奴隸建立王朝：從4世紀開始，很可能是受更加猛烈的外部因素影響，如氣候、新的文明因素等，北方遊牧民族紛紛南下。“五胡亂華”開始，中原淪陷。“五胡”一般被認為是匈奴、鮮卑、羯、羌、氐等北方遊牧民族。在歷史文獻中，“五胡十六國”幾乎是中國歷史上最為殘暴無序的一個時期，殺人無數，血流成河，其中以羯胡人石勒及其侄子石虎建立的後趙王朝最為兇暴。中國曆來有平民造反稱王的傳統，而後趙王朝可謂這方面的極端典範，因為石勒連普通平民都不是，而是奴隸出身。
來自東北的鮮卑人於439年佔據中國北方，完全囊括了黃河流域的版圖，史稱“北魏”。這是東北方向的少數民族第一次進入中國的政治視野，它標誌着地緣政治的某種新變化。從此之後，東北少數民族一再成為中國的統治者，這有兩大原因：其一是北方遊牧人善騎，戰鬥力強；其二是在近幾千年內，全球氣候在這個時期相對寒冷，受到極冷寒潮襲擊的東北遊牧人比西北人經受了更為嚴酷的考驗（舊大陸同緯度之上越東越冷），迫於生存壓力，他們只能往南方發展。
歷史上，任何國家或民族都不是單一形成的，也不是單靠純潔就可以保持“文明”的，相反，一些入侵造成的融合可能帶來新的活力與新思維。比如，今天統領全球的西方文明就是由歐洲歷史最短的一個蠻族—日耳曼人最先創造的，如今最發達的國家都集中在這些“野蠻人”的活動區域裏。儘管歷史短並不光榮，但歷史長也不見得是絕對的優勢。實際上，世界上遍佈衰敗落後的古老王國，這説明了新與舊、長與短的複雜性。當然，一再地被野蠻民族征服，文明的積累也必將遭到損害。
定都於洛陽的拓跋氏統領北魏的同時，長江流域易主為宋，建都南京，是為南北朝（420—589年）的開端。宋的開國皇帝劉裕自稱是劉邦後裔，以此宋確認了根脈所繫，表明了對漢文明重新歸宗的態度。
從宏觀上看，文明的一個標誌應該是野蠻殘暴程度的降低，如周王朝繼承了商朝“不能酗酒”的規定，商人所推崇的人殉習俗也在周朝得到遏制；古人對待犯法者以牙還牙，斷人手足等酷刑實屬尋常，到近代社會，人類卻開始思考是否應該廢除死刑。不過，劉裕在歷史上的殘暴卻是聞名天下，吃人在當時的社會已為常事。所以，“五胡亂華”時期的中國文明自然走向倒退。
“五胡亂華”這大約一百年的時間，對於中國古文化的衝擊是致命的。很難説商替夏、周代商是不是同樣經歷過如此的衝擊，起碼我們知道秦始皇統一六國也以殘暴着稱。另外，我們也不會忘記黃帝將蚩尤腰斬後，又將其部落驅趕至千里之外的大西南的傳説。所以，中國的幾千年文明史中可能充滿了類似的衝突與暴亂，而且總體是北人南下的擾亂。
北方的大規模戰亂，一次又一次地將最早生活在黃河流域的文明人趕向南方蠻荒之地，這方面自秦已有所記載。這些南下的文明人不僅促進了南方經濟增長，而且部分人在長江流域或嶺南地區構築、沉澱而成為新的文化羣體，如苗人、客家人，這些人的語言和生活習俗最終與中原故地的人們產生了明顯的差異，因為中原地區受到了一次次地全面深度胡化。
文明重心南移，導致大規模的“衣冠南渡”。文明禮儀在北方盡失，在南方恐怕也“衣冠不整”。中原再建的王朝也不得不“禮失求諸野”，一次次的惡性循環導致中國文明越來越野蠻化。暴力革命的政治傳統與北方草原民族不斷驅逐中原文明南下的雙重災難，動輒將一切文明積累徹底摧毀，也使中國歷史之長變得幾乎毫無意義。歷史之長短與文明高度之間沒有必然的關聯，歷史悠久的文明也可能發達程度很低。我認為主要原因為“風水不利”—東西看交通不便，南北看風口浪尖，兩項相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