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劇名伶楊月樓的婚姻風波，和“刺馬案”、“楊乃武與小白菜案”等一起，被哄傳為所謂“清末四大奇案”。其實，與其他事件的撲朔迷離相比，這場因官方挾傳統禮法蠻橫介入而導致的風波，它的看點並非情節的戲劇化，而在於從官民話語的對抗和民眾觀念的變革中，深刻反映了宗法社會的基礎被一點點撬動的現實。
楊月樓案件：清朝首次社會變遷衝出權力的禁錮
“只為貪看楊月樓”
京劇名演員楊月樓清末活躍於上海舞台，以小生角色為擅長。楊月樓本人身材魁偉，扮相俊美，嗓音清越，武功精湛，因此每次登台，觀眾均為之傾倒。當時一位文人特在《申報》上發表了一首竹枝詞：
金桂何如丹桂優，佳人個個懶勾留。
一般京調非偏愛，只為貪看楊月樓。
詩中的“金桂”和“丹桂”是當時滬上最有名的兩大戲院，楊月樓即在金桂園獻藝，而於丹桂園登台的則是孫菊仙、黃月山等名角兒，這種互相競爭的格局即是所謂“打對台”。
按詩作者的意思，真要論藝術，楊月樓獻藝之金桂園肯定是比不上孫菊仙等獻藝之丹桂園的，但實際卻是“佳人個個懶勾留”，很難蒙佳人一顧，若要問金桂園吸引佳人之秘訣，原來，她們也對一般的京調也沒多大興趣，之所以迷戀金桂園，原來都是為了“貪看楊月樓”。
説起來，楊月樓能夠讓紅粉佳人施以青眼，還要感謝上海獨具的開放性，須知，當時北京的戲院還不許婦女到公開的戲院裏去看戲，而上海則不然，《申報》發表的一篇文章對此有生動描述，“上海一區，戲館林立，每當白日西墜，紅燈夕張，鬢影釵光，衣香人語，紛至沓來，座上客常滿，紅粉居多。”就因為除了一般觀眾，還有女性觀眾的額外擁躉，楊月樓在上海戲曲界獨擅勝場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然而，偏偏是這種女人緣給楊月樓帶來了麻煩，1873年(清同治十二年)，一代名伶的婚姻風波上演了。
《申報》全程關注了這場風波，其中一篇文章曰《記楊月樓事》，簡要介紹了風波的起因：一位粵商的女兒名阿寶因觀楊月樓演戲，慕其才藝，遂“作書函，並年庚貼，細述思慕意，欲訂嫁婚約。”後由粵女之母王氏作主，經媒妁説和，遂訂婚嫁。但當迎娶之時，粵商族黨以平民嫁“賤民”，有辱門楣鄉風，遂羣起阻攔，並以楊月樓涉嫌“誘拐”訴之於官府。“夫妻方行合巹禮，縣差與巡捕至，扭月樓夫婦”，送至縣署，被亦屬粵籍的縣令以誘拐論處，將楊月樓和該女等分別施刑嚴責，“敲打其(月樓)脛骨百五，批掌女嘴二百”，收監候判。
官府棒打鴛鴦，輿論大為不平
男女談婚論嫁，而且還有媒妁之言，居然還會引起“族黨”鬧事，官方也不惜強力介入，棒打鴛鴦，這種當代人無法理解的事情，就當日情勢而言，卻並不缺乏法理根據。
《大清律例·户律·婚姻》中明文規定，良賤不得通婚。“凡家長與奴娶良人女為妻者，杖八十。女家減一等，不知者不坐。其奴自娶者，罪亦如之。家長知情者，減二等，因而入籍為婢者，杖一百。若妄以奴婢為良人，而與良人為夫妻者，杖九十。各離異改正。”哪些人羣屬於這一條文所規定的賤民階層呢?《清史稿·食貨志》曰：“四民為良。奴僕及倡優為賤。凡衙屬應役之皂隸、馬快、小馬、禁卒、門子、弓兵、仵作、糧差及巡捕營番役，皆為賤役，長隨與奴僕等。”劃在“良民”這個圈子裏面的，就只有傳統社會認定的士、農、工、商這四大階層，除此之外，就都屬於“賤民”。在傳統社會里，一個唱戲的儘管可能因為藝術卓越而被無數戲迷追捧，但在官方語語體系裏，其為“賤民”的天然屬性卻無法改變。楊月樓再紅，但仍然是賤民，就仍然不能娶“良人女”為妻。這就是當日之客觀背景。
