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男人們呼喊着“毛髮肌膚受之於父母”，而不肯傷及自己一根毫毛的時候，卻被一種近乎變態的性心理驅使着，口耳相傳着女人小腳的千般妙處。“瘦欲無形，看越生憐惜”、“三寸金蓮”、“柔若無骨，愈親愈耐摩撫”。更有人將兩隻嚴重變形了的小腳中部所形成的塌陷形容為“兩輪彎月”，實在是處心積慮到極點了。大儒吳承恩在《西遊記》裏把本是男身的觀音菩薩化為美麗的女子，而且是小足觀音：“玉環穿繡扣，金蓮足下深。”，可見明朝的風氣對小足是何等着魔！明朝時期男子擇偶第一標準就是看女人的腳是否夠小，男子嫖妓也多玩妓女的一雙纖足，因此被戲稱為逐臭之夫。
更有甚者，清朝有個叫方絢的，自稱“評花御史”，又稱“香蓮博士”。對古代女子纏足一事從諸多角度和方位予以分題描繪，可以説是關於中國女子小足的“專着”。同時，它也反映了封建文人和士大夫們對女子“香蓮”充滿豐富聯想意會和封建歷史積累的“審美欣賞”、“審美感受”及“審美要求”。從這個意義上説，《品藻》亦可謂是一部“香蓮美學”之作。如此書中《香蓮五觀》一節説：觀水有術，必觀其瀾；觀蓮有術，必觀其步。然小人閒居工於着，操此五術，攻其無備，乃得別戴偽體，畢露端倪。臨風；踏梯；下階；上轎；過橋。什麼意思呢？方大博士説：觀察大海有術的人，必觀察其波濤；觀察香蓮有術的人，必觀察其步姿。然而小人家居無事，只會掩蓋其壞處而顯示其好處。如果操此五術，攻其不備，就可“取真去偽”，使其端倪畢露。“五術”分別為：臨風之步；踏梯子之步；下台階之步；上轎之步；過橋之步。這可以説是體現他作為“評花御史”和“香蓮博士”水平的一段文字，是教給眾人在什麼時機看女人的小腳可以看到“畢露端倪”的真貨。細想來，這“五術”原本是人的腳最無處躲藏的地方，方絢對生活觀察之細緻，用心之良苦，非常人所能及。
他在書中把女人小腳按照品相高下做了比較細緻的分類：曰“四照蓮”(端端正正，瘦瘦削削，在三四寸之間者)；曰“錦邊蓮”(苗苗條條，整整齊齊，四寸以上，五寸以下的小腳也)；曰“衩頭蓮”(瘦削而更修長的小腳，所謂竹筍式者)；曰“單葉蓮”(瘦長而彎彎的小腳也)；曰“佛頭蓮”(腳背豐滿隆起，如佛頭挽髻，所謂菱角式者，即江南所稱之鵝頭腳)；曰“穿心蓮”(穿裏高底鞋者)；曰“碧台蓮”(穿外高底鞋者)；曰“並頭蓮”(走起路來八字的小腳)；曰“並蒂蓮”(大拇趾翹起來的小腳)；曰“倒垂蓮”(鞋跟往後倒的小腳)；曰“朝日蓮”(用後跟走路的小腳)；曰“分香蓮”(兩條腿往外拐的小腳)；曰“同心蓮”(兩條腿往裏拐的小腳)；曰“合影蓮”(走起路來歪歪斜斜的小腳)；曰“纏枝蓮”(走起路來成一條線的小腳)；曰“千葉蓮”(六寸七寸八寸的小腳)；曰“玉井蓮”(跟船一樣的小腳)；曰“西番蓮”(半路出家之蓮，或根本沒纏過的小腳)。
如果説前面所説的“五術”是一種了不起的發現，那麼，這“香蓮十八名”則稱得上是偉大的發明了，同時也將小腳文學的成就推向了最高峯。
