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國，基本都是“裸官”，“裸官”治天下。
這句開玩笑的話，讓人深思良久。眾所周知，“家族主義”是中國傳統社會的典型特徵。因家族而滋生關係，因關係而滋生腐敗，週而復始，讓古代中國的執政者頭痛不已，因此，吏治向來是統治者的頭號課題。説來有點意思，中國古代的吏治，其實是從“裸官”開始的。當然，這個“裸官”並不是現在的通行含義。我只是拿來借用。“裸官”這個詞，在本文中沒有任何貶意。
中國古代，從縣治開始，為官均異地任用，一般不帶家屬去“陪官”，因此，網上有“古代裸官多廉士”的説法，很形象。比如，與海瑞、丘浚齊名的清代官員陳璸，號稱“嶺南三大清官”之一，就是一個典型的“裸官”。陳璸（1665-1718年），字文煥，號眉川，廣東海康（今屬雷州市）人。康熙三十三年（公元1694年）進士，知福建古田縣。他疏議廢加耗、懲貪官、禁濫刑、置社倉、糶積穀、崇節儉、興書院、飭武備等，曾任福建巡撫、閩浙總督等，居官清廉，勵精圖治，布衣素食。其清廉卓絕，可為楷模，聖祖康熙稱為“苦行老僧”。陳璸在外面做官20餘載，“裸官”一個，獨身在外，從未攜帶家眷。兒子想去探望，苦於路途遙遠，缺少路費盤纏，竟難以成行。陳璸也沒有請師爺，只有一兩個僕從，以瓜果蔬菜為食，史稱“官廚惟進瓜蔬”。陳璸是個七品縣令，每年俸祿是45兩銀子，平均每月3.75兩銀子，以其俸祿可以養三個半人，如果把老婆孩子等等帶在身邊，根本養不起。當年，康熙皇帝召見陳璸，曾問官俸夠不夠？他説，從來不覺得有什麼不夠用。別人貪污，主要是生活奢侈，才不夠用。康熙五十七年，陳璸死於福建巡撫任內。死前，他立下遺囑，將任內貯存下來的公款與養廉俸13400餘兩銀，全部上交國庫。
中國古代“裸官”眾多，歸根到底是同古代中國“迴避制度”相關。
迴避制度草創於西漢時期。漢武帝劉徹最先提出異地為官的想法，以此防止裙帶關係滋生，抑制盤根錯節的地方勢力。到東漢桓帝時期，中國第一個關於任官迴避的成文法規“三互法”出台，就是“婚姻之家”和“兩州之士”不得“對相監臨”。比如，東漢史弼，本應出任山陽太守，但他妻子孃家，恰好在山陽轄內，於是上書迴避，後調任平原相。到了宋代，迴避制度明確提出了迴避的具體內容，即親屬迴避、職務迴避、科舉迴避和訴訟迴避。明清時期，迴避制度更加嚴格，明文規定：“凡官員親戚於職事，有統攝或相干者並回避”。明朝則規定“南人官北，北人官南”，只要想做官，就必須穿越半個中國，因而有“千里為官”的説法。清朝法律略有緩和，規定不得本省為官，一旦為官，須到五百里之外的地方上任，稱為“避籍”。這種避籍制度，根本目的，就是讓官吏孑然一身，在轄地舉目無親，避免過多的親情關係。清朝還規定，“若在五服之內，雖住處不同，仍應迴避。”這個任職迴避的制度範圍，包括了宗親、外姻及宗族等，特別是宗族迴避，包括了同鄉情誼關係。這一回避制度，一直沿用至今。
匹配“迴避制度”，古代中國還有相應的官邸制度，也從某種程度上決定了為官之人的生活“不確定性”。南宋學者王應麟曾撰《玉海》，在“官制”一節，他有明確定義：“郡國朝宿之舍，在京者謂之“邸”。“邸”是建在京城，給官員住的房子，故又稱“官邸”。官邸制其實就是一種官員住房制度，是國家為一定級別的官員提供在任職期間居住的住所，從一品到八品，尺寸不同。這個“館”字，有點意思。漢字中，“館”與“官”二字聯繫緊密。《説文解字》稱，“館，客舍也。”而“舍”裏住的“客”,就是大小官員，先秦時期“館”、“官”二字還可以通用。這種“宿舍”,也稱“官舍”或“吏舍”，隋唐叫“賜第”,兩宋叫“公宇”,明清叫“官房”。至於縣令，一般叫“令舍”，配給的房間也很少。《大清會典事例》就規定“六品、七品官給房四間，八品官給房三間”。
這種官員的住房供給制度，有一個關鍵本質的要點：這個住房的產權是屬於國家的，任何官員都沒有產權。只要官員離任去職，就要讓出配給的官邸，騰空供繼任者使用，官邸主人不享受繼承權，官員在任上去世，其官邸也要及時收回，子女不得賴着不走。所以，中國古代為官者鄉土觀念濃，看重祖墳和宗祠，他們心目中只有一個家，那就是原籍的那個家，不論官做到多大，最後致仕，都是要回到故鄉去的。不像現在，官做到哪兒，家就跟到哪兒，根也就植到哪兒，人情關係也就布到哪兒。更有甚者，許多官二代、官三代，都以各種方式居住在父輩、祖輩享受的“官屋”之中，不肯讓出。
