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張騫通西域是中西交通史上的里程碑,太史公用“鑿空”以示張騫開拓之功,此後“西北國始通於漢矣”。漢武經營西域無疑有“廣地萬里,重九譯,致殊俗,威德遍於四海”的政治目的,也有“斷匈奴右臂,隔絕南羌、月氏”的軍事用意,通西域的這些動機已成史家定論,但這並不排斥存在其他動機的可能性。因為人的行為動機本身就具有複雜性,有的明晰,有的潛隱。而帝王的動機由於隨時可以上升為國家意志、體現在經國方略上,私慾不得不被緣飾得冠冕堂皇而變得越發複雜,但通過對史料的分析,我們仍然能夠推斷出這類潛在動機。漢武帝通西域不但有政治、軍事的考慮,也有其私慾——求仙的考慮。
首先,漢武帝出生在一個神仙信仰瀰漫朝野的環境中,這是他一生熱衷求仙的社會基礎。神仙之説起於齊燕,“自(齊)威、(齊)宣、燕昭使人人海,求蓬萊、方丈、贏洲。”此後神仙之説在秦漢之際發生了些許變化,彼世的蹈虛色彩漸變為現世的長生期許。秦始皇稱帝后,曾“遣徐市發童男女數千人,人海求仙人”,形成“燕齊之士釋鋤耒,爭言神仙方士,於是趣咸陽者以千數”的熱鬧場面。經過齊威、齊宣、燕昭、秦始皇等君王的張揚和東方齊燕神仙家的鼓吹,神仙學説蔓延開來。“自齊威、宣之時,鄒子之徒,論著終始五德之運,……鄒衍以陰陽主運顯於諸侯,而燕齊海上之方士傳其術不能通,然則怪迂阿諛苟合之徒自此興,不可勝數也。”神仙信仰的吸引力能讓人“苦身勞形……棄二親,捐骨肉,絕五穀,廢詩書”,可見其對漢初社會的影響之大。漢初盛行的黃老思想也與神仙學説有着扯不清的關聯,“黃老起於齊,神仙之説與黃老通”。漢景帝時期,黃老之學儼然成了皇家子弟的必修課,“竇太后好黃帝、老子言,帝及太子諸竇不得不讀《黃帝》、《老子》,尊其術。”而此時的漢武帝正處於青少年時期。
其次,漢武帝行事尚功利,思想近齊學。而齊學的根底為鄒衍之學,“衍之學蓋陰陽五行家言,齊之儒者多承其緒餘。”漢武帝之世,表彰五經,外攘四夷,內改法度,集中展示了漢武帝“內多欲而外施仁義”的性格。基於這種性格漢武帝一直對祥瑞、符驗、占卜、巫蠱很感興趣,這在《孝武帝本紀》《封禪書》《龜策列傳》中有大量記載。對待生死,漢武帝一直缺少達觀的態度,渴望長生的動機伴其一生。為此漢武帝曾張揚祭祀,據《漢書·郊祀志》載,漢武帝祭祀的次數和規模遠遠多於其他任何一代漢帝。少翁、欒大、公孫卿等方士先後都曾用相似的手段得到漢武帝的恩寵。谷永在《諫成帝微行》中有這樣的描述:“漢興,新垣平、齊人少翁、公孫卿、欒大等,皆以仙人、黃冶、祭祠、事鬼使物、人海求仙採藥貴幸,賞賜累千金。大尤尊盛,至妻公主,爵位重累,震動海內。元鼎、元封之際。燕、齊之間,方士嗔目扼腕,言有神仙祭祀致福之數者以萬數。”
漢武帝渴望長生,企慕仙人的動機甚至影響到當時的許多重大政治事件。其一是封禪。錢穆先生認為:“武帝封禪最大動機,實由歆於方士神仙之説而起也。”其二是年號的設立。年號創始於“獲麟”,“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疇。獲白麟,作《白麟之歌》。”後來定這一年為“元狩”元年,由此倒推上去,把過去的18年劃分為三等份,分別名曰“建元”、“元光”、“元朔”。“獲麟”之後的第七個年頭,在汾陰又掘得一個大鼎,遂改元為“元鼎”。獲麟、得鼎,漢武帝都看作是神仙的惠顧,故有改元之舉。其三是改正朔,易服色。漢初一直沿用秦之《顓項歷》,元封七年(前104),公孫卿、壺遂、司馬遷等上書改正朔,漢武帝企慕“黃帝合而不死”的傳聞,改元“太初”,以建寅月為歲首,服色黃,《太初曆》由此產生。如呂思勉所言:“武帝之崇儒,在其即位之初,而封泰山乃在其後三十年,改正朔,易服色則又在其後,其非用儒家言可知。武帝蓋全惑於方士之言,其封泰山,亦欲以求不死而已。終武帝世,方士之所費,蓋十倍於秦始皇。”在這些重大政治事件的背後都隱藏着漢武帝的求仙動機,溝通西域亦不排除有此種可能性。