而嚴重跟風的女性們為了這“兩朵金蓮”所暗含的審美趣味則付出了自由的代價。受人尊重的朱熹朱老爺子極力倡導纏足，認為這是天下大治的基礎，因為女人纏了足，便可做到男女隔離、“授受不親”、“靜處深閨”。是啊，連走路都走不穩了，女人豈不就十分“老實”了？然而，正如《夜雨秋燈錄》所稱：“人間最慘的事，莫如女子纏足聲，主之督婢，鴇之叱雛，慘尤甚焉。”這種痛苦，又有誰去“生憐惜”？曾在中國生活了多年的英國傳教士阿綺波德.立德(也作立德夫人)，用女性的細膩記錄下了纏足的中國女孩的悲慘童年——“在這束腳的三年裏，中國女孩的童年是最悲慘的。她們沒有歡笑，……可憐啊！這些小女孩重重地靠在一根比她們自己還高的枴棍上，或是趴在大人的背上，或者坐着，悲傷地哭泣。她們的眼睛下面有幾道深深的黑線，臉龐上有一種特別奇怪的只有與束腳聯繫起來才能看到的慘白。她們的母親通常在牀邊放着一根長竹竿，用這根竹竿幫助站立起來，並用來抽打日夜哭叫使家人煩惱的女兒……女兒得到的惟一解脱要麼吸食鴉片，要麼把雙腳吊在小木牀上以停止血液循環。中國女孩在束腳的過程中簡直是九死一生。然而更為殘酷的是……一些女嬰由於其父母的感情受到了束腳的傷放足之艱難。
英明的康熙大帝曾經詔禁漢人裹腳，違者拿其父母問罪。有個大員上奏説：“奏為臣妻先放大腳事”，一時傳為笑柄(見《菽園贅談》)，可見纏足“魅力”之強大。儘管雷厲風行，收效卻不大，到康熙七年，大臣王熙上奏請求解除禁令獲准，於是民間足之風又大盛，影響到滿族女子也紛紛起而裹足。乾隆又多次降旨嚴禁，乾隆的禁令只煞住滿族女子的裹足之風，漢族民間女子依然裹足如故。近代改革家康有為寫了一篇《戒纏足會檄》，希望家鄉人放棄纏足陋習，並下決心不給自己的女兒纏足。這一舉措使康有為在家鄉受到很大排擠。
英國傳教士立德夫人在20世紀初的中國南方發動了“天足運動”，併成立了“天足會”。在漢口的維多利亞劇院，商會會長親自安排座位，讓政府官員都來聽立德夫人的講演。她的聽眾穿着官服，帶着隨從，端着很大的架子。他們感到，由一個女人來和他們討論一箇中國人敏感的話題——女人的腳，是不可思議的。官員的威懾力嚇得她的翻譯臨陣怯場。幸好一位中文講得極好的傳教士趕來救場，立德夫人的講演才得以進行。立德夫人還藉助權威，她讓人把張之洞反對纏足的語錄用紅紙寫了貼在會場裏，很起作用。她認為張之洞是中國最有學問的總督。在漢陽，她在宣傳集會上，讓放了足的婦女們站起來，她們當着大家的面笑着站了起來，立德夫人便感到她的湖北之行成功了。
她幾乎走遍了中國南方，去了武昌、漢陽、廣東和香港，又去了澳門、汕頭、廈門、福州、杭州和蘇州。這對於一個外國婦女來説，的確需要極大的勇氣。她説，“如果你還記得小時候第一次踏進冰冷的海水時的感覺，那麼你就能體會到我現在動身去中國南方宣傳反對裹足時的心情。對那裏我十分陌生，而裹足是中國最古老、最根深蒂固的風俗之一。”但是她還是一腳踏進了冰窟。纏足這種折磨中國婦女一生的野蠻習俗給她很深的刺激。她得到了回報，許多男人和女人當場捐款參加天足會，表示自己不纏足，也要勸別的女子不再纏足。當然，中國婦女不纏足並非因了立德夫人一人之力，但作為“帝國主義”那裏來的人，她能夠這樣做，是值得稱道的。這一行為甚至直接影響了慈禧太后，慈禧“新政”中的最初幾項改革，就包括在1902年2月1日發佈諭令，説官員可以勸止纏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