古代中國“裸官”現象的形成，還有一個原因，那就是中國曆朝歷代的執政者對於家庭“親情”可能造成的腐敗風險有諸多的明文規範。比如《大唐六典》規定：諸外任官人，不得將親屬賓客帶往任所，以及請佔田宅，營造碾石豈，與百姓爭利。這一規定，禁止外任官人（相對於京官而説的）攜帶家屬賓客至任職之地，防止其家屬與民爭利。唐代法律禁止官員與民爭利，其背後的邏輯是，古代中國士農工商，職業分工清楚，官員有職業尊榮和生活保障，因此古人有“工商之家不得預與士，食祿之人不得奪下人之利”的説法。你既為官，乃食祿之人，就“不得奪下人之利”。
當然，古代中國並非全是“裸官”，有些大致屬於“半裸”。朝廷也並非絕情，一律禁止家眷隨行。迴避制度、家屬隨任、官邸安排，都有彈性規定。品級不同的官員，各朝都有相關的規定。比如，允許帶幾個人，帶什麼人，叫有條件限制。清朝雍正時期，朝廷就規定：旗官赴任，除了未成年的親生兒子允許帶在身邊外，其他兄弟子侄、七姑八姨都不許隨行，“若系親生之子十八歲以上欲帶赴任者，具呈該旗大臣請旨方令帶往”，當然必須請示批准。同時，允許隨任的親屬，則嚴禁兩條，一是不準營產經商，二是不準聯姻攀親。好傢伙，你帶了兒子，如果在任職地買田、經商，絕對不行，在當地聯姻攀親結成勢力更不行。宋代《州縣提綱》中專設“防閒子弟”、“嚴內外之禁”等章節，訓誡官員遵守相關規定，並有隨任親屬“當絕見客，勿出中門”的規定。北宋嘉祐時期，有個河清知縣王元規，當地老百姓流傳一個歌頌王知縣的歌謠，叫《十奇》，“第一奇，民吏不識知縣兒”，這是説，王知縣任期屆滿，當地百姓還從未見過帶在身邊的兒子。這比今天的某些“官二代”的表現，實在是天差地別了。
中國古代的“裸官現象”，也有一些當時的社會現實因素。古代迴避制度，規定異地為官，一般任期還比較短，升遷、留任、調任，２、3年而已。受交通工具限制，加上路途遙遠，赴任少則一兩個月，遠的要半年，攜家帶口極不方便。另外，古人得勢就升，失勢則貶的現象也很普遍，比如，韓愈就有“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州路八千”的詩句，早上還給皇帝上書，晚上就被貶潮州，長安到潮州，相隔萬里，也是典型的事例。最終，辭官致仕，一樣都要告老還鄉，真不如“裸官”省事。
古代中國，在“裸官”問題上，不僅縣令小官如此，封疆大吏也一樣。前名提到的韓愈就是如此。另外，清代《竹葉亭雜記》記載，官至吏部尚書、工部尚書的陳宏謀，是清代廣西籍官員中職位最高，任官時間最長(48年)，歷經省份最多(12省)的大官（清朝大學士王傑曾做過他的師爺），其政績卓著，學識淵博、著述甚豐。他曾寫過一副對聯：“惜食惜衣非為惜財緣惜福，求名求利但須求己莫求人。”這個陳宏謀，基本是一個“裸官”，在外謀官，從不帶家眷到任隨行。他同家人的聯繫，就是家書。另外一位著名的“裸官”是曾國藩。曾國藩一生為大清王朝奔波操勞，嘔心瀝血，從政期間，很少帶家眷隨行。為此，他寫下了大量的家書，一部《曾國藩家書》共收錄了近1500封書信，其中《與祖父書》14通，《與父母書》48通，《與叔父書》9通，《與弟書》249通，《教子書》115通；還另附《致夫人書》、《教侄書》等7通，內容包括修身養性﹑為人處世﹑交友識人﹑持家教子﹑治軍從政等理念。這麼多的家書，至少説明一條，曾國藩同這些人不住在一起，而需要家書來溝通，既寄託鄉情親情，也藉此表達其人生理念和政治抱負，“立德立功立言”，對曾氏後代影響甚大。
著名的“三尺巷”故事的主人，清代開國狀元傅以漸也是“裸官”，其在京城為官，聲名顯赫。他曾加封太子太保，授武英殿大學士兼户部尚書，並纂修《明史》、《清太宗實錄》，充任清太祖、太宗《聖訓》總裁，奉命與曹本榮合著《周易通注》。有一年，家中因為宅基糾紛，修書一封，希望他以勢壓人。收到家人來書，他遂修下一紙著名的家書：“千里修書只為牆，讓他三尺又何妨？萬里長城今猶在，不見當年秦始皇”。家人看後，自感慚愧，主動讓出三尺，鄰居知道後也深感慚愧，也讓出三尺來，於是就形成了今天的六尺巷。傅以漸的後代傅斯年，也是近代名聞天下的著名教育家，曾任國民政府教育部長。當然，也有人説，三尺巷的故事，源於張英（清代名臣張廷玉之父），此處不提。
“為官不過民之器”，這句話是明代著名的清官海瑞説的。既為官，則為僕。這種樸素的為官思想，古人早已有之。今天，中國正在重拳整治吏治，這是讓百姓拍手稱快的事情。中國的廉政，首先應該廉吏，而廉吏的制度建設，尤為重要。古代中國的迴避制度，家眷隨任規定，官邸安排措施，告老還鄉辦法，都是值得借鑑的歷史經驗。
此處有詩一首：何時中國多裸官，為政以德悄悄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