如果説官府強力介入楊月樓的婚姻，屬於成文法規定之範圍，那麼阿寶父親的“族黨”干預阿寶婚事，則是一種習慣法。在傳統社會里，宗族的巨大魅影滲透進個人的私生活，被視為當然，早已是一個約定俗成的集體潛意識。在傳統觀念裏，阿寶與“賤民”楊月樓通婚，就不僅僅是其個人的私事，而會影響到整個族羣的面子、聲望和地位，非出手干預不可。而且宗族對個人的影響力，向來能夠得到官方的支持，因為要加強對社會生活的監控，公權非藉助這種族權不可。
如此看來，無論粵商族黨，還是官府，似乎都只是在做一件理所當然的事情。然而，他們卻忽略或曰輕視了另一個事實，這就是晚清之上海正處在日益開放的氛圍之中。
果然，此案一出，宗族勢力和官方的作為遭到了輿論的強烈反彈，上海市民更是議論紛紛，匿名揭貼遍貼於租界內，為此案鳴不平。初於社會中嶄露頭角的報紙則給這些聲音提供了公之於眾的平台，典型者如12月29日《申報》發表一篇署名“持平子”的來信，其中寫道：官方對楊月樓和阿寶的處置，“在粵人以為大快人心，在旁人以為大慘人目。敢問貴館：邑尊(即縣令)究執何例以辦?夫月樓雖不安分，咎實難辭。然就事論事，似尚不比於搶盜。今竟敲擊脛骨，其將以強盜律之乎?”該文認為，月樓與阿寶之婚姻，是“受母命，倩媒妁，具婚書，得聘禮，而後迎娶合巹”，一切符合正常婚嫁程序。在作者看來，“阿寶疑若無罪”，並認為“即令阿寶私通月樓，亦當候其父自行處置”，族黨及官府不應代為懲辦。“故疑此案，覺有情輕罰重之故。”
這封信在報紙上刊出之後，不僅受到質疑和批評的官方大感不快，以粵商為首的主張嚴辦楊月樓的一派也十分憤怒，在報上撰文回擊，他們一方面援引良賤不能通婚的法律條文，另一方面重申傳統道德觀念，認為“月樓一優伶耳，……至微至賤”，並據“萬惡淫為首”的古訓，認為“奸重於盜”，此事乃“姦淫大惡”，應予重懲，現施之刑，不僅不為過重，反而屬“輕恕發落”。聲稱粵人此舉旨在維護風化，“氣節過人，譽之不暇，何毀之有?”並指責持平子“議邑尊妄刑”是“謗毀邑尊”，“悖謬太甚。”
《申報》前後刊出多篇觀點對立的來稿，似乎不偏不倚，其實不然。出自報館人士手筆的《中西問答》一文，已把其真實態度顯露無遺。該文寫道，“有西方人士至申報館笑告，‘謠傳邑侯(上海知縣)欲查訪持平子其人及貴館之主筆欲得而甘心焉。’而餘昨讀西字日報及持平子原稿全文，則其論及此案時，責備邑侯處理此案不當之文字，已被本館刪去大半，已為邑侯深諱矣。其中有楊月樓在問供之先，已將伊拇指吊懸，幾達一夜之久。膀肩兩骨，已為扭壞不能使動。吊懸時並用木枷以困之，將楊頭頸骨緊壓，幾至不能呼吸。後來花費多金使用，才能鬆寬，始得活命。西方國家均無如此之刑罰。”在報館看來，與西文報紙議論此案相比，《申報》所發表的持平子一文已經技術處理，顯得平和多了。而要論實際，清王朝司法之黑暗的和不人道在此案中的表現更有聳人聽聞者，直言“西方國家均無如此之刑罰”。
1874年5月27日，《申報》又刊出《英京新報論楊月樓事》一文，“英京倫敦新報述楊月樓之案曰：上海民間風傳有勢力者請於邑尊，務須將楊月樓置之死地，以雪同人之怒，且許諾之曰：‘若果能殺楊，則賄以二萬銀數’，與此案同時，有名瞿茂和者與人和姦一案，僅仗一百下釋放。楊月樓亦屬和姦案，不但已處嚴刑，且堂上聲稱必欲置之死地。此或系奸民風傳，本館譯之，姑欲使官憲知之，想上海縣尊斷乎不會出此手段也。”與前相比，這篇文章對官方來説，其壓力更大。而報館巧妙的地方在於，它只是引述西文報紙消息，向公眾透露官方和主張重懲楊月樓的勢力正在密謀“將楊月樓置之死地”，然後筆墨一轉，説這“或系奸民風傳”，“想上海縣尊斷乎不會出此手段也”。藉助新興媒體，輿論這種介入公共事務的勢頭有增無減，對遏制官權的肆虐當然是有益的。
楊月樓、阿寶之歸宿
儘管輿論鬨然，媒體也公然對官方表示不滿，但在官威如故、社會觀念也未得到根本改變的國度，當事人的命運曲線還是在舊式的軌跡中滑行。
