楠木軒

光緒密詔之謎:光緒可能並未密令袁世凱除掉榮祿

由 鈄翠娥 發佈於 八卦

  “戊戌政變”前夕,光緒帝感“朕位幾不保”,曾經頒發了密詔要求康梁等人“設法相救”,引發了在政變前夕的緊張“救駕”活動,也是後來康有為保皇、救皇活動的重要憑藉。然而,對於這一重要資料的真偽問題,學術界卻有不同的看法。

  光緒二十四年(1898)四月二十三日,光緒帝下“明定國是”詔,開始變法,此後新舊黨爭逐漸加劇,至七月改官制時已成水火不容的態勢。七月十九日,光緒帝下令將阻撓上書的禮部尚書懷塔布等六位堂官革職,二十日,任命楊鋭、譚嗣同、劉光第、林旭為四品銜軍機章京參與新政。這兩項舉措表明光緒帝要刷新中央機構,任用新人,以推進變法。守舊派為之震驚。慈禧太后立即在頤和園召見懷塔布,詳細詢問情況,並令他暫且忍耐。隨後,懷塔布與內府大臣立山奉懿旨於二十二日赴天津見直隸總督榮祿,“有要商”。所謂“有要商”就是商量太后訓政的事情。

  譚嗣同等進入軍機處,使康有為等維新黨人更加活躍。康有為與譚嗣同等商議,建議光緒帝開懋勤殿,允許維新人士入值其中、討論政事。光緒帝表示同意,並定於七月二十九日赴頤和園請示慈禧太后。二十九日,光緒帝赴園向太后請示,卻遭到嚴斥。因情勢危急,危及到皇位,次日,光緒皇帝頒佈“密詔”。


  據梁啓超《戊戌政變記》載,七月二十八日,光緒帝感到皇位受到威脅,於是賜“密詔”給楊鋭及康有為、譚嗣同、林旭、劉光第等五人。《康南海墨跡》記載了密詔的全文:“朕惟時局艱難,非變法不能救中國,非去守舊衰謬之大臣,而用通達英勇之士,不能變法。而太后不以為然,朕屢次幾諫,太后更怒。今朕位幾不保。汝可與譚嗣同、林旭、楊鋭、劉光第及諸同志妥速密籌,設法相救。朕十分焦灼,不勝企望之至。特諭。”

  這道密詔主要出自康梁記載,然而,政變結束不久,與康有為同為“維新黨人”的王照在流亡日本時就曾指出:現在刊佈的光緒帝密詔,“非皇上之真密詔,乃康氏所偽作也。”而另一位自稱親眼見到過“密詔”的袁世凱在他的《戊戌日記》中也記錄了光緒皇帝的“密詔”:“朕鋭意變法,諸老臣均不甚順手,如操之太急,又恐慈聖不悦,飭楊鋭、劉光第、林旭、譚嗣同另議良法。”顯然,王照、袁世凱所見到的光緒皇帝“密詔”與康有為公佈的並不相同。

  宣統元年(1909)八月,楊鋭之子楊慶昶向都察院呈繳光緒皇帝賜予楊鋭的“密詔”,這一手詔內容是:“近來朕仰窺皇太后聖意,不願將法盡變,並不欲將此輩老謬昏庸之大臣罷黜,而用通達英勇之人,令其議政,以為恐失人心。雖經朕屢次降旨整飭,而並且隨時有幾諫之事,但聖意堅定,終恐無濟於事。即如十九日之硃諭,皇太后已以為過重,故不得不徐圖之。此近來之實在為難之情形也。朕亦豈不知中國積弱不振,至於阽危,皆由此輩所誤,但必欲朕一旦痛切降旨,將舊法盡變,而盡黜此輩昏庸之人,則朕之權力實有未足。果使如此,則朕位且不能保,何況其他?今朕問汝:可有何良策,俾舊法可以全變,將老謬昏庸之大臣盡行罷黜,而登進通達英勇之人,令其議政,使中國轉危為安,化弱為強,而又不致有拂聖意。爾其與林旭、劉光第、譚嗣同及諸同志等妥速籌商,密繕封奏,由軍機大臣代遞,候朕熟思,再行辦理。朕實不勝十分焦急翹盼之至。特諭。”

  楊慶昶所呈繳的這道光緒帝“密詔”,在送至都察院之前外人並不知道,卻與曾經見到過光緒“密詔”的王照、袁世凱等人記述的“密詔”基本相同,和康有為所公佈的“密詔”不僅不相吻合,而且還存在較多不同之處。例如,賜給楊鋭的手詔是令四章京籌商辦法,其中不包括康有為;頒詔之時,光緒皇帝是慮及“朕位且不能保”,情況危急,但還不是幾乎已經不保;籌商的良策以“不致有拂聖意”為前提,並不是不加任何限制的“設法相救”;奏呈辦法仍依照正常奏事之例,“密繕封奏”,而且要“候朕熟思,再行辦理”,並無一切皆由康有為自作主張之説。