在漢武帝以前,求仙的場所多發生在海上,目的是東海的仙山,齊君、燕主、秦王莫不如此。漢武帝又把求仙領域擴展到內陸的名山大川,祭祀足跡“遍於五嶽、四瀆矣。”然而“方士之候祠神人,人海求蓬萊,終無有驗。而公孫卿之候神者,猶以大人之躋為解,無有效。天子益怠厭方士之怪迂語矣,然羈縻不絕,冀遇其真。”尋找新的求仙方式,拓展新的求仙領域變得越發緊迫,而有關崑崙山的信仰恰好可以提供新的嘗試。崑崙山信仰在戰國之際已經同東海仙山信仰交融在一起。據聞一多、顧頡剛兩位先生的考證,崑崙神仙信仰甚至早於東海齊燕神仙信仰。崑崙山上的黃帝、西王母、禹、羿、帝江等神仙之所以能長生久視,“是由於食玉膏,飲沆瀣,漱正陽,含朝露”。但漢人對西方崑崙山的詳細情況所知甚少。《莊子·天地篇》有“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的零星記載;賈誼在《新書,修政》中也曾提及堯帝身涉流沙,經崑崙山到葱嶺以西會見西王母;《山海經》中的《西山經》《海內西經》《大荒西經》中也有一些崑崙山的描述,但也僅僅止於此而已。張騫通西域為漢武帝帶來了新的希望。
西域未通以前,漢人對其瞭解僅限於《山海經》《禹本紀》《易》等書上的零星記載。西域諸國在戰略上對抗擊匈奴意義重大,“漢方欲事滅胡,……因欲通使”,張騫此行的主要目的是説服大月氏牽制匈奴,這一點是沒有疑義的,但除此以外,他是否還肩負着漢武帝別的想法?從時間上來看,張騫第一次出使在建元二年(前139年),此時漢與匈奴尚處於和親時期,漢武帝也尚未親政。元光二年(前132年)馬邑之圍後,和親斷絕,漢匈戰爭才開始。張騫第一次出使並沒有完成聯合大月氏共擊匈奴的使命,但他的西行彙報倒是引起了漢武帝的極大興趣。張騫描述了親歷的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以及間接瞭解的烏孫、奄蔡、安息、條枝、身毒等國的方位、大小、強弱、習俗等。值得注意的是張騫對殊方異物、海外奇談的介紹:“大宛……多善馬,馬汗血,其先天馬子也。”“安息長老傳聞條枝有弱水、西王母,而未見。”其中“(于闐)其南則河源出焉。多玉石,河注中國”的描述與“河九折注於海,而流不絕者,崑崙之輸也”相吻合。這些內容與張騫出使的主要目的本沒有什麼關係,不知是漢武帝在臨行前有所囑託還是張騫曲意投其所好,張騫的彙報使“天子欣然”,並即刻命張騫從西南方向尋找通大夏的道路。而大夏並不是此行的主要目的地,況且西南夷在建元末年曾經營過一段,後來因為事難費巨而終止。“初,漢欲通西南夷,費多, 道不通,罷之。及張騫言可以通大夏,乃復事西南夷。”此時在北方,漢與匈奴的戰事正是最吃緊時,而西域諸國並沒有聯漢抗匈的意願,由此可見大夏諸國對漢武帝的吸引應該另有原因。“廣地萬里,重九譯,致殊俗,威德遍於四海”的背後不排除有漢武帝求仙的慾望。張騫的第二次西域之行從軍事的角度來看,已經完全沒有必要了。對匈奴最關鍵性的戰役——元朔五年(前124年)擊敗右賢王、元狩二年(前121年)收復河西、元狩四年(前119)漠北之役已經結束,“是後匈奴遠遁,而幕南無王庭”,匈奴對漢的威脅已基本解除。此時漢武帝仍然念念不忘大夏,“數問騫大夏之屬”陶並再次令張騫出使,顯然有別的目的。“漢使窮河源,河源出於寞,其山多玉石,採來,天子案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日崑崙雲。”而再次通使西域諸國的目的很可能就是去探尋通往崑崙山的途經。在漢人心中,崑崙山是與東海仙山並列的仙人淵藪。“天之門在西北,昇天之人宜從崑崙上。”這雖是後漢人的記載,但前漢在觀念上也同樣堅信這一點,《淮南子》曾把崑崙山描述成宇宙的中心:“中央之極,自崑崙東絕兩恆山,日月之所道,江漢之所出。”漢武帝探訪崑崙山的路徑是為可能的求仙做準備。這恐怕才是漢武帝通西域的個人興趣之所在。