1874年5月，《申報》刊出楊月樓在松江複審情形曰：聞楊月樓自上海解到松江太府提審，楊磕頭哀求太守伸冤。太守見而憐之，委婁縣知縣複審，婁縣知縣責其二百下，逼其不得翻供，以誘拐良家女子論罪。按例載：誘拐良家女子為妻，照例擬予軍遣之罪。最後官方定讞，楊月樓即以誘拐結案，被判遠徙，所幸不久光緒登位，清廷實行大赦，才得釋放。1875年7月26日，《申報》也及時刊佈了這則消息，説楊月樓判處軍遣罪，適恭遇恩赦，現奉臬憲(各省負責司法之按察司)核明，雖罪有應得，但可得援免之例。乃匯案轉詳撫憲(各省總攬行政的長官即巡撫)，核准奏，專候部復到日，即可釋放而予自新路矣。
與楊月樓終被釋放，按照官方口氣還能“改過自新”相比，阿寶的命運更為悽慘，《申報》報道：阿寶發交普育堂擇配，有一孫姓老人，年已七旬有餘，至普育堂申言，`無妻室，有資產，欲娶阿寶已久。這就是傳統社會里所謂的“官媒擇配”。在官方主持下，一個花樣年華的少女嫁給一個七十多歲的老頭，“族黨”和官方的虛榮心大概都得到了滿足，因為在他們看來，這遠比嫁給一個戲子要令其有面子多了，而且還不會對既定的社會秩序產生威脅性。至於阿寶的想法和願景，又有什麼值得關心的呢?
楊月樓被開釋後，自然還是操舊業以維生計。因其原有的號召力，加上鬧出的廣為人知的婚姻風波，對觀眾可能更具吸引力。戲院老闆也許正是看中了這一點，讓其在丹桂戲園接連演戲三日，結果盛況空前，雖早早就已滿座，但觀眾仍蜂擁而至。孰料這種熱鬧也刺激了官府，知縣怒其招搖過甚，飭差役拿辦。楊月樓事先聞風逃逸，經此挫折，其後來在上海終未復業。據1879年4月30日《申報》消息，楊月樓應北京著名京劇演員程長庚之邀，轉而去北京獻藝，終成一代名伶。
社會變遷衝出了權力的禁錮
在一場官與民、公權與私域的對抗中，官方看似取得了全面的勝利，實則未必。民眾公然通過媒體表達自己的意見，並把對官府的批評和不滿宣泄出來，僅此一點，於傳統社會里豈是可以想象的事情?而從楊月樓案前後，公眾輿論中展現出的思維和觀念之變化，也能夠清楚看出，社會變遷終究會衝出權力的禁錮，官方率由舊章地按照老一套模式來治理社會顯然是無濟於事了。
是否該有良賤階層這種等級的區分，良賤能否通婚，個人能否自由擇配，這些當然是個觀念問題，但就當時而言也是個法律問題。而在管理社會的工具中，法律又往往是最為頑固的，這就是楊月樓案發生後，儘管人們的觀念出現了一定程度的變異，但最終還得由當時法律來制約和規範的原因。這種觀念對法律的衝擊力度的確嫌小了一點，但我們不應忽略，這還是發生在光緒登基之前、古老中國打開國門不久之後的事情。稍有智識者都可以看出一種趨勢：越往後，社會政治經濟的變革就會越迅疾，並大大超出舊的法律條文的調整範疇。在完全無法適應社會需要的現實下，法律乃至整個司法體系的調適和改革乃水到渠成。大詩人樊增祥在其《樊山政書》中就曾經自述斷案經驗曰：“州縣終年聽訟，其按律詳辦之案至多不過十餘起，……其所聽之訟，皆户婚、田土、詐偽、欺愚，貴在酌理準情，片言立斷，不但不能照西法，亦並不必用中律。”“亦並不必用中律”，這不就是把法律條文拋在一邊嗎?這也不是這位詩人型官僚有心違法，或者對下民存心恩賜，而是客觀情勢逼迫他非如此不可。發展到最後，清末的司法改革也就是順理成章之舉了。
當然我們不能忘記，權力禁錮社會幾乎是一種慣性，在這一作用支配之下，公權介入個人私生活也就見慣不怪了。
楊月樓案發生，官府的反思是，阿寶一良家女子之所以會愛上楊月樓，無非因為她進戲園看到了楊唱戲，楊相貌堂堂，加之其所演多為挑逗情慾之戲目，這才會使阿寶生出嫁楊之念。既然找到了官方眼中的惹禍之由，自然會想出以下的兩個動作：因為楊演淫穢之戲，致婦女傾慕，便倡導禁演所謂暴力色情的戲目;又由於阿寶進戲園看戲，引起嫁楊之念，又倡議禁婦女進戲園。兩個動作都由地方官出佈告實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