  光緒帝頒發了密詔,引發了康梁在政變前夕的緊張“救駕”活動,也是後來康有為保皇、救皇活動的重要憑藉。而現在出現了康有為刊佈的密詔和楊鋭之子呈繳的密詔,對於這兩份詔書的真偽,學術界有着不同的看法。

  一種觀點認為,楊真康偽。理由是楊鋭之子所保存的密詔,是由光緒皇帝頒給楊鋭的,所以受詔者為“爾其與林旭、譚嗣同、劉光第及諸同志等”,而沒有特別點出康有為,且在語氣上更符合光緒皇帝在當時形勢下的心態,此詔的意圖在於謀求一個既可“將舊法漸變”,“而又不致有拂聖意”的萬全之策,儘管這個想法不切實際,卻是光緒皇帝的真實念頭。而在康有為公佈的“密詔”中,光緒皇帝既要變法又不敢得罪皇太后的猶豫心態不見了,被簡化為“今朕位幾不保”,“速密籌設法相救”,並在受詔人名單之首位突出地加上了“汝康有為”,顯然與楊鋭受詔的情形不符。由此,我們可以相信,楊鋭之子所獻密詔是真實可信的,而康有為在流亡海外之後,出於“代後保皇”的政治需要,對密詔作了篡改。

  另一種觀點則認為,康楊皆為偽詔。康有為所奉第一密詔傳本有四,其字句不同,密詔頒發日期有三種不同説法,密詔收到日期有兩種不同説法,而這些日期的差異都出現於康梁的著作內。《康南海墨跡》中所記載的這道“密詔”是康有為抵達香港及日本後寫給李提摩太的一封信裏附錄的。康氏在信中説第一道“密詔”是八月初一日交楊鋭帶來。可在《康南海自編年譜》中又清清楚楚地寫道:此詔是七月二十九日光緒皇帝在頤和園交楊鋭帶出。另外,梁啓超是幫助康有為大力宣傳光緒皇帝“密詔”的重要人物之一,他在《戊戌政變記》中三次提到密詔的發出時間,竟有不同的兩種説法:一是七月二十八日召見楊鋭時,由楊帶出;一是七月二十九日召見楊鋭時“賜衣帶詔”,這一時間與康有為《自編年譜》中的時間一致。由於康、梁皆強調“密詔”為楊鋭帶出,所以此詔與楊鋭關係甚大。可是,據《邸抄》記載,康、梁所説的七月二十八日、二十九日和八月初一日,光緒皇帝都沒有召見楊鋭,倒是七月三十日召見了楊鋭。與康有為所言光緒皇帝交楊鋭“密詔”的時間不符,內容與康有為公佈的也不一樣。

  而“楊詔”不足採信的理由是,譚嗣同的《獄中題壁》原詩,只是王照一個人説出來的,這人後來向清廷投案自首,也是袁世凱力保才免於被治罪,察其氣節,難保在密詔上不作偽證。而且,根據常規皇帝的密詔都須交回軍機處,何以楊鋭能保存下來?據歷史學家房德鄰先生研究,楊鋭的後人解釋為何他能扣下密詔不上交,漏洞百出。後來,“楊詔”交出來了,其間攝政王當政,這麼一來,既提供證據,為光緒皇帝洗脱“不孝”之罪,又能為楊鋭平反。袁世凱也是在宣統年間獻出日記,目的更明顯,攝政王恨死了袁世凱,由於他的出賣,光緒受困瀛台,最後死得不明不白,清王室子弟早有殺袁之心,袁世凱的日記多次辯解,説他一直要保護皇帝,效忠清廷,用心良苦,為的是不使皇帝受維新黨人利用。

  康有為所刊佈的密詔系偽造,學界似成共識。他用之以“救駕”,但實際效果是慈禧對光緒之仇恨終不得解,戊戌之後的許多事與此都有很大的關係。指出康偽造的,首推黃彰健先生,近日茅海健撰文稱讚曰:“黃先生考證的方法十分精巧,他用梁啓超對康詩的注,否定了康有為發佈的各種版本,用光緒帝召見楊鋭的時間,確定該詔發出的時間。整個考證過程顯得舉重若輕,實屬技巧高手之所為。”然而,光緒密詔的真實內容到底為何,仍需要學術界做進一步的研究與考證。