鑑於黃帝有馭龍昇天的先例,漢武帝對“天馬”也表現出極大的熱情。“武帝好仙,常庶幾天馬來,當乘之往發崑崙也。”張騫對大宛“天馬”的介紹讓漢武帝一直不能忘懷,“天子發書《易》,雲:‘神馬當從西北來。’”為了得到“天馬”,漢武帝“益發使抵安息、黎軒、條枝、身毒國。”“天子好宛馬,使者相望於道。”當聽説“宛有善馬在貳師城,匿不肯與漢使”後,漢武帝“聞之甘心,使壯士車令等持千金及金馬以請宛王貳師城善馬。”遭到拒絕後,太初元年(前104年)“拜李廣利為貳師將軍,發屬國六千騎,及郡國惡少年數萬人,以往伐宛。期至貳師城取善馬,故號‘貳師將軍’。”這也是漢武帝發動的最遙遠的一場戰爭,李廣利初征失利正趕上趙破奴在浞野敗於匈奴,大臣們建議罷擊宛軍,以專力攻胡。漢武帝以“大夏之屬輕漢,而宛善馬絕不來”,“為外國笑”為由,準備繼續增兵再次遠征。這種藉口顯然是牽強的,難道漢武帝初年的和親政策就不怕“為外國笑”嗎?恐怕“宛善馬絕不來”才是漢武帝真正介意的。經過元朔、元狩連年的漢匈之戰,國庫已告罄,此次漢武帝為了伐宛,更是連犯人都用上了。在這隻由傾國之力組成的遠征軍中,有兩個特殊的軍官值得注意,“拜習馬者二人為執驅校尉,備破宛擇取其善馬”。能説漢武帝通西域沒有求仙的考慮嗎?當初,漢武帝得烏孫馬好時,命名名曰“天馬”。太初四年(前101)破宛得汗血馬後,更名烏孫馬曰“西極”,名大宛馬曰“天馬”,並“作《西極天馬之歌》”以示祥瑞,這一年漢武帝56歲。此後,漢武帝對仙人的興趣並沒有減弱,還三幸東海、三封泰山。
從通西域的理論依據上來看,漢武所本乃《山海經》《禹本紀》之類典籍。《大宛列傳》最後有這樣一段文字頗耐尋味:“太史公曰:《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崑崙其高兩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避隱為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瑤池。’今自張騫使大夏之後也,窮河源,惡睹本紀所謂崑崙者乎?故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矣。至《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餘不敢言之也。”司馬遷認為,張騫的出使證明了《山海經》《禹本紀》的誣妄,人們以此書來判斷、揣度西域不見得可靠。但這恰恰從反面説明當時人對西域印象的來源依據正是此二書。還有一段材料也能反映漢人對西域瞭解的依據就是《山海經》。據《後漢書·西域列傳》載:“班超遣掾甘英窮臨西海而還。皆前世所不至,《山經》所未詳。莫不備其風土,傳其珍怪焉。”後漢時期尚且拿《山海經》參照西行的見聞,前漢西行就更沒有其他的參照了。《山海經》本是一部巫書,漢武帝以此為據通西域,恐怕也是求仙動機使然。從後代流傳的《漢武帝故事》等志怪故事來看。漢武帝與崑崙求仙可能存在某種關係。東部海上及內陸的求仙一直沒有什麼着落,所以漢武帝在張騫死後,仍然沒有放鬆對西方的探索,為了保護西行的通道,漢朝在輪台、渠梨等處置兵屯田,以供應往來的使節。這為漢朝的財政增加了不少負擔。且天漢二年(前99年)以來,北方與匈奴的戰事連連失利。百姓負擔極重,民變四起,這一切最終導致徵和四年(前89年)的輪台罪己詔。西域為什麼這麼吸引漢武帝?使他在治國戰略上輕重失序,從而導致晚年的悔過。
在“朕即國家”的專制形態下,帝王的私慾很容易影響到國家政治決策。昇仙的企圖伴隨着漢武帝的一生,《武帝本紀》《封禪書》有大量如實的記載,以至在許多戰略性的事件上,往往也會投下求仙的影子,開通西域亦是其中之一。漢武帝曾説:“嗟乎!吾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脱屣耳。”聯繫這一點,就不難理解當北部戰局接連失利後,漢武帝沒有進行戰略轉移,仍以傾國之力繼續西進。黃帝、西王母、崑崙山、天馬等對漢武帝的吸引對開通西域策略不能説沒有任何關係。史家敍事雖有秉筆直書的傳統,但為尊長者諱也是必不可少的,據説漢武帝當年對太史公為自己作的“本紀”很不滿意,鑑於此,通西域與求仙的直接證據不見載於史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