案的精彩演出，東林黨終於在萬曆死後第一次把持了朝政。他們馬上逼迫泰昌廢除了各項工商税收。當時中國各地區的發展及不平衡。江南工商發達，而幾乎不用交什麼税。北方各省的農民則難以忍受高高的税收，一遇到天災更是食不果腹。
正當北方農民水深火熱之時，江南的行商坐賈們又是怎樣一番情景?《金瓶梅》中的西門慶不僅僅是明朝成化以來廣泛流行的房中術和性享樂主義風潮下一位虛擬的集大成者，他的故事更是真實再現了晚明江南“市井販鬻”、“逐末營利”的商業盛景。從中我們可以窺見其時其地，那些為富不仁者的真實面目。
西門慶除了正常的經營方式外，還涉嫌偷税漏税。按照明朝税制，三十税一。《第八十一回韓道國拐財遠遁湯來保欺主背恩》中，韓道國一萬兩銀子的綢緞貨物，應當納税300多兩銀子。但經過税卡時，西門慶啓動關係網，用50兩銀子行賄，得了錢老爺一封人情書信，過税卡時，貨物“兩箱並一箱，三停只報了兩停”，最後貨也不驗，只交了35兩5錢銀子，就矇混過關。當然，事後西門慶還要送一份厚禮給鈔關。大概連交税帶送禮，只花了100兩銀子。來保的貨船從南京來，西門慶又用100兩銀子行賄，備了酒席禮物送給税官謝主事，至少漏税五六百兩銀子。——在這裏，國家吃了大虧，税官得了小利，獲利最大的是西門慶。
然而，遼東戰事吃緊，國庫空虛。怎麼辦!?
正是這種背景下，魏忠賢出現了。怎麼做的，當然是找東林黨人交税。經過幾年時間，國庫開始又充足起來。各地開始出現魏忠賢的生祠。東林黨怎麼坐得住呢!
天啓的死是好機會。崇禎站在了東林黨一邊。東林黨欲殺魏忠賢而後快，然而崇禎只免除了他的職務，令其守陵。魏忠賢憂憤而死，崇禎厚葬之。
東林黨又掌權了。當然，廢除工商税是第一步。
至於遼東，怎麼少花錢怎麼搞。遼東缺餉，愈演愈烈。加上各層軍官的層層盤剝，士兵拿到手的很少，士氣及為低下。明軍的將領天天寫奏摺要錢，崇禎皇帝一籌莫展。東林黨則指責遼東軍官指揮不當，作戰不力，貪污軍餉。節流往往流於道德説教;不開源怎麼行!當然，東林黨不會增收工商税，負擔自然又落到農民身上。
終於，最貧窮的西北農民起義了。還攻進了北京，崇禎自殺。吳三桂引清軍入關，悲劇開始了。
國破家亡，人財皆失，時人短視，瘋狂逃税數十年，自以為佔了大便宜，卻不知這實乃地地道道的自殺之舉，可悲可嘆。
東林黨人一方面指責皇帝與民逐利，而他們自己何嘗不言利?簡直就是對利言到了緇銖必究的程度，國家要想增加一丁點的商業税收都好似老虎拔牙一般困難。類似漢武帝時期那種加強對私人經濟管制，對偷税漏税行為嚴厲打擊的政策，在明朝，那是休想得以成功實施的，連做夢都不要想。
讓我們看看漢武大帝是如果嚴懲偷税漏税者的
在與匈奴的戰爭後，漢帝國的國庫為之一空，漢武帝必須要推出一種創新的聚斂財富手法，才能使戰爭和自己的享樂生活繼續下去。於是，元狩四年(前119年)，他頒佈了“算緡(min)”和“告緡”令。
所謂“算緡”，就是對商人和手工業者徵收財產税，規定商人財產每二千錢抽税一算(一百二十錢)，手工業者每四千錢抽税一算，非吏比者、三老、北邊騎士的每輛車抽税一算，商人的車每輛徵收二算，五丈以上的船每條徵税一算。同時為了避免這些人逃掉商人的身份，武帝還特意為他們另立一户口冊——稱為“市籍”。
在“市籍”中的每個人都要主動向政府自報個人財產，如有隱瞞不報或自報不實的，鼓勵知情者揭發檢舉，這就是“告緡”。
如果不再向下看，我們很為武帝的這一舉措拍手稱快。商人牟利與農夫不同，其所得與所付出在任何時代都不成正比，這樣的人有交納高税的義務。但是，人性是貪婪的，每個人都希望得到的多，付出的少，税越低越好。漢武帝時代的商人不會因為自己少交納了税而感到傷了自尊，也不會覺得自己沒有盡權利而感到害羞。
武帝當然知道這一點，所以鼓勵告發，並且獎勵告密者。凡揭發屬實，被告者的財產則全部沒收，並罰戍邊一年，沒收的資產分一半給告發人，以作獎勵。
但是在執行中，困難還是有的。比如有官員與商人勾結，幫助商人逃税。武帝在處理了這樣的幾位官員後，於前117年，特意任命楊可主持“告緡”。也就是説，專門成立了一個由楊可負責的機構，這個機構如同今天的信訪辦，接納的人就是那些告密者，而工作內容主要是針對被告發逃税的商人。三年後，楊可的工作業績突飛猛進，武帝再申告緡令。一時間，全民上下，尤其是那些受苦受累的農夫得到了向富人報復的機會，他們或是三五成羣，或是單槍匹馬，從帝國的各個角落來到京城，進行告密。
據説，楊可這個部門如同今天飯菜特別可口的特色飯店，來吃飯的人都要提前領號，很久之後才能接見自己。“告緡”的結果，讓漢武帝非常滿意，朝廷得到了以億計的財物，田宅無數，許多商人中產之家只好宣佈破產。
不過，一種制度的目的如果不純粹，那麼，在其執行時，就會被人利用。在如火如荼的經濟告密的背後，往往摻雜了許多人私人目的。比如，有人就通過朝廷鼓勵的“告緡”，把平時的怨家給輕鬆地解決了。當告密如同秦國時已經成為國家法律，那麼，遵紀守法就成了百姓的義務。即使無密可告，因為有激勵因素在裏面，許多人也會找出秘密來上告。
漢武帝以其雄才大略，籌措了雄厚的資金，最終打敗匈奴，攻佔南越、東越(廣東、廣西)，建立了“東西9302裏，南北13368裏”(《漢書·地理志》)，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的西漢帝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