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歷史上，若問哪個朝代的税種最多，答案肯定是南宋。朱熹曾直言不諱説，“古來刻剝百姓的辦法，本朝全有”。豈止？南宋還增加了無數新的税種，大到鹽、茶、外貿抽税，小到針頭線腦都打主意，光是“經總制錢”、“月樁錢”、“板帳錢”這三個大項目下就有數百個税種，其瑣碎程度，連當時的官員亦不能遍知。
本來嘛，政府收税，那是政府的權力，只要想出名目來，説出道理來，老百姓還能説什麼，只好交唄。就好比前不久鬧出來的“月餅税”，政府説出理由來了，百姓豈能不交？你不交，那就是不講道理，是刁民，是抗税，是違法犯罪，就要你好看。
可是，凡事總有例外，南宋政府也有收税不講道理的地方。比如，老百姓找衙門打官司，輸了要納税，贏了還得納税，“兩次訴訟不勝要罰交税款，獲勝也要交歡喜税錢”（《宋會要輯稿》），這就是無理收税。老百姓雖然感覺憋屈，但還得照章納税。那麼，南宋政府為何在這一税種上不跟老百姓講道理呢？據趙炎分析，可能跟“息訟”這個司法原則有關。
什麼叫“息訟”呢？就是最好讓老百姓別打官司。南宋政府非常不待見百姓之間出現官司糾紛，大概其出發點，是官府貪圖省事、減少運作成本，也想營造社會的和諧氣氛。
朝廷從源頭上就開始進行預防，如《紹興敕》規定：“諸聚集生徒教辭訟文書，杖一百，許人告；再犯者不以赦前後，鄰州編管；從學者杖八十”；紹興七年九月和十三年八月又兩度重申這一精神，嚴禁教授辭訟。也就是説，只要老百姓不知道如何打官司，他們遇到糾紛就不會麻煩官府。這一招夠損的，當官的想偷懶，就愚民。
那麼，這一招管用嗎？不管用。因為古代官員不光是民之父母，還是道德楷模，老百姓早就知道“有事找衙門”這個理兒。於是，南宋某些地方政府就想出了第二招，讓手底下的人對官司雙方進行遊説，別去衙門，私底下解決。
如寧宗嘉泰二年，有臣僚言：“近日大辟行兇之人，鄰保逼令自盡，或使之説誘被死家，賂之財物，不令到官。嘗求其故，始則保甲憚檢驗之費，避證佐之勞，次則巡尉憚於檢覆，又次則縣道憚於鞫勘、結解，上下矇蔽，只欲省事，不知置立官府本何所為！”（《文獻通考》）這是一説現象，二責其故，算是犀利之言了。看來這一招不管用。
南宋政府又想出第三招，“繁苛法律，官不能遍睹”。這是為難當官的，讓審案子的法官老爺不能完全熟悉法律條文，他們就不能順利斷案子，老百姓自然就不再打官司了。
孰料這一招還是不管用，許多官員審案子並不完全依法，他們不必熟讀法律條文，也能找到判決的依據，即採取“三分依法、七分情理”的司法實踐，大道理還一套一套的，由不得你不服，居然闖出一條“息訟”的新路子，讓執政者哭笑不得。
試舉一案例，來看看這些法官老爺是如何在不依據法律條文的情況下判案子的。《勉齋集》中有一個典型的案例。劉某有三子：拱辰，妻郭氏所生；拱禮、拱武，妾母所生。劉某夫婦死後，兄弟分產，拱辰將郭氏隨嫁田佔為己有，不分與二弟。事經十六年，拱辰亦死，拱禮、拱武訴拱辰之子，要求分郭氏田。案件先後經過縣、州、監司三級共七位官員審理、判決，由於官員們不太熟悉法律條文，最後形成三種結果：鄭知縣、提刑司籤廳認為拱禮、拱武不當分田；吉州司法、知錄判由三子均分；韓知縣、趙安撫則以為應分為兩份，拱辰家得一，拱禮、拱武共分一份。
之所以形成三則判決，趙炎以為這些官員沒有依據法律的規範，也沒有出於“天下公理”（即道德要求），而是體現在“世俗私情”上，是正統價值觀與非正統觀念的折衷。此案之後是否又經他官之手，以及結局如何，已不可知，但僅就判決來看，“息訟”的結果，是不依法，而是依據情理。或是無法可依，只得各行其是；或是有法而未知，依然只能各行其是。
南宋胡太初《晝簾緒論》説：“大凡蔽訟，一是必有一非，勝者悦而負者必不樂矣。愚民懵無知識，一時為人鼓誘，自謂有理，故來求訴。若令自據法理斷遣而不加曉諭，豈能服負者之心哉？故莫若呼理曲者來前，明加開説，使之自知虧理，宛轉求和；或求和不從，彼受曲亦無辭矣。”
用白話説就是，簡單地一判了事，並不能調和官司雙方的實際矛盾。因此裁判時應體民之情，以其能接受信服的道理“明加開説”；這種道理，便是“情理”的表達，是社會普遍認同的價值觀念，是方方面面利益的兼顧，而不僅是法令刻板的內容。
朝廷最後沒有辦法，正好財政上確實也不寬裕，就想到了打官司收税。你打官司可以，但如果兩次裁決都輸了，對不起，請交税，權當懲罰你的“訴訟之過”，誰讓你明知無理還打官司浪費公帑呢？如果你官司打贏了，你高興了，歡喜了，可衙門上上下下辦案子、審案子很辛苦，高興不起來，對不起，你還得交税，讓衙門也高興高興。
這樣一來，老百姓可真不敢隨便找衙門説理了，朝廷的“息訟”目的也基本達到了，自宋寧宗以後，各地民訟案子鋭減，而民間鬥毆甚至羣毆事例則驟增，當時人評價這一現象説：“失在官府，適以起爭。”知道那句“自古衙門朝南開，有理無錢莫進來”形成於何時嗎？恐怕就形成於南宋的“息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